王國維先生早先指出過文學思維或創作的三個境界，著實是老先生身體力行的結晶，妙固妙矣，只不過稍嫌有那麼壹點書齋氣。有想象、有意境，但細算起來，多的是幾分書生意氣，少了些紙外之趣。從我們今天的文學的廣義回觀，那應該是狹義的“學文”者對中國舊文化的造詣而言。對走出書齋、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的文學，我以為大抵也可以有三種境地。

　　這裏不是說壹個人在文學意境追求的路徑上的層次，而是說壹個人在追求作為人的自己，在社會的激流中能否把握自己的三種遭際。

　　第壹種是無奈。古雲“詩言誌”，翻成白話就是說創作和誌向互為表裏。有誌，是生活對妳的刻劃，既有痕有譜，就會發聲於中，不可不言。言錄於文，其最高最諧的表現，暢流而出，下即為詩。出源到流的涓滴之匯，就是這麼種自然的流露。而詩言誌的總結，則是從流上溯的概括，大概是聖人寫作課上講給學生聽的經典，主要是怕他們離題，或者是偏離先賢的成規太遠。這大概是遠古時“政治掛帥”的同壹說法，針砭“為文學而文學”的只專不紅的偏向，或真是聖人原本提倡的方向。既然提倡，就說明至少有兩種可能的偏差，壹種是言不及義，另壹種則是言非由衷。二者都是創作和誌向這兩方面在具體的生活中漸行漸遠的實際表現。到了又必須“出活兒”，又不能隨意，詩不言誌，表現與自我分離的時節，那麼寫作的文人或詩人，該是處於壹種什麼境界──大概只能是無奈了。

　　無奈作為壹種境地，偏偏又不壹定是受逼迫所致。有時候自覺自願地投其所好也可以令人十分地“投入”。熱情之後，有沒有無奈，還要看那僅僅余留的壹點自我是否已經化解到所好之中，投入之余還有沒有原來的誌向。最美好的最群體的投入，如果不算昨天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前日中國的讀書人對官定八股的精益求精的執著與追求。有誰在用高壓迫使他們後浪前浪的回環？有誰用殺頭截肢來督促他們前進？沒有的事。真的懸梁刺股的，還正是這些決心挺身躍上龍門的魚目混珠客。

　　在這條寬闊的八股道上，既沒有詩，也沒有誌，有的只是官制文章，有的只是俯首貼耳。妳若已是此道中人，又還有壹些自然的誌向，妳會不覺得別氣？可妳又無由捷足先退，不是個中人，要為個中事，要我怎樣說法？無奈。

　　當然，我們是假定個中人尚有個中良心。要不然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日子叫誰人先唱好休行？說到無奈，我想史書上可尋的例子很多,但較早期的當數秦時.比如妳不幸高中──當然那時還無科舉之制──官忝三公，又恰於偉大王朝的正統接班人──胡亥的光輝照耀下,與王朝司令部的參謀幕僚們壹起共商革命大計,那該是王的無限信任及期待集妳壹身，多麼喧赫，多麼氣魄。如有詩文，妳不言誌？不料，這時班中出列趙高壹人，硬要指鹿為馬。我們當然也沒有準確的廷議民主投票的統計結果，就免去不另行文。可妳下得朝來，閑坐庭院，妳會何所言何所誌？妳會詩言誌，仗義臭罵奸臣趙閹？不可。妳會詩言誌，痛悔喪失革命氣節，不會。既居個中人，又為個中事，是只蒼蠅也只好吞下。氣酣之余，忘卻無奈，且大書壹章，歌頌英明領袖有了親密戰友的輔佐，歌頌天朝皇熹無垠永享天年，準備明日朝會再吹捧壹回。這就叫，把官樣文章作到家，自願自為，有顏無奈。

　　無奈人作無奈事，原是無可奈何。於是有告退，有封筆，只不過是把無限的無奈壓縮到有限的悔恨中去。我們眼見得三、四十年代的文豪筆將們在擂臺上雖然為了革命大計不至於割愛而去，但壹個個奄旗息鼓，黯聲低首，妳能說他們那麼聰明的人，就都有奈？

　　就現今那些拿著宣傳部的薪水，奉命出牌出言者,天天作些肉骨潤屍的營生,比起在上坡路上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的上壹輩，下坡程中,少見些革命熱情,多睹些腐敗碩果。也是很聰明的人，就不知道民心所向背，也挺立得十分有奈？

　　好在無奈囊括了幾乎百分之百的舊式讀書人，在新生代的文化人中間勢力範圍則窘縮過半。活躍著現代中國文壇的，尤其是漢語網壇的，大多數應該屬於第二種境地，我姑且稱為無聊。就跟鄧大人壹個“搞活”，地也還是那塊土地，人也還是那些農民，壹下子就把農業搞上去,真叫人不知道那麼多年“以糧為綱”,“以農業為基礎”的糧票印刷機，念的到底是什麼邪經壹樣，壹個"不再搞運動"──是否僅為總設計師的另壹計，尚無準數──的招魂幡，壹下子就呼出多少幽魂野鬼，當然，壇無復官家舊文苑，人也不再是號衣下幾羸將，中國文壇馬上變蕭條為昌盛，幾乎壹夜之轉機。多數這些人為什麼，算嘛境地？單單兩個字：無聊，能不是嗎？

　　無聊，怎麼聯得上文學，聯得上“詩言誌”？且不說有聊的，人在聊齋，無聊的，人在齋聊，真的幾多有誌的，與詩於言又無甚緣份.也就中國的老文化系,把所有的人都按貢生捐生壹氣兒地碼在皇城根下，倒做成不言不詩則誌其何存的大框子，叫妳由不得不向“有誌者詩竟成”的大坑裏盲目躍下。無聊之徒，不管甚麼詩種，不管什麼詩品，言而出是第壹位的。而有聊的誌士，或搗股,或鉆營,或升官，或發財，或包二，或陪三，他們正聊得很、聊得意氣風發，聊得他顧無暇呢，哪會有閑似妳這等未入流的？──無聊。

　　有人要反對，說無奈還說得過去，無聊則把詩與誌的辯證關系搞混了，且馬上舉出偉人的詩作多少首來。對，偉人剛好是我劃出的新舊文化線上的舊人，就連他的基本意識形態都是舊的，所以會比畫兩下，不是例外，而是必然.雖說他,千變萬態，腐朽不化，難為神奇，可事理還是不變：有聊的坐中央，無聊的蹲作協，這不也是千古大計，鮮克無終。可有人見過羅貫中披皇袍，趙匡胤跑龍套的嗎？

　　無聊的，行文寫作不是迫於形勢，又不必昧於良心，是在文化開放的浪潮中被湧潮帶起的壹種隨和。最多算是壹種自我表現的方式。偉人不是說過，妳想不叫資產階級自我表現都不行，所以無聊的階級屬性按偉人劃定,斷為大資或小資.很自然，無聊壹定是有產有閑以後的自我表現，前者可以不計多寡，後者則是分秒以加。真正無產的上班族，上廁所都要跑步打卡，會有聊至此？

　　無聊，從另壹方面來看，又首先是社會稍微開放的表征。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年代，親人之間尚且是語錄對話，社論交談，誰人敢有片言只語的誤差，有聊無聊都不敢聊，有心無心都不放心，整天提心吊膽，那種生活是人過的日子嗎？所以看到大批的無聊人士的湧現，我從心底裏稱贊：社會主義好，越人道的社會主義越是好。

　　好就好在只有社會主義才會造就文學的第三境地，說不上是最高境地，只能說是“最少境地”，因為國境以內沒有他的壹塊境、壹寸地。這就是境地之三──無賴。無奈無聊都總有聊賴，多多少少有那麼壹點。無賴就壹定得百無聊賴才行。徹底的無賴，有家不能歸，有國不能投，有親不能省，有友不能靠，妳還能賴在誰身上？如今皇朝聖世，天下清平，妳就是風雪山神廟前切斷了與正牌人間的最後壹縷情絲，五百裏地面上妳也別想有打家劫舍的梁山水泊暫寄壹身。妳若不想假官家之路勞改，只好三十六計，自走為上，踏上自我流放的萬裏新長征。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或多數人曾經能達到無賴的境地，因為壹般人在失落壹切，達到無賴之前，還有那麼壹點自制能力，或最後的對社會對現實求同的能力，來阻止最後的“大滑坡”。哪怕是最後壹小角的共同點上，就可以讓千百人繼續有賴，賴以度日繼年。只有完全的失落，重無所附，身無所系，才會墮落於無賴。而真正的無賴，才是真正的自己，妳沒法在路人的臉上照見自己的影子，妳若不問天問地問自己，有誰又來問妳？妳的思維空間，由他人的避遠而開闊，妳的思維力度，由自身的墮落而深拓。妳的調號，由妳自己的材料鑄定──落魄在空曠中，不過是天遺良機，叫妳得以獨奏以達視聽。

　　無奈無聊者很難想象無賴的境地之深，但是我們可以看見，如果後者竟有誌有詩。這就是我早時讀《楚辭》時的感受。

　　屈原，行吟詩人的先典，雖然不是新式初級階段的自我流放，可他的流放生涯，他的憂患思想，他的愛人之心，他的報國之念，都在他的行他的吟中達到了無賴的極端。他有國，可國對他是寧棄不取；他有君，可君令他永放毋招；他有思，可思對他如割如裂；他有情，可情於他更是不恕不饒。妳可以揶揄他何故要在壹棵樹上吊死，可他竟無賴到連這壹棵可以靠得住的樹也沒有。如果說對戰士是置於死地而後生，那麼對於文人，是不是也有棄於無賴置於流放而後吟？後生尚且有勝利的喜悅相伴，後吟大概只有汨羅江的魚蝦在那裏深深處期盼。

　　在最後的捐軀之前，他有的只是行，他能做的僅是吟。行行漸遠,吟吟至昏,他不是氣球，又不是風箏，好風憑借力，只能將這壹顆卑微的蒲公英的種子，拔離母體，行且淵遠，送到汨羅江畔，送到大洋彼岸，這不明明是要他汲取庭院以外的野性而呼吸霜天之下的靈息？他若不行不遠，不思不吟,不想念得死去活來,不行動得精疲神竭，他最多也就是無聊的水平。

　　社會主義的領袖比楚王更高明的地方，是造就群眾性的流放與自我流放，把《楚辭》的不滅的種子，播向全球的四面八方。楚王容不得壹屈，竟也氣量大到容得起滅國，可國是他孤家寡人的私產，別人誰又能奈其何。不就是國策的壹點點爭執，到今天卻把更多的屈子賈生，拋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門檻之外。可誰有想到過今天的國是共和國，起碼在名義上如此，而且還是人民的共和國，不是秦皇楚王冤大頭的獨家庭院，容與不容憑什麼他說了算。

　　天無孤意。下有愛諫的卿，自以為是地喋喋不休，上還有絕不愛聽的君，自顧自地壹味裏諄諄教導。不愛聽或不耐聽的又剛好有的是權，輕且封嘴，重則流刑，極則革命，管不住關不緊自己嘴巴的，想在紅色恐怖中長賴下去，只怕是良園雖好。壹個個只好無賴壹回，失落在秦山楚水之外。

　　細考之下，原來放逐還是異議分子的優待之列。早先俄國的十二月黨人，不就徒有造反犯上之罪，卻無殺頭流血之刑，不就因為他們大不了還都是些皇親國戚，大水和龍王廟之間的恩怨。那是說放，離逐還差壹條國界。屈原遭放，異議之過；免其壹死，同宗之憫，要不然，尋常老百姓可不是該落得個革殺無論？到現在的聖主明世，我們更已是內舉不避親，外逐不避仇，只要洋人指點壹二，大官人巴不得用放逐二三來抹平自家所謂人權的紀錄.更有流到洋人地面洋羅江的,更省得官差監刑，大家各得其所。所以洋插隊和自放逐壹起，把無聊和無賴的創作隊伍，借皇恩浩蕩之東風，遍撒天涯海角。

　　把放逐與貴胄相聯，無疑與把偷渡及草氓相系是同功異曲，看得出無賴與無產的區別。前者原來是有根有賴的社會上層，只是從樹冠上分枝的時候，因親疏異同而落成歧旁。正因為未曾與普羅大眾混同，所以放逐之聲,從文的分界上看,更近陽春白雪而遠下裏巴人。

　　從放逐與政治的聯系強於其與文學的關聯來看，行吟又多偏重“失意”，較之無聊文學絕不走樣的“失戀”，失落感的輕重緩急其實是相差不遠，但因其著意的對象之龐闊，情之所衷超出了小我的卿卿我我。這使得行吟從遠離政治中心的偏壤，借了文學的感召力，反比廷政賦有更強的政治意味，尤其當這種文學的讀者是權力鬥爭的局外旁觀.而廣義的讀者又因了對人類生活的美好壹面的憧憬,不齒那些當權者的蠻愚行為，行吟文學的骨骼在他們的心目中，就顯得越發聳立挺拔。

　　文學本身，不過是精神的骨架與氣質的肌膚的有機合成。無賴所突出的正氣屈尊於邪惡之座前的歷史情節，附以行吟所唱述的高傲而執著的淺回深哦，有多少文彩都不足以引起讀者的厭足。所以，站在文壹邊的讀者，卻因文中深蘊而難分的故事得到了政治上的感受，進而與吟者產生共鳴。如果這真是簡單平直的文學作品所能產生的效果，那麼，我們的行吟詩人，即使身生前僅有無窮的政壇上的失意，甚或徹底失敗，他的魂靈也應為他的作品的深遠的震撼心靈的力量而聊感欣慰。

　　說了半天文學，怎麼壹拐彎又扯到了政治？那麼文學是什麼時候與政治掛起鉤來，以至於不平的路人，深深地詛咒把文學獎發成了政治獎狀的行為?我以為,是在用政權的威力造成無賴的當兒。借用政治手段把自己的對手置於無賴地位的權貴，當初絕對沒有想到，他的對手在政治上的失勢，會化作如此神奇的華衣，而自己壹瞬間的得誌躊躇，會招致千古的冷嘲及熱罵。妳的放逐、剝奪所余下的無賴的骨架，沒想到是對他最容耀的“擡舉”，反過來，妳的所為，豈不剛好是把妳自己，不是人身的自己，是形象的妳自己，壓低壓扁，打翻在地，又踩上自己壹只腳，若沒有郭才子那樣的某用文人來出面曲意成全,妳怕是永世不得翻身.

　　這才叫，世人有眼，炎涼僅在壹瞬，苦海無邊，榮辱延至萬年。扭曲別人人格的，卻把別人送上大獎的獎臺，因為被扭曲的人格所表現的追求復原的心智，是人類共有的真善美中的壹個側面，必然得到大多數良心的共賞。而受扭曲他人時的反作用力而扭曲自己的，即使妳自己認為是在造神的風潮上騰雲駕霧，妳那點自我扭曲，卻是永遠不會自我糾正的。是留芳還是遺臭，定論何須千古百年，大家不是當下就分割壹清？再說了，我怎麼都不會相信，有妳大張旗鼓的殺人害命，就還想教世人把世界上最好的榮譽，比如和平獎，文學獎都壹股腦地奉獻給妳或妳的的將軍、部長閣下，好叫妳行行好饒了她他們的小命？我想，偌大的七大洲五大洋，世界還沒墮落到那樣的無恥和不公平吧。

　　無聊給我們寫作表現的欲望，無賴卻給他以思考的空間和思索的深度。這就是無賴的絕處。稍小的無賴可以引起社會的變革，更大的無賴可以在文史上墜壹大洞。前者如老鄧，像幹校那樣的小無賴去處，還惦記著上書中央，壹會兒食無魚、壹會兒出無車的報怨。幸好有賴無得，所以才激發了老人痛下決心，大發離騷三兩回，不過與文學無關，全是花言巧語、深刻卓絕的檢討書。可就這點小小無賴，就促成了翻──當然是翻天覆地的翻，不是翻案的翻──騰歷史的動力。後者當然更是古有例、今有轍，要不然，大老遠的瑞典土人能在汗牛充棟的今紙堆裏覓得佳音？

　　我不懂文學，更無由得知洋人霧裏看花的感受，但我從相互比較中知道，無奈不是文學，無聊反正是真假參半的混合，只有無賴中的行吟，才是消沈後的挺拔，喧囂中的清越。讓我再勉強壹比：同等造化的琴弦，無奈是生活的額外沈積加大了固有質量，使它喑啞失聲，即使真出音來，也不再是它原來的制頻；無聊是微風吹拂時的共蕩，頻率可能是對的，但因激發力度稍欠，僅僅是基頻而已，稍嫌單薄了壹些；只有無賴是關東大漢的鏜□之擊，由不得妳把全部身心及所有的倍頻都如數蕩響，聽得如此的音樂，制出妳的材料和制出妳的匠人，才會相視而謝，由衷壹笑。至於別的，我就難探其繁了。只不過還想問：就僅為文學計，朝廷上少壹個士大夫，江湖畔多壹個離騷客，

　　國人是該感謝行吟的屈子，還是該感謝逐客的楚王？

　　無聊壹曲：《行吟》

　　天述晴雲，山疊紅葉。峨冠長鋏，吟哦飄越。跋阜涉江，憂心啼血。癡情難已，於今尤烈。

　　山不在高，有神則靈。 　　車不在速，有站則停。人生如棄，漸遠漸行。仰追南雁，無賴仃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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