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道德標尺上，義是比仁又高壹級的。

　　原本的解釋可能過於老氣，我們這裏換壹個角度來試論。仁，從道德觀念的要求與表現說來，多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特指人主與人民之間的關系。仁者不忍，不忍心看到他人的苦難，不忍心看到上天或自己給子民帶來的災禍，不忍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民的悲痛之上。所以孔子對古往今來的當權派的教導就是壹個字，仁。

　　而義，是包含仁為其子集的更廣的道德標準，是對人世間有形無形的事物的理解，和建立在這壹理解上的原則。通俗而言，就是壹個人做人的準則，就是先把自己的心擺平：是挺是曲，是揚是抑。然後是通過這壹準則，達到更廣義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也只有用義來把持各人的行為，整個社會才能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

　　從那時以下，中國人對義的追求與在義的指導下的實際，構成中華民族得以自豪的正氣，支持了中華民族在無窮苦難中的磨煉。歷史篇章中的重重黑暗腐朽，遮掩不住正氣的透射，場場酷惡陰邪，銷蝕不了老百姓心底的善良。要不然，中國的歷史，除了延續的無義之戰，就全剩下些無義之徒，我們還有什麼顏面，不說是自立、即便是忝列於世界民族之林。

　　可義這好端端的字眼，硬是叫現代漢語磨去了楞角，蛻變為壹個普適字。別的不說，光這“主義”兩個字就張三李四，不管合不合理，仗不仗義，統統稱為主義，社會可以主義，納粹也可以主義，現在更是日本可以主義，中國也可以主義。我也要問問：正在哪裏、義在何方？

　　在人格喪盡，物欲橫流的現代中國，讓我們每個人都來問問：還有沒有正義，道義到底在何方？當我們說正不壓邪的時候，就是說持正義的人反而直不起腰，受世俗社會的反嘲與壓迫，而不義之徒，把握了社會的中樞與命運，押解著全民為他們的末日殉葬。幸好，不要太悲觀，即使象我這樣的民族前途悲觀論者，也不全靠古人傳下來的舊典型來提升自己的底氣。我們之所以能在汙腐中延續民族的命運，就只在於我們還有不染不隨的中國人。

　　六四又見壹周年。紀念六四，悼念死者，討論新中國的前途，這些都是民族大義。但是，今年的六四要提到前臺的是壹個生者，壹個義者。他沒能改變中國人在六四中的命運，他只是用他的挺立，建立了現代的義的壹座豐碑。

　　六四之時，滿天下最不義的是什麼，就是所謂“平暴”，正確的解讀應該是：平空捏造罪名向平民行暴。請問無故殺人殺在天安門大街上，是不是最大的不義？而中國的國情的實質又偏偏是，殺人者成了所謂“共和國”的“英雄”，而行義者翻成暴君的階下之囚。

　　去年此時，我將六四與戊戌相比，想到關鍵時刻投機後黨的袁世凱賣主求榮。他哪裏是賣主，那明明是出賣民族命運，染紅自己的頂戴。我才不在乎他賣主不賣主，有其主必有其奴。我只是不能為求榮二字釋懷。我又不屑言文人之求榮，因為壹時間那鈍刀子不壹定能割出血來。而武人的求榮，可是要人頭馬上落地的！

　　在壹九八九的春夏之交，在勤王的滾滾車隊中，求榮與求義是怎樣劃分，是怎樣衡量壹個軍人的靈魂的？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無榮亦無義？不要騙我，也不要騙妳自己，更不要騙歷史！袁世凱在盤算，把砝碼押在天平的哪壹邊，那是中國最大的“天平”──以天子為壹方，太後為另壹方──而砝碼卻是壹顆顆人頭：押對了是他人的頭，押錯了是自家的頭，袁世凱能不壹身壹身的冷汗直流？新型軍隊的子弟兵們，子弟官們，就不私自掂量？倘若開槍，殺的是老百姓，可不開槍、不殺老百姓，這壹回能叫妳回去？

　　退壹萬步，就算這種掂量不是求榮，不是為了立功授獎，不是為了提幹升官，不是為了火線入黨，那至少也是不要砸了自家飯碗，多少年的軍齡，多少年的苦幹，到這壹步也不容易。我承認，每壹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力，雖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各人的物質的及精神的享受，只是人間的壹根尺，這裏的標度是利。另壹根尺是義，就是說，為了妳的幸福，別人是不是要喪命傾家亡國。

　　我說的壹點也不“現代化”，因為我根本不認為有所謂人性之上的“黨性”。幹嘛不敢說那是妳自己的小算盤，非要隱身與大旗的陰影之下，藏得過不義的天譴，妳又還裹不嚴奴性的心理。明明是利和義的交點，就是不敢說僅取其壹。黨從上到下的德性就是背棄人民，黨性指導下的義和利的選擇，只能是即使自絕與人民，也不能自絕與黨，自絕於體制。沖上大街，有沒有人想到老行當：“槍口擡高壹寸”？看來還真沒有，要不然“暴徒”們怎麼都撞上了妳的槍口。

　　整個勤王的王子兵，王孫官中，只有這壹位，堪稱人民的子弟，他就是自覺地在人民和黨之間，選擇了人民，在切身的利與義之間，選取了義的徐勤先將軍。“王牌軍”、“萬歲軍”三十八軍的軍長，原本應該是持王牌、護萬歲的王黨，俯首貼耳的黨軍，黨的主席或黨的軍委主席手中的壹把刀，胯下的壹桿槍，要由黨來任意揮舞，由主席來肆意扳機。三十八軍的軍史，尤其是“無產階級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現代“軍史”，也不止壹次地標榜了這支嫡系禦林進京“執勤”的豐功偉積。無產階級的軍隊，人民的子弟兵，與統治階級的保鏢，社會的“防暴”武警，有什麼區別？軍裝與警服的區別。各軍“以革命的名義”以軍代警的行當不過是專政暴力的壹部分而已，況且六四以後縮編的職業軍人更搖身易弁都成了武警，從禦外侮的前線轉到禦內誨的刃尖。

　　壹顆入膛的子彈，能抵制從扳機到撞針的激發？難以想象。子彈及槍械不就是這樣設計的嗎？總“設計師”能容忍他設計的慘案破滅在這些人民的“臭子兒”上嗎？以萬壹的機會而論，我們的確就有這樣“瘋狂的子彈”，他不是在求榮的鳴嘯中飛向長安街的街壘，而是喪失“理智”地抵制從扳機到撞針的體制力量。這瘋狂的代價，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前途似錦和纏腰萬貫，在中國這樣株連九族的新型社會，還要加上他的家人子女的壹切。在中國，上街的學生不瘋狂，開槍的軍警不瘋狂，社會的現實把前者逼上了大街，王朝的安定需要後者的放血，唯有這不開槍的子弟兵是徹頭徹尾的瘋狂，脫離了社會的現實，無視王朝的安定，摒棄了自身的富貴榮華，根絕了子女的今生來世，他在誰的眼中都只能是瘋狂的極品。

　　在“平暴”“英雄”加官進爵的慶賀聲中，他得到的是嘲笑與譏諷；在拜將壇的對面，等待著他的，是軍事法庭和人民監獄。在長串的求榮列外，帶鐐長街行的，能真正把頭仰起來直對天空的，可就只有這麼壹位真正的人。現代的圓世凱方世凱們，用不著以他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他們只要在人民的大腿上竄上去撕下帶血的壹條，或者只要吆喝兩聲：“中央軍委命令妳們……”，讓小兵去砍殺，就可以在肩章上多上壹顆甚至數顆閃閃的金星。在與核心共存亡的大共榮圈內，他們的前途真可謂無量，在舊王朝死而復生的功勞簿上，他們為自己按下了不大不小的壹塊人血的手櫻在中國，從古至今，有誰想到，求榮就這麼簡單，而求義就這麼艱難。

　　是的，尤其是今日的中國。求榮者得榮，求義者得義，水火分明，這不正是各得其所嗎？當壹個社會，壹個“現代”社會，把賣身與恥辱標榜在自己的旗幟上，在大寫的、但是倒置的“人民”二字上打上紅叉，整個社會都棄仁拋義，共同腐爛，義還有它的時代意義及現實意義嗎？我們只能說義的傳統在承受最後的考驗，仁者浮桴於海，榮者冠蓋於朝，走不脫、甩不掉的，只好在首都的大街上拔河，比比人心和軍權的厲害。

　　塵土和硝煙之後，社會當然的安定，人民空心的團結，核心超前的穩定，民族無奈的傷哀。我不能說任何人的功過，我只有呼嘯我自己的悲歌。不為逝者，實為生靈。我們看到文人要悟得，悟得徹切；我們也看到武人要求榮，求得血腥。我們的民族的主流難道就只能是血註的紅流？腥臭的汙染？

　　用職業來區分文武人也未免太過簡單，就象我們說過的，手握十二道金牌的，今日還是壹樣的讀書人，看來我們的書真是該焚，我們的教育真是該詛咒，我們每壹個人都真應該是秦始皇。魯先生不幸暴露天機，指明書中只有吃人二字之後，眾讀書人更是把怎樣吃人的門道摸得更加精益求精。用筆去劃去啄還不過癮，更要用刀用槍去割去擊，仿佛中華大地到處都是“千刀當剮唐僧肉”，只怕漏了我壹口。當年紅衛兵的狂熱的“拿起筆、做刀槍”就是壹種“衛道”，軍用皮帶的鐵簪，護不住他們屁股上的八旗尿布；文革中的種種“護法”，更是私刑毒打的吃法，更加上割喉取腎生吃活人中國人的相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當此時節，有誰站起來高呼壹聲：“中國人不吃中國人”？

　　可惜了，半殖民半封建久了，洋人的治外法權之外的肉是吃不著，愚民洗腦多了，被吃的是誰也分辨不清了，吃人場上，萬眾喪魂，千人齊呼：“打倒劉少奇１又可惜了，不維護被吃者的合法權益，就只能是光大吃人者的非法作為，又有誰說過文化革命是非法，非國法、非黨法的王非國法？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可法到了王本位上，就只好是是噎喉的“王非國法，唯民是罪”？所以毛的人肉席宴之後，必然有鄧的人肉宴席。邦著吃的倒了，還有吃著幫，想必是萬肉人為首，要不然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誰都怕得不到赴宴的請柬壹張。

　　我們是不是只好悲嘆未見好義如好榮之類的人心不古了。其實，這不是人心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弊玻似這樣不義的社會，培養訓練獎勵造就的，就只能是悟得者與求榮者的行列，所以我也不能認真地指責那些殺人的“共和國英雄”。說不定，換了廣場上的人披上軍服，軍車裏的換去絕食，六四的悲劇還是壹樣要發生的。從這點說，叫那些槍桿子為子弟兵又是錯不到哪裏去。

　　妳沒法叫文人放下筆桿，偏又見武人放下屠刀！這樣的人，有壹個就已經是中華民族的洪福。因為他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的現役軍人都站在非法非義的壹方，並不是所有的黨員都是黨性醺心。我不知道那軍車中還有多少不殺的人心，但我數數，此軍人不僅是棄榮求義，勤王列中獨壹人，而且是宣告“皇帝沒了外衣”觀者似堵眾愚中的原童身。對中國白食的王們，吃人嗜血的後們，不合作就是抵制，就是反告，而且就是告禦狀，告的就是犯法的皇！

　　雖然我們說過，壹人求義未能抵擋萬人求榮的潮流，未能免除首都平民的死命牌，可我們確實看到，道義的力量是不可抵禦的。越來越多的人在六四在平日，想到了為民求義的徐將軍。而且這種道義的火星，是腐朽體制的摧命符。每壹個人，每壹顆人心，都是社會天平的壹只砝碼。想著吃人，妳就把自己置放到了人間“正道”的壹方，妳就有可能吃得更過癮，更痛快，可妳也有可能被“同誌”們吃掉。只有自己首先不想吃人，並且反對吃人，妳才會把自己的那份力量投在社會“正義”的壹方。

　　天平正在腐氣中搖擺，社會正在按人心重組。我倒是要看看，中國人與吃人的傳統告別的日子還有多遠。中國的老百姓，自古來，等著出聖人、出救星，等著仁政天下，盼著義滿人間，可以想見當年唱《東方紅》的時候可能確是真實感情的投入。但說穿了，那都是希望社會不要大變，真正希望的是自己從人吃變成吃人，或者自己不用動刀，大塊的人肉送到嘴根前，要不然為什麼壹見人肉盛宴還是改不過的踴躍。

　　我們還需要社會的補課，我們還需要民族的自省，我們自己越是渾渾噩噩，仁呀義呀離我們越遠。

　　我說過，悟是各人的心，六四又壹周年，我還要說，義更要是各人的行。悟有不同的法，義卻只緣壹求。徐先生──請直恕我不稱其將軍，因為放下屠刀，他已是無軍之將──的踉蹌入獄，已經用他的行在天平的兩方中棄加分明。他能大義淩然，糞土自己曾是的萬戶侯，我們小民末利，還有什麼割舍不下？為什麼我們要依賴別人的義、求自己的榮？只有所有不吃人的壹起來行來求，我們才會有那壹天──在中國，我們也有真正的

　　義滿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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