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知識分子嗎？

作者：謝盛友

我們需要知識分子嗎？這個提問顯然是多余的。多余的問題被提出來，肯定是我們的社會缺乏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是指那些具有高等學位、廣義上的讀過書的人，而是具有批判精神、能對權力說不、針砭時弊、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公共知識分子。
薩依德（Edward W. Said）曾說，“對權力說不”的角色，讓知識分子頭上閃爍著道德光環。正因為此，人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標準和判斷，往往帶有強烈的道德期許和責任寄望。對政策的批評責任，人們也賦予在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上。然而，在缺乏資源支持的時候，知識分子往往必須依附於體制，形成雙重身份和雙重人格。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描述過學術機制與政治機制的同源性，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相對權力上的統治者來說，是被統治者，但是另壹方面，在學術體制範疇內他們又可能是文化統治者。

我非常敬仰張思之，他是打破沈默螺旋的中國第壹人。
張思之，1927年生於鄭州。北京市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名譽理事長、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顧問、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1947年，他被當時小有名氣的朝陽大學法律系錄取了，他的理想是學外語，將來當外交官。父親聽到消息，就早早把學費匯入朝陽，就這樣入了朝陽學院，開始了他和法律結緣的坎坷壹生。 1948年，張思之入了地下黨，他自己稱“就這樣上了船”。1949年2月，參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以全優成績修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主要課程”。1956年，受命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顧問處。壹年後被劃為北京律師界第壹個右派分子，開始了長達15年的勞改生涯。1972年結束勞改，入北京市垂楊柳二中教書。
改革開放後，他重返律師界，1980年11月12日和其助手朱華榮被指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特別審判案件中的辯護律師（江青要求自辯，拒絕了辯護律師），後來又擔任了李作鵬的辯護律師，長期以來，他擔任了很多重大案件的辯護律師，如1988年大興安嶺大火莊學義“玩忽職守”案； 1994年高瑜“泄露國家機密”案； 2003年鄭恩寵律師“泄密”案； 為中國的法制進程做出了貢獻，被稱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

我同樣非常敬仰許良英，他是公開推動“寬容”普世價值的中國第壹人。
許良英1920年生於浙江臨海。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是中國核彈工程的奠基者之壹王淦昌的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做《科學通報》的編輯。1957年許被定為右派，發配家鄉農村改造。後回北京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科學史、物理學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愛因斯坦的思想、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系、科學史的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的主編之壹。許良英先生壹直致力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進步事業，由於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動，獲得2008年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薩哈洛夫獎。

我同樣非常敬仰丁子霖，她至今仍然有勇氣為中國的人權而奔波。丁子霖1936年生於上海，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發起人。其丈夫為蔣培坤，二伯父為丁文江。丁子霖1947年考進景海女子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95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95年60歲前退休，現居北京。
1989年春北京發生以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敗為主要訴求的遊行，進而發展為絕食抗議運動。壹部分學生留滯天安門廣場。5月19日，為控制局勢，中國政府頒布戒嚴令。6月3日夜戒嚴軍隊強行清場，遂成流血事件，後稱六四事件。丁子霖17歲未成年兒子蔣捷連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被子彈擊中喪生。
丁子霖極其悲痛，聯合其他死難者的家長，要求政府還其公道，並搜集到壹個經過核實的六四死難者名單。北京政府則認定她為美國反華組織工作，並接受非法資助，因此對她進行了嚴密監控。

我們的社會的確太缺乏這樣的知識分子。

寫於2008年6月9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