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思想與政治改革

作者：謝盛友

這篇文章有點牽強，不過，先有郭沫若的“忠君”，後有余秋雨的走火入魔，我不得不寫。

如果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禮、忠君、三綱、孝、仁孝、忠恕、中庸、仁恕”，可能很多人都同意。但是，若說孔子的仁是壹種政治思想，而不僅僅是倫理道德，可能很多人會反對。

“忠君”說的主要堅持者是梁啟超、易白沙、陳獨秀諸先生，這種說法在“五四”時期很盛行。 “三綱”說與“忠君”說實質相同，“三綱”的形成過程是這樣：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韓非，如《韓非子•忠孝》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後西漢董仲舒將其發展成“三綱”，如他在《春秋繁露•基義》中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在東漢的白虎觀會議上，壹些學者正式用“三綱”來解經。

孔子的仁不是倫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將仁的倫理道德升華成了壹種政治思想，從而創立了壹種治國學說。

正如黑格爾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重要命題壹樣，孔子的“克己復禮”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實質上也是革命的。黑格爾的命題曾“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而孔子的命題亦受到了近視的封建領主的感激與同樣近視的自由隱士的憤怒。

“忠君”文化傳統很容易培植“專制主義”。現代中國，我們物質方面有成就，精神上也有收獲，但深入觀察國人的內心，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

民國初期，國人唱的壹首歌其中壹句歌詞是“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孫中山）”；後來另壹首歌開頭是“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再後來很長壹段時期，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更是家喻戶曉。
專制主義人情化，從家人父子出發的三綱六紀，轉換到忠君，又轉換到“天”，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在外國的專制主義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國的老百姓是“子民”。我們曾經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忠君”思想發酵變化，子民不但忠於君王，而且忠於上級，因為子民希望被提拔，希望升官。在威權社會裏，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央的集權無法貫徹到基層。我上個世紀提出“處長專政”的概念，得到很多學者的認同，鄭永年也是這個意思：在集權社會裏中央權力無法貫徹到基層。

“忠君”思想培植出壹種文化：權力膨脹。在威權社會裏，當官的位置是被指定的，而不是被選舉的，所以，有權欲的人肯定要往上爬，爬到最高就是中央第壹把手。當上了中央第壹把手的人，他肯定希望他的權力意誌貫徹到最低層。觀察中國現在的社會，情況往往不是這樣。我相信，胡錦濤溫家寶是願意政治改革的，那麼，中央希望政治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裏？我的回答：在處長。

我們不妨回顧壹下中國政改的歷程：第壹個時期：1978年底到1985年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奠定基礎期。在這壹時期，黨的高層決策機構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慘痛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只有在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結構體系中建立現代民主政體，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個人獨裁。

第二個時期：從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熱點時期。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首次肯定“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個時期：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轉折期。在這壹時期，由於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運動、1990年的東歐劇變和1991年的蘇聯解體，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從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局出發，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註重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保持政治穩定為前提。於是，政治體制改革被相對淡化。

第四個時期：1992年至今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隱性發展期。鄧小平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而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對的。因此，在這壹階段，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處於壹個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和突破口，寓政治改革於經濟改革之中的隱性發展階段。

壹個誤區：政治體制改革會削弱黨的領導，會破壞穩定。
改革阻力來自既得利益群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大量經濟成果，也造就了壹個個的既得利益群體。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緊密地依附在政治權力周圍，形成了壹個個既相互獨立，又彼此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特殊利益群體。在這些利益群體中，既有權力圈以外的利益主體，也有權力圈外的利益主體，但更多的是權力圈內的利益主體。實際上，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隊伍現在正處於壯大中。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權力從上到下都失去制約，黨政官員得不到有效監督，使得當權者可以肆無忌憚地侵吞公有財產，掠奪公共資源。作為這壹特權群體來說，他們本身是缺乏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的，只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政治體制改革，以保全既得利益。另壹方面，權力圈外的既得利益者也不願意失去這種花了高昂成本的依附關系，因此，他們也要保護這種滯後，以保全已獲利益和將來更大利益的產生。正是由於這種既利益群體的阻撓力量過大，使得政治體制改革舉步維艱。
中國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權力改革權力”。權勢階層作為壹個整體，是中國唯壹可以迅速有效地動員起來的有組織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動亂。

章立凡也說：改革阻力來自共產黨內部，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這個問題怎麼解決？1949年的革命把民間社會消滅了，把地方自治的傳統消滅了，變成了大壹統，黨的管制深入到社會的每壹個細胞，如今想把這些東西都改掉，很難了。從基層到中層，甚至省或者部委壹級，各自有各自的利益。我相信胡、溫的改革誠意，但覺得很多人跟中南海不是壹條心，都有自己的利益。在壹個健康的公民社會裏，當官是很辛苦的，不但要幹很多活，還經常被人批評責罵，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哪會像我們今天的千軍萬馬爭當公務員？君主體制下的事比較簡單，對皇帝負責就行，現在要對壹個非常龐大的組織負責。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長江日前表示，中國在現有政治制度下有發展民主的空間，在民主改革的意願上，中央高層是有改革的意願和動力，但顧慮也是有的；到了最基層，地方上政治改革的積極性更大；但改革的阻力在中層，特別是國家部委，他們把很多權力收回來後，權力大了但是並不承擔相應責任，他們沒有太多改革的動力。
王長江曾發表文章，反駁中國搞民主只能導致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的說法，強調發展民主並不必然導致多黨制，壹黨制條件下同樣可以發展民主。此觀點與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發表的有關中共如果不合理分權，就不可能實現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的文章觀點相對立。兩篇文章發表的時間相隔很近，外界多數認為，這是二王在理論上的壹次交鋒。壹個堅持壹黨民主，壹個堅持合理分權。
對於壹黨專制下也有可以發展民主的觀點，王長江說：“壹年來，我有壹些逐漸定型的思路。我覺得壹黨內發展民主的提法是這樣的，按照我們的邏輯框架，政黨是把民眾和公共權利連接起來的壹個東西，因為政黨政治就是民眾和公共權利之間的壹種互動。這就是民主政治。”“這裏的政黨是壹個概念，它到底是壹黨還是多黨，還是政黨和別的東西共同組成的壹個混合體，都沒有固定的模式。”

西方通常認可多黨制，壹個黨只能溝通壹部分公眾，許多黨才能溝通全部。美國認為兩黨就可以了。選擇壹黨的呢，成功的例子不多。為什麼呢？壹黨只溝通壹部分公眾，它又沒有其余足夠的渠道，這樣最終的結果是，執政黨溝通不了全部的公眾，其他黨派又沒有生存的條件，這樣就造成了公眾和執政黨的諸多對立，中間許多公權溝通不起來，沒有足夠繁榮的利益溝通機制。
這說明壹黨很有可能導致這個結果，這就取決於妳壹黨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或者有沒有足夠的魄力解決這個問題，有沒有包容性。過去意識形態沒有包容性，經濟上又搞的是計劃經濟，個人的利益訴求被壓制，這就造成不允許利益溝通，是走不通的。
但是實際上從歷史的發展上看，不光都是失敗的例子，也有個別成功的借鑒。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它執政71年，在它的執政歷史中它起的溝通作用還是很好的。它的成功在於，它第壹承認了階級存在；第二承認了階級之間有矛盾和沖突；但第三，它說，可以把沖突變為壹種合作。怎麼合作呢，通過政黨內部的合作，在政黨內部建立不同的階級訴求體，把社會上最主要的幾大階級全部納入黨裏面。通過黨內的協調，成立若幹機構，壹個機構代表壹個階級，通過機構之間的溝通達到各階級之間的利益溝通。

王長江說，壹黨民主，至少我們說它有這樣兩種解決的辦法，不能說沒有辦法。
王長江說，另外，不用政黨，在過去看來是不可能的，必須通過政黨來溝通，如今看來並不這麼單壹了，因為又出現了其他很多種形式。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如今越來越體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比如媒體、網絡。像這些新興介質的出現，它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政黨的部分功能。還有非政府組織。很大程度上民眾可以通過這些機構和公共權力達成溝通。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設想，起公民與公權溝通作用的既有政黨，又有媒體，又有非政府組織，這幾塊為我們組成了壹個大的政黨概念，即公民參與政治的工具概念。
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結果，我們當然可以達到壹黨領導下的民主發展。因為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下，走多黨制的路子，註定會出現大亂，遭殃的是老百姓。從現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沒有發展民主的空間，我們現在眼前要走的是這壹步。我的觀念是，看現有的有沒有空間，如果有，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的要求下，這個路必須要走的。我和別人不壹樣的壹點是，我認為這個空間還是有的。包括分權監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認為在壹黨的基礎上還是有的。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還是可以做很多的。

王長江說，反對者總要拿那些不是常識的常識來給人扣帽子。按照固有的理論延伸出來，壹黨就沒有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民主的選舉，沒有民主的選舉就沒有真正的所謂的民主。這個簡單的線性邏輯黨外的壹些人和黨內壹些保守派思路都是壹樣，只不過朝著兩個方向，理論出發點都在壹處。

“事實上，我們這些年在實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來自這兩個集團的阻力是壹樣的大。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如壹黨和多黨的關系，民主和西方民主的關系，選舉和競爭選舉的關系，就是回答這些年來自這兩個集團的聲音。認為壹說到民主，就是西方民主，黨內左派以此為依據叫囂，黨外人士也同樣說風凉話，說所謂的民主就是西方民主，就得照搬，市場經濟都照搬了，民主制度為什麼不照搬。”
王長江表示，現在不是要不要政治體制改革，而是怎麼改的問題。也不是突破口的問題，而是怎麼整體推進的問題。已經是青山遮不住，大江東流的勢頭。整個黨面對的壓力都是有的，但到了各個層次壓力是不等的，最高層壹塊，最基層壹塊，中間是壹塊。如果執政黨希望不要遭到失去執政地位的風險，就必須考慮這些。必須得改，上層的動力是有的，但顧慮也是有的。
到了最基層，地方上，政治改革的積極性更大。最基層的壓力直接來自於民眾，很多中央的政策要落實到這裏，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基層的黨幹部，而且基層的黨員還得面對另壹個現實，有責任而沒有權力，權責不平衡。
最上層和基層都有政治改革的極高訴求，阻力在哪裏呢？阻力在中層，特別是國家部委，他們把很多權力收回來後，權力大了，但是並不承擔相應責任，他們沒有太多改革的動力。
因此現在的局勢是黨內改革兩頭的動力都很足，但是中間層的動力不足，形成兩頭拖著中間走的態勢，因此政治改革是壹個牽涉方方面面的問題。
 

寫於2008年6月11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