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心的痛楚化成歌聲

        ———周雲蓬和他的民謠

       茉莉

  聆聽周雲蓬，不必要有壹雙音樂的耳朵，只要讓我們易感的心，跟著寂寞的他壹起去流浪。這位自九歲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於北京圓明園開始賣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馬、高漸離等盲藝術家壹樣遊走他鄉。他的歌聲如此悲愴：“這時我們離家去流浪，長發宛若戰旗在飄揚，俯瞰逝去的悲歡和滄桑，扛著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

  每次聆聽周雲蓬，我總是想哭。吉他的撥弦聲如山間泉水叮咚，他磁性而厚實的嗓音，帶著平靜、憂傷而深沈的力量。周雲蓬的歌聲並不張揚，但人心中某處柔軟的地方，就在他那娓娓道來的敘述中給觸動了。我們和戴著特大墨鏡的歌手壹道，面對慘淡的人間真相。

   ◎ 最具人文精神的中國歌手

  音樂是各種藝術中最抽象的壹種，但它也可以體現對人類苦難的關註。音樂的人文主義精神，主要是透過歌詞的文字描繪，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同時，運用旋律、和聲、節奏、不諧和音以及半音體系來配合詞句，表達人的感情。

  周雲蓬的歌聲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中國孩子》。此曲如魯迅“救救孩子”的呼聲壹般震撼人心，表現了強烈的批判現實精神。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的盲人歌手，用耳朵和心靈感受社會低層的悲慘現實。他的控訴，聲聲帶著血淚：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裏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變成了壹筐煤,妳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妳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兇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在幽咽中最後爆發的歌聲，伴以孩子們童稚的聲音，形成壹種強大的人性的力量，為當今中國壹系列慘案留下歷史的記憶。周雲蓬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孤獨而悲苦地傾吐底層人民的命運。多少聽眾為他的歌聲潸然淚下，顫然心動。

   周雲蓬歌詠底層，他本人來自底層。身為盲人的他飽受社會歧視，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被騙，想要做盲童學校的教師也被排斥，無路可走，他只有賣唱壹途。中國孩子險惡叢生的生存環境，周雲蓬感同身受，他心裏郁結的情感，需要用音樂表達出來。也許歌謠中的人文關懷並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但這種具有公共言論性質的歌詞，能引起人們的震動與關註。
  
  當中國流行歌曲大都虛飾柔靡、陷入卿卿我我的情愛悵惘之中，周雲蓬堅持歌以載道，將讓人心的痛楚化為歌聲，以激情而憂傷的赤子之心承擔社會責任。《失業者》壹曲訴說著：“每個日子都是星期天，每頓飯都是最後的晚餐，每張床都是臨時的客棧，幸福總在街角的轉彎處。”小人物在時代變遷之中的失落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 繼承中國諷喻詩歌傳統

  周雲蓬的壹些精美的歌謠是他自己作曲填詞的，他既是壹個歌者，更是壹位有深度有水準的詩人。他繼承了了中外詩歌的優秀傳統，其中最顯著的是諷喻詩歌傳統，這壹類詩歌反映現實生活、關註民生、體現文學的社會功能。

  例如，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杜甫提出的“即事名篇”，即如實記錄社會事件。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周雲蓬說：“社會就是我研究、琢磨的壹本書。” 他把讀社會這本書的感受和心得，紀錄在他的歌詞裏。

  “妳呀美麗的小白領/ 可別瞧不起人大民工/ 民工雖然不太衛生/ 總比很多人心要幹凈”“誰敢把窮人打暈/ 誰敢拿豆包不當糧食/ 窮人急了可會咬人/ 咬完男人還要咬女人”（《黃金周》）“買了壹套房子，花了三十多萬，買房子的錢，全靠銀行貸款。……我努力地還，我拼命地還，我要壹直還錢，我要還清這貸款。直到有壹天，所有的錢都還完了，頭發也就白了，嘴裏沒有牙了。”（《買房子》）

    至今為止，沒有壹位當代中國歌手像周雲蓬壹樣，如此細膩地描繪人們日常生活的艱辛與無奈。在官方渲染的“和諧社會”中，周雲蓬這類“窮人急了會咬人”的歌詞，是如此的不合時宜。這令我們憶起中國古代的壹些經典詩歌名作，如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同時，周雲蓬也深受西方文學的熏陶。過去他曾用按摩賺來的錢，雇人讀書給他聽，現在他在電腦上用盲人專用的軟件讀萬卷書。他的歌詞創作，和蘇格蘭詩人彭斯有異曲同工之妙。彭斯撰寫的民歌富有音樂性，表達平民階級的思想感情，被評價為：“哪裏有罪惡，哪裏就有他的歌聲。”

   ◎  “中國的迪倫”生不逢地

  背著吉他走遍大江南北，周雲蓬的演唱在各地受到歡迎，人們打開窗戶為他鼓掌，有時甚至有上百聽眾和他壹起合唱。他的民歌風，他的音樂魅力和反抗精神，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歌手迪倫（Bob Dylan）有相似之處。
  
  迪倫曾以他鄉村風味的搖滾民歌，作為詩人革命者蜚聲美國，被譽為“美國的良心”。1963年，他曾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民權運動遊行中，高唱多首爭取民權的歌曲。馬丁·路德·金也在這場合發表了著名的“我有壹個夢想”的演說。

  和周雲蓬總是吟唱悲劇性小人物壹樣，迪倫歌曲中的主角，也經常是窮困的鄉巴佬，流浪的吉普賽人，以及被欺淩被侮辱的黑人。例如，“我聽說壹個人餓死，我聽到許多人的笑聲；/ 我聽說壹位詩人的歌死在貧民窟裏。”“紐約鎮冬天的時候，大雪飛旋狂風怒吼，此刻走向何處，有人凍得寒徹骨頭。”

  兩位歌手都善於融合詩歌與音樂，賦予他們的演唱以社會意義，但他們的命運卻截然不同。迪蘭在全球賣出壹億多張唱片，擁有壹大群追星族或迪倫迷。瑞典皇家音樂院頒給迪倫“北極音樂獎”，其贊頌辭說：“借助他的樸素的、誘人的音樂手段，他表現出壹種巨大的感染力，激發我們去質疑最強硬的政治勢力，去反對壹切形式的偏見，同時對弱小的不幸者給予不斷的支持。”

  而周雲蓬來自底層的嗚咽的美麗歌聲，卻無法像美國的迪倫壹樣廣泛流傳。中國的唱片工業仍然受政治的影響，周雲蓬演唱的壹些曲名就足以讓有些人皺眉頭。時不我與，在追求奢侈品和小資情調的物資主義時代，人們空虛而冷漠地樹起自我的壁壘，周雲蓬哀傷的歌聲，只能感動那些本來就富有同情心的人。

  這位抒情的盲歌手仍然在各地咖啡廳和酒吧流連，壹唱三嘆婉轉纏綿：“期待更好的人到來/ 期待更美的人到來/ 期待我們往昔的靈魂附體/ 重新回來。”（《不會說話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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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