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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瑞士的公民投票

俞力工


              評瑞士的公民投票

     俞力工

  本年1129日瑞士舉行公民投票,以57.5%的多數,通過反對伊斯蘭社團為其清真寺建立宣禮塔的議案。揭曉後,引起歐盟國家的廣泛爭議,當然也免不了受到伊斯蘭教國家的抨擊與抗議。譬如,土耳其總理便呼籲伊斯蘭教國家將儲存瑞士的資財撤出,同時建議集體抵制瑞貨。瑞士政府的處境十分尷尬,既然“民意”如此,政府唯壹能做的事便是盡量減輕外傷。

 

  照理,瑞士與其他歐洲國家壹樣,均系標榜宗教自由國家。數十年來,瑞士的伊斯蘭教群體人數已多達40萬之眾,相當總人口的5%,而且現有的清真寺與禮拜場所也達160個之多。為何如今會拿宣禮塔的建築與否大做文章呢?該問題還得從50年前說起。

 

  中西歐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殘之後百廢待舉,直到1950年代末才初露經濟起飛跡象。此際,考慮到本地人口增長率過低,不敷經濟成長的需要,如不及時引進外國勞工,資金就有外流之虞。引進外籍勞工的好處不止於解決勞動力匱乏問題,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多可立即利用,省去了大量的養育、教育投資,此外其所得稅也可填補退休金的不足,由是增加政府的財政能力。當然,出於穩定外籍勞工的情緒和人道考慮,自然也得優先放寬其親屬的居留。這麼做,反過來也對促進社會和諧、融合與人口增長有所助益。

 

  筆者早於1960年代中期即抵達歐洲。記憶中,那是個歐洲人從廢墟中站立起來,向全世界表現其開放、文明、講理、自信、達觀的“高峰期”。1970年左右,當第100萬個外國移民取得德國居留時,德國政府甚至還隆重地向此人捐贈壹輛摩托車,以示對外國人的歡迎。彼時,街頭上有色人種與本地男女勾肩搭背的情景極為平常,許多父母甚至為兒女締結異族婚姻而得意洋洋。外國學生不時受邀參加旅遊參觀活動,走進啤酒館也少有自掏腰包的機會。無可諱言,那是個歐洲人展現他們最美好壹面的黃金時代。

 

  及至1970年代初期,中西歐出現失業問題,各地區學生運動、罷工活動風起雲湧,再加上石油輸出國家以擡高石油價格制造了“石油危機”,突然間人心惶惶便出現了對外籍勞工不甚友善的言論。到了1980年代中期,盡管此時西方經濟已渡過“石油危機”難關,經濟不斷蓬勃發展,同時冷戰又出現緩和跡象,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在美、英兩國的帶領下,西方不同程度地推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扼要地說,系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同起來,要求社會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臺;同時又為了節省資方的開銷、增加利潤、擴大市場,主張削減百年來建立的壹系列“社會福利措施”。為達到此目的,美、英兩國率先削弱工會、裁員減薪、加強勞動強度、以臨時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輕工頂替高齡工、降低企業稅、拍賣公營企業、以公司短期效益決定員工酬勞和經理人員的獎金、以大股東的收益多寡決定公司的結構與經營取向;此外,還在國際上以促進“全球化”名義,透過“世貿組織”,要求各成員國對進口商品進壹步降低環保、衛生管制標準(這些標準往往通過各國議會立法),放寬工、農、文化商品市場,並開放包括金融、旅遊、教育、保險、保健等服務業市場,同時還以經、貿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貿組織的國家與任何抵觸世貿組織規定的成員就範…

 

  這壹系列措施,至少引起兩個嚴重結果,壹是右派政黨為轉移視線,把勞資矛盾激化的原因推諉在外籍勞工與移民身上,且由於外國人多無民意代表與投票權,便處於任憑宰割的地位;其次是金融投機市場不斷擴大與泡沫化,終於引發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

 

  過去,在漫長的冷戰時期,眾多的外籍勞工與移民與客居地人民和平共處,從來不見任何嚴重沖突。冷戰結束後,尤其是推動帶有“反伊斯蘭教”性質的“反恐戰爭”之後,無論是“社會融合”、“風俗習慣”、“服飾打扮”、“高生育力”、“孩童教育”、“犯罪率”、“異族通婚”等等,突然間全都成了西方社會無法坐視的“腫瘤”。

 

  談及清真寺,其實中西歐各國凡人口密集之處都“遍地開花”。例如,德國就有400萬伊斯蘭教人口,160座大清真寺與2300座小規模禮拜堂遍布各大城市。英國、法國的清真寺也都在1500座之上,其他國家如意大利也有近800座,奧地利大小加起來至少有260座。最為荒唐的是,如果所有這些國家進行民意測驗,則越是人口密集地區,越是能夠接受這些“異教場所”的存在,反倒是越是與伊斯蘭教活動毫無接觸的偏遠地區,越是接受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與挑撥。德國的伊斯蘭教人口約有98%在德西生活,德東地區的排外情緒卻最為激烈。瑞士公投情況也大同小異,即農村人口的懼外情緒最為嚴重。這壹切說明問題不在於外國人那頭,而在於本地的弱勢、底層群體最易受到惡意宣傳的愚弄。

 

  據調查,旅居歐洲的伊斯蘭教人口至少有70%以上不參加宗教活動,同樣比例的婦女更是入境隨俗,從來不戴任何頭巾。令人費解的是,近年來伊斯蘭教婦女頭巾問題突然成為許多國家的熱門話題,甚至先後有幾個國家(如法國與德國南部)特別立法,禁止婦女帶頭巾出入教育機構。其實,這些國家的修女幾千年來穿戴上下嚴實包裹的教會服飾出入公共場所,從來就沒人敢說個“不”。這種對針對伊斯蘭教婦女的立法,嚴格說來就是赤裸裸的違反人權行動。

  

    就公民投票而言,壹般民主國家多作為“直接立法”機制在憲法中有所規定,目的在於矯正議會代議制的不足,防止兩院制的互相牽制,由是通過“公投”來伸張公意。該手段雖然是壹種對議會民主或間接民主體制的補充,但是根據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與共識,深奧的技術問題,易於煽動情緒的宗教問題,以及老百姓傾向於“越少越好”的稅務問題,是不付諸公投表決的。這次,偏就自詡為“最民主”的瑞士,便在極右政黨的炒作下,犯了常識性錯誤,因此也就成為壹大笑柄。

 

  近年來,不時可在西方報章雜誌上見到清真寺前豎立幾顆導彈的漫畫,所表達的不外是指控伊斯蘭教徒為恐怖分子。如今,禁止宣禮塔的建造,傳遞的信息也是“眼不見為凈”,“走得越遠越好”。就歐洲過去的不愉快歷史,排外手段總是從強調同化和禁止異族文化開始,繼而便是命令異族必須在服飾上標明特種標示以防止“魚目混珠”,最後則是將非我類 “昆蟲化”(辱罵為臭蟲、蟑螂、老鼠之類),而這時就離驅趕和消滅手段不遠了。

 

  根據德國內政部的調查,二十年來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的嚴重暴力事件與日俱增,其受害者並非德國人,而絕大多數為伊斯蘭教人口,其中也包括與伊斯蘭教無關的黑人、印度人、中國人和“遭人誤傷”的日本遊客。總之,受害者多為有色人種。

另據社會學者調查,有色人種裏唯有年輕婦女最不易察覺種族歧視行為。因此每每討論種族歧視和排外問題時,常有年輕婦女挺身出來為老外的“溫文儒雅”辯護,或是指責異性同胞“還不夠認同於西方文化價值”。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盲點,只要是“反恐戰爭”繼續蔓延,並引起擴及歐洲的連鎖反應,那時姑娘們即便把聖經倒背如流也起不了作用。

2009/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