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從法律、政治視角析主權 --- 2010年8月20日南昌“臺灣同學會紀念保釣運動40周年促進兩岸學界交流研討會”上的發言

　　整整40年過去了，能夠把我們凝聚在壹起的原因大該不外兩個：壹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二是希望國家富強，以至於能夠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

　　就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方面，我想借南斯拉夫解體為例子，從幾個不同角度，探討領土主權問題。

7月22日，即我正在草擬這篇講稿時，國際法庭（海牙）就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問題，做出裁決，即科索沃宣布獨立並“不違背國際法”。這壹咨詢意見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具有極大指導性。因此可以預料，給予科索沃國際承認的國家，將會由目前的69個國家急速增加。

　　科索沃的情況與西藏、新疆甚是相似。都是壹個主權國家內部的“自治行政區”，而不是根據某種聯邦憲法，可以自由選擇“加盟”或“退盟的”的“加盟共和國”。上世紀1960年代，國際法上固然存在著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共識，但這裏所涉及的自決權，並不等於獨立權或分裂權，而僅僅是指壹個地區的少數民族可以實施“行政自治權”。因此國際法並不是對所有的獨立運動壹概給予支持。

國際上唯壹積極支持的獨立運動，涉及十九世紀以來，殖民主義擴張下所導致的民族獨立運動。原因很簡單，殖民主義明顯帶著濃厚的種族主義、種族歧視色彩，侵占殖民地的土地，剝削其勞動力與自然資源。

至於傳統的老帝國的自然擴張，並不屬於殖民主義範疇。就此意義，新疆與西藏早在殖民主義時代之前數百年便屬於中國，因此應當歸類為傳統帝國主義擴張。也就因為如此，該地區便不可能依據國際法提出獨立訴求。於是國際上某些敵對勢力，也至多在背後、暗地裏進行搗蛋，而其官方，卻必須承認中國對該兩地區的領土主權。某些國家之所以偷偷摸摸暗地搗蛋，倒不完全是為了尊重國際法，而是這些國家本身也有許多少數民族問題，對外政策壹個不慎，便可能像是投擲澳洲回鏢壹樣，即刻打擊到自己身上。

　　第壹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18年，南斯拉夫建國並不是殖民主義擴張的結果，而是西方列強為了懲罰奧匈帝國，而把位於歐洲南部、巴爾幹地區原屬奧匈帝國統治的幾個斯拉夫民族拼湊起來，建立壹個新國家，而且從第壹天開始，科索沃便屬於該國領土的壹部分。

從法律的角度審視，科索沃不過是南斯拉夫的壹個行省。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民族在1990年代以前，曾經爭取過行政自治權益，但卻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要求。那麼，為什麼1990年代南斯拉夫遭西方肢解、導致2008年科索沃的宣布獨立後，國際上192個國家裏，竟會有69個國家很快地給予科索沃國際承認？為什麼這些給予承認的國家就如此不顧國際法的規定？如今國際法院又為何如此明目張膽地通過裁決，對他國內政進行幹預，並促成壹個違背國際法規定的先例？使得今後許許多多的少數民族群體，可能援引科索沃的先例，提出獨立要求並制造更多事端？！

這裏，我們就接觸到法律之外的政治層面的問題。國際之間，法律之能夠起作用，嚴格說來就是不同的玩家達成了某種共識，同時願意付諸實施。壹旦主客觀條件改變，或者說過去達成共識的基礎不再存在，那麼，法律便形同虛設，甚至還可能重新擬定。科索沃問題即是如此，當國際社會需要南斯拉夫的存在，需要他在東西兩大陣營之間扮演緩沖角色時，他的主權便受到尊重；壹旦東歐集團崩潰，國際上缺少制衡力量，西方集團便可肆無忌憚地肢解這個國家，以至於不顧現行的法律規定，堂而皇之地給予國際承認。

　　那麼，繼而凸顯的壹個問題是，究竟法律對領土主權的維護起不起作用呢？我的回答是，法律不過是承認事實，而事實又是什麼呢？用壹句西方諺語概括，就是“疆域就是炮彈所及之處！”。如果國家的軍事力量能夠對某個地區進行實際有效的控制，遲早便能取得法律承認。反之，談法律完全是多余！

　　另外壹個重要的概念是，國家力量不是壹個靜態現象，而是像股票價格壹樣，隨著公司營運的結果，時刻上下浮動的能量。壹旦它發明了某種先進武器，那麼它與鄰國爭執的土地就“行情看漲”，就無形中收復了許多；壹旦內部發生嚴重天災人禍，所謂的邊境，可能已經讓鄰國派兵駐守。鑒於此，我們對待釣魚島的問題，以及所有其他邊疆領土的爭執，不能拘泥於歷史的資料，不能夠單憑法律的依據，而應當抱著動態的眼光去觀察，即我們國家的軍事力量是否足夠強大到收復失地的程度？!   如果還沒有具備此實力，那麼唯壹的辦法就是耐心等待和加強國家力量。

　　接著有人或許會問，除了等待和參與建設之外，知識分子難道就沒事可做了嗎？這也未必見得，以40年前的保釣運動為例，中國的知識分子取得了兩件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成就：壹是，通過我們的敦促與呼籲，海峽兩岸的兩個當局均意識到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而且幾乎不約而同地正式向國際社會宣布，對該島嶼擁有領土主權。另壹個成就就是，我們當時竟然在短短壹兩年的時間內，把能夠挖掘出來的有關資料（歷史、法律、地理等等）幾乎都給挖了出來；以至於此後的數十年，幾乎就沒有再出現過什麼重大的新資料、新證據。這就是說，我們老保釣，曾經利用我們的激情與學識，很光榮地完成了壹個讀書人應有的讀書救國使命。

　　常聽到許多人不滿意地說：“保釣保到哪兒去了？迄今釣魚島仍然受日本控制！”不錯，情況的確如此，但是，如前所述，領土問題涉及到國家力量的對比，和國家發展目標的優先次序安排。我們不能拿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堅持釣魚島主權問題始終是國家的核心問題或最迫切問題。尤其是，當前負責處理釣魚島的當局是兩岸政府，我們的責任至多是提供信息，實施監督，而不能越俎代庖。換言之，我們不過是讀書人，不是國家領導人。同時就我們對當前兩個執政黨的認識，在維護領土主權問題上，應當給予充分的信任與支持。

　　那麼，民間的自發性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活動我們就不該參與了嗎？個人以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不是靠個人激情與沖動所能解決的問題。試問，我們組織壹兩艘船只在釣魚島邊緣宣示領土主權又能夠起些什麼作用呢？更極端、更荒謬的情況是，當壹些投機商人為賺錢目的組織旅遊船前往該島嶼而引起國防糾紛，我們難道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支持那些商業行為嗎？我想，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言及此，我的結論很簡單，即首先要認清我們自己的角色，厘清哪些是讀書人的事，哪些是國家當局的事；其次，哪些活動屬於積極的貢獻，哪些活動是鬧劇、是作秀、是添亂。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俞力工教授                                        2010.07.25 於奧地利. 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