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大姐送我壹本《伶人往事 ─ 寫給不看戲的人看》（臺灣時報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小時候，章伯鈞對章詒和說：“好的東西都令人不安。如讀黑格爾，看歌德，聽貝多芬。”章詒和勉強讀了幾頁的黑格爾與歌德，沒覺得不安，連稍稍不安也沒有。但章詒和看臺上的言慧珠，卻能叫她稍稍不安。

讀言慧珠的故事和留德前輩章伯鈞先生的故事，讓人內心深處有壹種無法描述的創痛與蒼涼。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戲曲學校開始貼大字報、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飛兩人身上前後都被刷漿糊、貼滿標語、大字報，並被安排掃廁所。9月1日至2日，他們的住所華園被抄家，言慧珠積蓄多年的財產被抄走，包括幾十枚鉆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條、六萬元存折，家裏的設施被嚴重破壞。言慧珠曾數次分別將三千元現金交付親友，但親友迫於壓力即上交給學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將十歲的兒子言清卿托付給俞振飛後，在衛生間懸梁自盡，留下了三封遺書。當時官方的結論稱其“自決於人民”。

章伯鈞（1895~1969），安徽桐城人，1922年被安徽省省長許世英所器重，以公費赴德國留學，與朱德、孫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學習黑格爾哲學。1923年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初，在柏林還認識了鄧演達。1926年初海歸，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之後，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章伯鈞隨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從廣州到達武昌，任政治部宣傳科長。

抗日戰爭爆發，章伯鈞在南京、武漢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接觸，同共產黨密切合作。在重慶，他和許多民主人士壹道，強烈要求國民黨結束壹黨專政，實施憲政。“皖南事變”發生後，章伯鈞進壹步靠擾中國共產黨。

1949年以後，章伯鈞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

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言)。

根據章伯鈞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憶：

那時章伯鈞當交通部長，正訪問羅馬尼亞回來。彭真（當時的北京市市長、中共中央書記書記）要他提意見。章伯鈞說：“我沒有意見啊，我現在很好，很得意，我沒有意見。”幾次都被章伯鈞擋回去了。

壹天夜裏，電話鈴響了，是李維漢（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打來的，要章伯鈞接電話。李健生說他拉了壹天肚子，剛睡著。李維漢要李健生轉告章伯鈞，無論如何來開會，提意見，談看法。

第二天，章伯鈞開會回來，壹進門就說：“這下糟了！我提了意見，彭真、李維漢鐵青著臉坐在那兒，壹聲不響。”

章伯鈞那天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構想，就此闖了大禍。章伯鈞同羅隆基講不到壹塊，不知怎麼就弄成了“章羅聯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當時，周恩來還去同毛澤東講了，說是章伯鈞他們在重慶時還是幫了共產黨不少忙的。這樣做，人家要說共產黨過河拆橋。毛澤東不理睬周恩來。

1969年，章伯鈞病了，很厲害。孩子們都不在身邊，李健生壹個人弄不動他。幸虧鄰居來幫忙。鄰居稱他為“章善人”。鄰居喊：“章善人病了，我們要幫幫他！”弄了輛三輪平板車，把章伯鈞載到醫院。那時，醫院不給右派看病。

周恩來發話，醫院才收留章伯鈞住院，給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時，壹個月才二十塊錢生活費，怎麼辦他的喪事啊！後來，周恩來批示：“是什麼待遇就是什麼待遇。”

政協軍宣隊、解放軍來人了，叫李健生放心，喪事組織包了。組織找李健生，說：“黨的需要，章伯鈞不能公開平反。”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壹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極少的壹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其他未獲得“改正”的右派還有林希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