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前面各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来阐述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但我们也看到，在很多方面，个人的幸福是与整个社会的繁荣及规范分不开的。在这最后的一章里，我们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谈一谈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样我们可以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让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领悟。

十年前，Francis Fukuyama 写过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书的大意是指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整个世界政治会走向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从而达到一种政治的均衡，就象气体达到平衡(equilibrium)一样。那样历史不会再有大起大落，也不会再有革命性的事件发生，社会制度以及整个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它们的终结。不幸的是，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世界并没有达到均衡，历史仍然不断地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奇。如果说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处在一种支离结构当中，那么人类的命运也是处在一个支离结构当中，要达到均衡似乎是不可能的。最近的“9/11”事件，反恐怖运动，伊拉克战争并不比冷战更少戏剧性，而当今中国的经济崛起更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着长远的影响。最近，Francis Fukuyama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这是指在新的科技，尤其是人类基因工程(human genome)的突破之下，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改变我们的人性，这使人的定义受到危胁，也带来了道德上的挑战。在本章，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人类的未来。第一，新的科技，特别是信息科学和基因工程带给我们的机会和挑战。第二，世界政治格局和军事发展带给人类的危险。现代的科技正以指数的增长向前推进，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速猛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也处在一个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的是对人类的发展方向以及宗教道德基础进行反思，让我们能更好的跨入这一新的世界。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神经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机会。大脑神经科学是当代科学中发展最迅猛的一支。这是几种新的探测技术发展的结果。第一种技术是核磁共振。利用核磁共振，我们可以探测到在我们思维的时候，大脑的哪一部分血液循环增加，从而知道不同思维的过程。 举个例子，最近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研究人员利用核磁共振记录了在热恋中的男女情人的大脑思维活动。结果发现，男人此时的大脑活跃部份包括控制性欲的大脑区域，而女人此时的活跃部份包括掌管情绪的区域。虽然经验已经告诉过我们，男人更看重性，女人更看重情，但这是第一次有了对这一看法的直接证据。在核磁共振技术之前，我们对大脑结构及其功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对大脑的解剖以及各种具有大脑障碍病人的病例分析。核磁共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破坏性的实时的研究方法。通过所有这些研究，我们现在己对大脑的各个区域以及它们的功能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另一个正在发展的技术是量子磁旋(SQUIDS)，它是一个由超导回路构成的探测仪。利用Josephson 效应，它可以用来探测大脑中神经电脉冲的激发，所以它比核磁共振更直接地探测大脑中的神经活动。现在的仪器雏形是一个头盔，上面部满了QUICK探头，每个探头都有一个输出信号，所有信号可以被加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另一个发展是在硅片上生长大脑神经细胞。我们知道当代的信息工业是建立在半导体，比如硅片之上的。但我们的大脑思维是建立在生物化学之上的。怎样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连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近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人们发现，神经细胞可以生长在硅片之上。有一个方法是在硅片上刻印出微米大小的坑，一个神经细胞可以生长在一个坑里。利用现在的微流体技术，我们可以向每一个坑里输送细胞所需要的营养液，所以它们可以长久地，健康地生长在坑中。在这个系统下，当每一个神经细胞激发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硅片将它的信号读出来。同样地，我们可以利用硅片线路给某一个神经细胞一个刺激，促使它产生一个电化学的神经激发。这样，这个系统就成了一个大脑神经系统与硅片半导体系统的接口介面。想象通过手术，我们将这样一个系统安置在大脑当中，它的半导体信号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射出来。这比量子磁旋(SQUIDS)的方法更进了一步，它可以探测每一个单独细胞的神经信号，所以是一个精确的连接方法。这里有一个问题：大脑中的神经元是以一种无序的神经网络的方式相连接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网络都可能有所不同，那么这些输出的神经信号也许会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对我们会有用吗？最近的一个实验说明这些信号是会有用的。在这个实验中，实验者将六根细小的电极插入老鼠的大脑皮质中。插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哪一根电极是在哪一个神经元上面的，所以可以说，出来的信号是杂乱的。试验者将这六个电极的信号输入到计算机中，通过人工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的信号处理，然后将其结果去控制计算机银幕上面的鼠标。老鼠通过它的想象去控制鼠标的位置，由此得到回报，形成一个反馈学习系统。试验者发现，没有几天的功夫，老鼠就可以利用它的想象去控制鼠标的位置了。这说明，我们可以将大脑中的神经信号输出来，通过一定的训练之后使它成为有意义的信号，从而达到人与计算机的直接对话，也可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大脑连接。

让我们想象一下，上面所说的技术成熟之后，它可以带给我们个人以及社会怎样的变化和影响。首先，我们可以达到人与计算机的连接，从而使计算机成为我们人脑的延伸。比如可以通过计算机增加我们的记忆，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库存，整个百科全书都存在我们人机系统里面。当我们想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与它有关的图象，会自然而然的在大脑当中浮现出来。这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学习的方式。目前我们将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并且学习又往往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看过电影《Matrix》的人都会记得，当主人公需要学习驾驶飞机的时候，他只要放一盘CD在大脑中，十几分钟之后，他就会了。当然，现实生活恐怕永远不会那么美妙。但大脑与计算机的直接连接，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的学习过程，加快我们的学习进度。上面所说的的技术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之上。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一个抽象的形式，它可以有效地用来描述我们的思维过程，逻辑推理，但用来描述和交流我们的感受、情绪、音响、图画、以及嗅觉触觉等就显得十分地笨拙。正因为这种交流的不流畅，使我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感到我们的感知无人知晓。我们需要一种更直接的交流方式，将我们的感知直接传输给对方。上面说到的大脑与大脑之间的直接连接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这样的交流是密切的，迅速的。你可以看到对方想象中的图象，可以感到对方的爱与恨，也可以感到对方最深层的欲望，两个人的思维和感受可以融为一体。这种感知的互相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你与我的界限。我们在前面一章中说过，我的定义就是我自己的感知。当我们可以相互交换感知的时候，那么什么是我呢? 那个时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们已经溶入一体。这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主客观，将我们个人与集体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生与死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身体死去之后，我的感知会储存在另一个人，甚至很多人的大脑里。他们的明天就是我今天感知的延续，他们的明天也就是我的明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感知克隆。更进一步地想，当这种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与全球性的英特网相结合的时候，整个人类的思维活动也许可以变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脑活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大脑插入到全球性的英特网中，而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的思维，成为全球性思维的一部分。那样，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尤如身上的细胞是整个人体的一部分一样。那样，我们个体的生与死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会重新定义自我，定义我与社会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也是神经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发展可能带给我们的机会与挑战。

上面所说的前景听起来尤如科学幻想。确实上面描述的很多事情并不是近期可以达到的。有一个近期可以达到，并正在发生的革命是人类基因工程。看过电影《Gattaca》的观众都记得，电影中人的性格特征、各方面的能力都可以在出生前由父母做出选择，控制它们的基因可以被人为的改变。近十年来，人类基因工程突飞猛进。我们已经得到了人类DNA核糖核酸的全部排列顺序，并且对其中的三万多个基因以及它们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楚。有人将这比喻为解读了上帝制造我们的天书。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一些基因组合起来，制造出一些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工生命(比如简单的病毒等)。所以我们离《Gattaca》中所描述的人工选择性格特征已经不远。这是一种对人性的选择，它带给我们一个道德上的极大挑战。如前面所说，人是由人性来定义的。如果人性可以得到随意的改变，那么我们又怎样来定义人呢？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得到幸福，而得到幸福就需要充分满足人性。如果人性本身都可以改变，是否我们整个思想体系都会受到动摇呢？如果人性真要改变，我们应该改变那一些呢？如果真象《Gattaca》描述的那样，所有人生下来都具有所谓的最好的特性，那么我们所有人恐怕都会变成神童，并且会变得象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一样。那样整个社会会走向单一，而失去多元性。多元性的失去会使整个社会变得缺乏生气，也会失去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是整体生命力的减弱。所以，如果每个个体都想成为互相竞争中的胜利者，从而都变成同样的”超人”，那么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反而有可能会下降。这是现代基因科学带给我们的矛盾。如果说人类从前还是与其他动物一样通过进化的缓慢方式来得到改变，那么人类的今天已经达到了另一个高度。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来改变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超乎了自然。要面对这些矛盾和挑战，我们必须对道德和伦理做一番新的审视。

显然，旧的宗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我们不能根据宗教的教旨来定义什么人性是邪恶的，从而要改变那些人性。我们说过，人性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人性只是进化的结果，是我们求生的手段。我们应该做的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在人本主义看来，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幸福，而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好的感受。怎样才能使我们每个个体有一个幸福的感受，而同时又让社会整体有一个繁荣的发展，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如果我们非要改变人性，那么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用来取舍人性的标准。我们在人性的分析中说过，对人性可以有好几种划分。一类人性是主动的，自发产生的人性要求和欲望。满足这类人性是我们得到幸福的关键。这包括饮食，性欲，亲情，友爱，好奇心等。对这一类人性我们应该尽量的保持，因为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幸福的源泉。另一类人性是被动的，它们是对外部环境与事件的反应。这包括妒忌，仇恨，暴力等。它们是在外部事件刺激下而产生的保护自身利益、解决矛盾争端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往往与现代文明有矛盾之处。现代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分工和协调，它要求我们用协商，而不是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改变人性，也许我们可以适当减轻我们暴力与妒忌的倾向，从而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和平友爱的世界，也让我们每个人拥有更多的幸福。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对人性有太大的改动，最多只能做一些细小的修改。太多太快的人性改动会使我们人将不人，也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它的稳定，失去它内在的平衡。同时它还会使社会失去了使它充满活力的多元性。对于那些细小的修改，我们应该以个人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作为标准。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人类经济的发展与地球资源环境的问题。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两千年之内，恐怕仍然会以地球作为居住的家园，人类的资源也仍然将来自于地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地球资源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从来认为地球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我们对地球的影响是一个小小的微挠，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资源开发出来，得以应用。但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行为已经大大危及到地球总的资源及其生态的平衡。地球上的昆虫种类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小，而很多我们以前熟知的动物也正一个一个在灭绝。我们对森林的开发正使很多动物失去生存的环境。我们对原油的使用让空气中二氧化碳的组分在增加，从而带来温室效应。如果二氧化碳增加的速度得不到控制，根据现有的气候模拟，在一百年之后地球的平均气温有可能上升十度。如果真是上升十度，其后果不堪设想。石油，天然汽，木材等等的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而最紧迫的自然资源危机来自于对天然淡水的需求。在世界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国，存在对淡水的严重缺乏。工业用水会压缩农业用水，而使全球粮食供应不足。有人计算过，如果全世界的人口都达到现在美国的物质消费水平，我们需要七个地球的自然资源。但我们没有七个地球，在近期内，我们不可能征服其他星球，也不可能充分采用太阳系中其它行星的资源。所以人类的自然资源将仍然来自于地球。怎样有效地利用地球资源，达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是我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挑战。

经典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大众物质消费为基础的。对物质的消费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所有的消费产品都以大规模的，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出来，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资产品。这种模式在工业革命的初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还看不出人类行为对地球资源的影响。但现在，地球资源的应用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程度，我们不能再以指数的速度向前发展。首先，人类的人口不能再指数性地增长。与其他动物的发展目标不同，与人类初期的发展目标也不同，我们现代人类发展的目标不再是扩大人口的总数，而应该转向提高人们生活的素质，这就是追求幸福。但受地球资源的限制，追求幸福不能以无限的物质消费作为基础。这使我们不能继续以物质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策略。这并非说工业与科技不应该再向前发展，或者说让我们再退回到以前的农耕手织的生活。工业与科技可以并且应该继续向前发展，但它们应该带给我们更节俭、更有效的利用地球资源的方式，比如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等。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在物质上更节制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学会不以物质财富的拥有来衡量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可以从人际关系，从精神追求上得到。比如幸福可以来自于对知识的追求，对宇宙自然的探索，也可以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了解，来自于性解放带来的欢乐。重要的一点是，满足人性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拥有。人要生存下来，基本的舒适条件和物质享受是必要的，但基于妒忌、攀比、贪婪之上的物质要求就大不必要了。研究表明，在没有互相攀比的情况下，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后，更多的财富拥有对我们幸福的影响微乎其微。问题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模式有意地挑起了人们的互相妒忌和攀比，挑起了人们对物质的无限欲望。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经济发展的模式，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这并非是说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问题在于物质的消费并非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文明程度。有人用生活的舒适与思想的开放作为两个座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文明程度。在这样的座标图上，美国远非最文明的地方，反倒是北欧的一些国家，如娜威和丹麦，遥遥领先。所以文明并不代表着物质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值得向一些所谓还不发达的社会学习。在很多那样的社会中，人们并不将物质的拥有、金钱财富的多少作为幸福的基础，也不把它们作为互相攀比、妒忌的目标。相反，他们将幸福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建立在受人尊重和爱截，拥有社会地位之上。确实，无论是受人尊重，还是亲密的两性关系，它们都是使人感受最深的事情，也是幸福真正的来源。怎样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我们的社会文化，但同时又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可以作为这个新文化的基础。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在政治与军事上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危险。当今的地域政治并没有达到如《历史的终结》所预期的均衡，相反世界仍然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当中。冷战的矛盾刚刚结束，新的矛盾又开始了。在二战之后的五十年里，世界格局处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持当中。五十年的冷战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拥有六、七千枚的核弹头。这些核武器可以将地球毁灭七到八次。如果世界性的核战争爆发，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尘埃可将地球笼罩在一片灰雾之中，造成一个核冬天。在这一年里，大多数植物会因得不到阳光而死去。很多动物，也许包括我们人类，将会因得不到食物而灭绝。这种毁灭十分类似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的灭迹事件。那是一颗巨大的陨石碰击在墨西哥海面，它带来的热浪让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森林烧毁，带来的灰尘形成了一个冬天让大多数植物死去，也造成了百分之九十的动物的灭绝。在五十年的冷战中，我们已经几次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初在肯尼迪的幕僚里，有很多人劝肯尼迪时古巴发起海面攻击，摧毁导弹基地。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古巴已经拥有一百八十多枚地域性核武器。如果美军真的对古巴发起进攻，他们会消失在海上的蘑菇云当中。在那样的情形下美国也许不得不对古巴进行核反击，从而消毁整个古巴。但赫鲁晓夫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就不为人知了。他有可能对美军在土而其的核基地进行攻击，也有可能对美国大陆进行反击。那样的话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就会爆发。所幸的是肯尼迪没有听从幕僚的劝告，而苏联运核弹头的船队也在最后一刻调头返回。五十年的冷战结束了，人们也许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但其实不然。人类的争端总是存在的，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所知道的解决这种争端的方法仍然只有一种，这就是集体的暴力—- 战争。我们还没有学会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争端。联合国往往只是一块招牌。就当前的世界来讲，存在着穆斯林国家与西方世界的矛盾，也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引起的地域性矛盾。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矛盾是基于思想上的，那么冷战之后的矛盾又回到传统的形式上去了，这就是宗教与地域利益。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总是因为这两种矛盾而战争不断，互相撕杀。现在与以前不同的是，我们的杀伤能力大大地增强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武器，这包括原子弹，生物武器以及化学武器。现在有七八个国家已经拥有原子弹，而有潜力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也在不断地增加。随着科技的发展，拥有原子弹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原子武器反扩散条约也越来越难以实施。最近美国打伊拉克所采用的先发治人(pre-emptive strike)的策略可能只会促使更多的国家想尽快地拥有核武器。可以想象，在将来，也许所有的国家都会拥有原子弹，而恐怖组织也可能制造或者偷运出原子弹来。那样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世界。虽然不会说一定会引起人类的毁灭，但地域性的原子战争很有可能发生。无论是原子武器技术还是生物武器技术，这些技术一旦被发展出来，就象被放出魔瓶的潘德拉的精灵，是很难被收回去的。而这些武器的发展是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要让它们完全不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人类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然会导至自身的灭亡？

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外星智慧。我们安装了很多天线来监听外星人的信号。但几十年的监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信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星智慧不存在，也许只是我们监听的手段还太初级。但这引发了人们很多的想法。有一个想法认为，也许太高级的生命不可能长期存在，它必然会导致自身的毁灭。按照这种想法，当一种生物发展到比人类还要高级很多的文明的时候，他们的科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也许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毁灭掉整个世界。这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系统，所以灾难的暴发只是迟早的事情。由此讲来，高度文明的世界不可能长期存在，这正是我们没有接收到外星人信号的原因。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可以想象让自身毁灭的文明不是没有，我们人类就不断地处在一次又一次的毁灭性战争之中。但同样可以想象，和平繁荣的高度文明社会也照样可以存在。既然想让科技不向前发展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让世界更稳定。第一方面是发展反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监控技术以及反恐怖措施，让监控技术走在毁灭性技术的前面，并且减缓甚至停止对毁灭技术有组织的研究。第二方面是减少人类之间的矛盾，让大家没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动机。这就象减少地震带中地壳里的张力一样，它是达到稳定的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当然社会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疯狂的人。但这种人往往只是个别，也只会有个人行动，他们恐怕还不可能拥有可以毁灭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真正危险的是那种有组织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有理论的背景，来自人类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说，这些矛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地域性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减少的是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对于地域性利益带来的矛盾，比如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将它们减弱，这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由于航海运输费用的降低，信息通讯的发达，以及大型国际公司的兴起，现代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全球化。对于公司来讲，全球化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并可迅速地将产品推广到新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可以逐渐拉平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贫富差别，加深地域与地域之间的互相合作和依赖，也促进了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所有这些都无疑可以减少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矛盾，至少让战争不会成为解决这类矛盾的选择，因为战争对经济合作的各方都没有好处。

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终于争得了世界加工基地的地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将是震撼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事。照中国现有的发展趋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经济与政治大国只是迟早的事情。在为中华民族腾飞感到欢心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小心行事，未雨绸缪。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从”可以说不”，到反对日货，到大学生闹事，各种迹象表明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有相当的市场。如不加以适当的引导，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引发矛盾和战争的可怕力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具有敌视倾向的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与合作之上的世界和平。我们不应该忘忆第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德国的兴起，它对世界格局重新划分的要求，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民族雪耻感。但所有这些带给人类的只有空前的灾难。我们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希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合作和理解可以战胜民族主义带来的矛盾与敌视。

当今世界正在引起矛盾与战争的就是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历来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的宗教战争从来是最残酷无情的。当今世界的一个危险，来自于穆斯林世界与犹太-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争端。穆斯林社会集中在中东地区。如果说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包括亚太地区、美洲大陆等都受到来自欧洲的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那么在中东的穆斯林地区还仍然坚守了自己文化与宗教的阵地。但由于中东的原油与西方的经济直接相联，西方政府不断插手中东政治。再加上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冲突，这使得穆斯林极端分子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向穆斯林社会发起的进攻，是西方社会试图蚕食和同化穆斯林社会。这些看法其实也不无道理，比如布什政府就试图将西方的民主政冶推行到中东地区。但穆斯林极端分子对此的反应是倡导发起一场圣战，并且建立极端的穆斯林统制国家，这就使矛盾极化了。以穆斯林极端分子建立的前阿富汗的塔拉班政府就是他们所树立的一个典型。在塔拉班政府统制下，女人不能上学和工作，男人必须蓄胡子，全国上下除了踢足球和看刑场杀人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娱乐活动。除了与西方社会的矛盾以外，现有的穆斯林国家的另一大危机就是它们本身内部的不稳定。现有的大多穆斯林国家都有一个现世的、非宗教化的、甚至是亲西方的政府。但它们的大众民意非常宗教化，也非常反对西方文化。这使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也许会导致政府的垮台，尤如当初霍枚尼在伊朗发动的革命一样。总的来说，当今世界中东地区是一个多事之窗。无论是恐怖组织还是自杀性爆炸行为都出在这一地区。而所有这一切使反恐怖战争成为继冷战之后的最主要的全球性战争，它涉及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未来伊拉克政局将如何发展，是否会象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可以产生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也将是决定中东政治走向的一大因素。

宗教之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自从这几大宗教产生以来，宗教之间的矛盾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也带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文化与宗教是分不开的。只要宗教还存在，那么这种矛盾就会存在。所以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终方法是废除宗教，让整个社会走向更现世的态度。这就需要我们以人本主义为主，以现世思想作为我们的人生态度。虽然宗教之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在现在解决它们变得十分的必要。这是因为这些矛盾可带来的后果越来越不堪设想。我们谈论的是人类的生存问题。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前面所说的人类的灭绝，那么我们必须放弃宗教之争，最终放弃宗教。

上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探讨了现在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说人类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这是因为现代的科技和工业正在以指数的形式向前发展。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象现在一样的人口大爆炸和知识大爆炸。从人类进化的几万年算起，我们所有以前死去的人口总数只是我们现有人口总数的六倍。在人类文明的六七千年历史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水平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并没有任何发展。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认为过去比现在好，我们总希望复古。只有在当今社会，我们认为今天比昨天好，并且认为明天会比今天好。我们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我们近一两百年所获得的知识远远越过了以前几千年所获得知识的总和。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一二百年之后世界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这一方面带给我们新的机遇，比如，扩展我们大脑的能力，密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改进我们的人性。但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和危机。首先我们人类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其次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必须调整。我们正处在迅猛的社会变革之中。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在一辈人中看到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化。新的知识带给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基础。这些新的知识，让我们对人类进化和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对人性的特征和来源有了新的了解，也让我们知道人体运行的机理，清楚人脑思维及感知的内涵。所有这些，使我们对人，对世界，不再拥有一种神秘感，让我们从神秘主义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而神秘主义是宗教的温床。宗教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己经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它已经与现代的人类知识相违背。而作为我们新思维基础的，作为取代宗教地位的，应该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告诉我们，人活着就是目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寻求生活中的幸福。正义和邪恶不应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条之上，而应建立在满足人性和社会协作之上。人类的道德和伦理不应是为了符合宗教的教义，而是为了我们个人更幸福，社会更繁荣。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人生新思维，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可以消除不同宗教带来的矛盾和争议，可以指导我们面对人类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现世人本主义，这就是贯穿本书的中心思想。我们不用再问：人生有目的吗？我们应该问：活得开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