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二月十八日，台北政府行政院长连战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以《掌握和平的契机》为题的长文，作为对两岸紧张情势的立场声明。《契机》一文回避了近年来李登辉的所有不当言论，回避了李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之间的暧昧关系，回避了引起许多不快的金钱外交和军售事件，自然也回避了美台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在连战先生看来，自1949年以来，台湾即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近年来也尽了最大努力维持两岸的良好关系。然而北京政府却对李登辉赴美回母校访问一事小题大作，终于导致目前的不欢结果。

浏览同日与近期的《中央日报》，可发现“xxx谴责中共对台挑衅”，“中共若犯台，美绝不坐视”，“国军具有充分国防力量与信心”，“美决持续对台军售”之类的文章充斥。而大陆一方，诸如“解放军誓言捍卫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性质的文章也是铺天盖地而来。给人的感觉是，两岸的发展轨道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两当局的思维似乎也仍旧陷在次文化(Subkultur)的框框里无法解脱。国共之间的症结何在？关系为何恶化？化解之道为何？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似有必要回顾一下危机升级前的情况。

国、共、美三角关系的平衡

美国之坚决支援国民政府，始於朝鲜战争，其动机不在于维护蒋政权，而是为了围堵共产势力的扩张。彼时国共两方虽互不相让，在坚守“一个中国”的情况下，对立关系尚不致白热化。

1958年，当美国授意国民政府放弃金门、马祖，寻求独立时，不只受到国共双方的反对，还引起了八、二三炮战。共方发动炮战的用意，不外是对外(美、苏)宣告，“台海两岸仍处内战状态”。

1985年以前，大体说来蒋经国所采取的是铁拳统治方式（以美丽岛、江南事件为例），在权力转移方面，也明显地进行着培植蒋孝武接班的部署。然而，江南命案却让美政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把柄。结果在其压力之下，不只是打乱了蒋家父传子的计划，同时又通过党禁的解除，使民进党得以坐大。该变化虽然有违蒋经国的初衷，但是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之下，他仍不忘通过对大陆探亲与局部贸易的开放，维持三角关系的平衡。

蒋家父子在台的整个执政时期，一方面固然依靠美国的保护，一方面却坚决排斥美国对台湾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又与共方维持不战不和的微妙关系。台湾，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环境里求得生存。

尽管，最初退守台湾的目的在於反攻大陆，然而，维持上述三角关系的平衡，随后又充分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不失为政治艺术的妥善运用。

平衡关系的破坏

1988年蒋经国先生病故，原先处於过渡、陪衬地位的李登辉副总统依法继任总统职。该变化符合美国摆设的棋谱－粉碎了历时半个世纪的蒋家政权，扶植了台湾地方势力和亲美政客，下一个布局则是，如何运用手上的台独牌，迫使中共在国际问题上合作，在核军备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让步。

就台湾地方势力而言，没有美国的支持便不会有自身的存在；自身的作用既是美国政策的延长，自身的力量自然就是台湾的实力与美国的总合；对台湾的任何威胁与打击，就必然会遭到总合力量的严厉报复。该思维方式，说明了台湾当局与民进党为何在求入联合国时，无视真正谈判对手的存在；无视与大陆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无视中共的核武装实力和两方实力对比的质量落差；无视对方再三的警告；甚至，也可能完全无视对方大棒的挥舞。如此这般的，过去的三角关系转变为二角关系，平静了近四十年的台（东）海上空，突然又飞舞着可以载运核武器的导弹。

国民政府的盲点

台北政府除了不理解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刻，挑起两个中国问题无异于引火烧身之外，思路方面也始终在“政治实体”和“独立的主权实体”的概念上纠缠不清。

就一般情况，国际法为区分政治团体与犯罪团体，禁止任何政府把具有政治诉求和不同意见的团体当作犯罪团体加以对待。因此，甚至叛乱组织也可具有“政治实体”的地位，更何况是实际有效统治着台湾，具有内战未决状态中的交战团体地位的台北政府。至于该政府是否在国际上具有中央政府的地位，则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这方面，起码自1971年以来，中华民国已丧失了该地位。至于中华民国是否可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则一方面也要看国际社会承认与否，更重要的是，必须取得另一交战方的同意。如果台北政府一味回避正视北京政府的作用，舍近求远地寻求国际支援，结果只能是迫使中共以军事手段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自从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之后，重要公职皆由外省人把持，本省人则占陪衬地位。该现象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却造成了严重的省籍矛盾。李登辉掌权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本土化政策，以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国民党内知识分子另组新党，非知识分子参加黑道帮会的结果。星期前，两位四海帮头目出殡时，竟出现上万名黑道成员身著一色黑西装披带帮会标志的场面，更加离奇的是，上自部长级国家政要，民进党党魁，下至各界财阀(台语称为“金牛”)和三十多位立法委员均纷纷前往吊唁。这种“矫枉必须过正”(毛语录)的表现，正好说明本省人也好，外省人也好，均是十足的中国人。

中共的盲点

上述三角平衡关系之破坏，主要变数固然来自台、美方面的遽然接近，然而台独势力之坐大，北京政府也必须担负部分责任。首先，不容否认的是，战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客观上给台湾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否则其目前的境况不致好过海南岛太多，更不至于具备向大陆投资的能力。因此，就社会发展的角度观之，对比之下共方如今尚不具备向台湾感召统一的的物资基础与政治文化条件。

其次，随着台湾外贸与侨务活动的增加，台湾确有扩大国际活动空间的客观需要。既然国际领域的纠纷构成国共之间的主要摩擦，共方至今除了采取高压手段之外，不曾想方设法消弥双方的矛盾，譬如说，允许对方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在第三国成立国际法上不具外交机构性质的领事馆，以处理商务与侨务事宜。

再者，为求稳定发展，最佳的办法便是提供一切有利的框架条件，促成两岸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自然而然和两相情愿的统一。除此以外，任何口号、号召以至于威胁，非但于事无补，甚至有碍双方的和谐发展。以近来进行的几次军事演习为例，其结果必然是使更多的台湾资金流向海外而不是对岸。然而要作到这点，还取决于其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对国际压力的因应之道。

思维方式方面：马克思与列宁在世时，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过是在政治上提供有利的框架条件，万不能在制度建设与物资建设之间画上等同号。换言之，制度建设本身不能抹煞物资建设落后的事实。斯大林掌权后，无视物资基础的重要性，夸言制度的优越决定了苏联的优越。从此之后，凡受斯大林影响的国家几无例外地犯上了浮夸和自我膨胀的毛玻因此无论处于何种不利的情况下，那些当局均仍然振振有词和得意洋洋。这种思维上的缺陷，说明了为何中共当局不能痛下决心地改变国有企业的结构，不能及时创造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条件，争取外界的友谊与合作。

国际政治方面：十年来，国际上反共之风已形成极其庞大的力量。以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为例，国际舆论之无视塞尔维亚人的自决权利，片面对之谴责和制裁，多少说明其背後具有反共的动机。鉴於此，南斯拉夫问题一旦获得解决，矛头随之集中转向中国，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值此关键时刻，北京当局似有必要以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持续发展为最高原则，明确己方弱点，拟定具体的经政改革方案，并尽快与美国展开全面的谈判，从而改变被动为主动，化解国际社会的压力。

(完)

《留德学人报》９６年３／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