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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犹太人与中国

俞力工


据台湾《中央日报》九六年十月三日《中国的“辛德勒名单”在陈逸飞手上》一文的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两万多名犹太人在两位日本驻欧使馆官员的私下协助下,成功地逃往神户。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本当局又把该批难民送至上海虹口集中管理,由是与中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目前犹太人知恩图报,计划协助著名国画家陈逸飞先生将这段历史拍片以般上银幕...。

根据笔者所接触的资料,这段历史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报道大有出入。以下,不妨记录下来供有兴趣人士参考。

公元70年,自犹太人遭罗马当局驱赶后,便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中国史料曾不断有关于犹太人的记载,唯犹太人迅即与中国社会融合,同化于中国人,因此甚难对中国犹太人的动向作一全面的了解。然而依据此特点,或可说明中国社会的一贯开放,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一贯和谐。

十八、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国势日衰,发展差距也与西方工业国家日趋扩大。此际,前往中国的犹太人要么把中国当作前往美洲的中间站,要么凭着本身的相对优势形成较独立的犹太人社会。

以上海一地为例,十九世纪中叶即有400-500名来自中东的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1917年俄国革命后,将近有15000名俄国犹太人定居在东北,3000-4000名俄国犹太人迁至上海。由于上海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即成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先后有十一个国家在该地划有“租借区”,而成为三十年代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可无需签证自由进出的城市。因此,德、奥的犹太人得以利用该方便大批地逃亡至上海市。1941年最高潮时期,该市犹太人人口几达两万人之多。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该市于军管之下,然而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却采取不干预政策。在中东犹太人援助委员会和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的通力合作下,先后在该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同时可从事其他文娱活动甚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941年初,一千多名波兰犹太难民(多为波兰社会的精英分子)持过了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当局网开一面予以延长过境签证。随后,出于不愿得罪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又把该批难民移送上海市。战争期间曾有过两名日本驻波兰使馆官员私下向犹太难民提供协助一事,但所涉及的对象即为上述的一千多人,而非两万多人。然而日本政府有两名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专家”对犹太人政策起着关键作用倒是不争的事实。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当局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之下,把上海市的德、奥、波犹太人悉数关进占地五平方公里的虹口区集中营(俄国犹太人不受影响)。该情况虽然改变了犹太人的处境,但营内犹太人仍然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营外也没树立围墙或路障。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营内也同时住有数千名中国人。他们与犹太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其中也有少部分人与犹太人缔结了婚姻。

二战结束后,近半数的犹太人移民至北美洲,另外一半则前往巴勒斯坦。剩余者先后于1949年和五十年代中期离开中国国境。

持平而论,二战期间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中国当局始终无权干预。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与犹太难民之间的友谊也至多算是难兄难弟之间的朴素情感。真正耐人寻味的倒是日本当局对犹太人所持的态度。

话说1904-05年日俄战争时,曾有一位影响力颇大的美国犹太人银行家希甫(JacobShiff)向日本提供了四笔巨额贷款。基于此,希甫便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也同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犹太人。一般日本人,对犹太人既无传统的宗教、文化仇恨,对落难的犹太人自然有点感恩报答之心。

三十年代中期,自从国际上出现大批受德、奥迫害、驱赶的犹太难民之后,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处理犹太人事宜。该小组的两个负责人对欧美社会的反犹宣传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势力的确垄断了国际舆论和金融,控制了美、英的政治与外交。因此便得出了“对犹太难民表示亲善,便能从犹太资本家处获得开发满洲国的庞大资金,便能改变美国的敌日态度,便能阻止苏联进攻日本”的结论。由于这一大误会使然,导致四万上下的犹太人躲避了一场大浩劫。历史上,犹太人由于恶意宣传而惨遭迫害的事迹比比皆是,然而在恶意宣传之下受惠,或许就仅此一回了。  (完)

《华声月刊》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