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后又随着缓和潮流，于八、九十年代之交顺利地和平统一。对其他分裂国家说来，德国经验自然有其值得借鉴之处。然而离奇的是，在中国范围内，无论是台独分子、台北政府，以至于大陆一方均能够从援引“德国经验”满足自己的需要。给人的感觉是，“德国经验”就像是个物美价廉的自助餐厅，让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台独分子着眼的“德国经验”，即“住民自决论”或称“萨尔模式”

台独分子的“住民自决论”最初于七十年代提出，至今也仍然再三援引。萨尔地区位于德、法之间，居民90％以上为德意志人。历史上多次易手，二战结束后再次受法国统治。1955年，美、英等国为了围堵共产集团，争取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期间，法国债台高筑，若非获得美国的支持便无法摆脱经济困局，于是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建议，允许萨尔地区各族人民进行投票。该次投票的目的与“独立”无关，而是让受他民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决定是否与“母国”统一。票决结果，90％以上的人口主张回归德国。德国称其为“人民投票”（Volks abstimmung）。如果把它称为“住民自决”（self-determination of inhabitants），则若非错译、误解，便是刻意曲解、误导。果真“住民”、“居民”也可成为民族自决范畴的国际法实体，单在台湾一地便可到处进行投票，建立成千上万个“里弄国家”。除此之外，萨尔地区的投票方案纯系各当事方的协商结果，而非萨尔地区人民的单方面决定。若无美国的干预，西德的争取，法国的首肯，该地至今仍旧会处于法国统治之下。与之作一对比，台湾不论独立与否，完全不能忽视北京政府的存在。一意孤行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加强他方武力解决的决心。台独分子错误地援引一个“前例”，且长年乐此不疲，多少反映出其理论的贫困。

台北政府着眼的“德国经验”，即“两个德国论”或称“三个德国论”

所谓“两个德国论”，即是强调东、西德两政府曾长期互相承认，长期并存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之中。至于“三个德国论”，系指德国两当局均曾一度认为应当承认“一个民族、两个德国”的现状，但却着眼于促成将来的、统一的“第三个德国”（东德政府最后几年则强调“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该经验对目前再三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台北政府说来自然是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此“德国经验”而言，不容忽略的是：德国的分裂是美、苏两国所摆设的结果，而非出于内战原因，因此东西两德国之间不曾处于内战未决状态，其互相承认、同时参加国际机构、以至于最终的和平统一，均必须预先取得美、苏两国的同意。反观海峡两岸问题，中国的分裂虽带有国际干预因素，但主要还是个内战的结果，同时即便在今后的统一问题上仍旧不能排除他国的干预，但以大陆一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言，今后外国的干预成分只会越来越少，而非相反。有鉴于此，台北政府无论是追求独立，或“两个中国”或维持现状均必须正视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一味求助于国际力量，其结果只能使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换言之，“德国经验”对台湾并不适用。

大陆一方所着眼的“德国经验”，即“和平统一道路”

“德国经验”虽不能代表大陆一方的官方言论，但却经常出现于评论界。大体而言，大陆一方的理论家为了对台北政府所强调的“德国经验”提出反驳，偏向于指出西德政府为求统一在缓和政策、东进政策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该政策最终导致的和平统一结果。就缓和政策而言，北京政府近二十年来在各个方面的确是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对比之下，与“德国经验”的最大的差异与差距即在于：西德政府当年很自觉地避免在敏感的政治层面提出任何具体主张（例如一府两制或一国两制），并全力以赴地为双方的交流与建立有机的融合创造最好的框架条件。也就由于双方的摩擦能够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东德政府对西德政府的各种善意行动无从杯葛，同时也因为东德一方的人民从生活上时时体验到来自西德的好处与利益，一旦时机成熟时，东德人民便毫不犹豫地向西德靠拢。

实用主义

与所有其他民族相较，中国人一向是个比较“实用主义”的民族。该特点在援引“德国经验”上多少可见一斑，即便再三声称“非中国人”的台独分子也非例外，因此，战后的“德国经验”便成了各个中国群体各取所需的自助餐。其实，“实用主义”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利用”，而在于要能产生实际效用，如果把重点置于前者，则一切努力均会徒劳无功。（完）

199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