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毛泽东晚年找不来“红军”，但他找到了红卫兵；红卫兵也就是毛曾多次扬言要寻找的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新红军”。徐友渔先生这本著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相当全面而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助于这一代人从毛时代残留的种种梦魇中彻底清醒过来。

文革从发动迄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可是在中国大陆，关于文革的独立研究还受到种种限制甚至打压，对文革的真正理性的深入反思，可以说，到现在还几乎没有开始！相反，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伴随着“崇毛热”的升温，基于对官员腐败和严重社会不公的不满，一种对文革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怀旧情绪，已经在某些知识分子群落和弱势阶层中逐步滋长并蔓延开来。而在这其间扮演要角、甚至主角的，有许多即是来自当年的红卫兵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这种颇给人以“革命自有后来人”之感的现象，很自然地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友徐友渔先生不避艰难和风险，潜心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凡四年，终于成就了一部力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以下简称为《形》，引文只注明页码）。这本书于不久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认为，这是目前已出版的“文革学”著作中最好的一本。笔者读后对此深有同感。

其实这本书的篇幅不是很大：全书正文总共不过262页,分作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作者此项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得出的主要结论；其余五章则分别从“文革前的教育”、“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造反的原因”、“幻灭和觉醒”以及文革的“后果”等各个方面，几近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那么，究竟谁是“红卫兵”？当初令世人惊诧不已的那场红卫兵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它还有哪些精神遗存流传下来？对这类遗存又该如何评价呢？所有这类与红卫兵相关的问题，都是《形》力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分析和解答的。

一、红卫兵也是“红军”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在有关文革的各类作品中，“红卫兵”差不多已经是一个被炒烂了的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红卫兵”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主题，其所指也是自明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上，由于当年的红卫兵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加之当初的“红卫兵”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因此，当今天重新提起“红卫兵”这个话题的时候，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红卫兵”的意涵就可能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就以当年的“老红卫兵”(亦称“老兵”)和与之对立的“造反派”学生为例：在多数中共老干部的眼里，前者是他们自己的子弟，而后者如果不能被打入“另册”，至少也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两者自然是分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但在那些被各派红卫兵视为共同敌人的“黑五类”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记忆中，两者恐怕是一丘之貉！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伙人当中的若干“死硬派”分子，至今仍然严守着彼此之间当初的政治分野，他们自然不会在“红卫兵”这面大旗下互相认同。

徐友渔先生的专长在分析哲学，他当然晓得基本概念对于一本学术著作的极端重要性。但是面对这种歧义纷呈的局面，他没有陷于语词字面意义的繁琐辨析。因为他知道，“红卫兵”的本来意义，只有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得以确立的具体情境，并在尽可能尊重当时人们的习惯用法的条件下，才可能加以合理的确定。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作者注意到，“红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并不是由毛泽东所首创，但是自毛公开地对“红卫兵”加以肯定和支持以后，“红卫兵”事实上已成为文革期间所有“革命学生”及其组织所共有的一种身份符号；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衡量一个学生是否“革命”，就看他是否“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因此，作者“把所有投入文革的学生都称为红卫兵”(第4页)。

依照上述定义，所谓红卫兵就是指参加文革的学生；给“红卫兵”附加任何其他规定，都有背于当时人们对这一称谓的普遍用法，因而也都是不恰当的、多余的。《形》对“红卫兵”的这一简单而明确的界定，突显了当时大陆学生普遍共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即狂热地崇拜毛，誓言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的“革命路线”，决心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历来把知识分子摆在革命附庸地位的毛，此时已经不得不借助青年学生为他发动的文革扫清道路、打开局面了！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毛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业绩时，把文革看作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他并不讳言，对于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当然主要是指他昔日的那些战友，即那些曾经跟随他南征北战，打天下、坐天下的老红军和老干部。现在回头去想，他在晚年的这种孤独感，似也并非自文革始。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不是就曾公开扬言“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找红军去！”吗？

问题是事过境迁。且不说，他当年亲自参与创建的老式红军已再也找不回来；即便假定可以找到，那种几乎纯然由“泥腿子”组成的队伍，又怎么搞得了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但毛还是非常“幸运”的：他虽然已找不来老式红军，但他找到了“红卫兵”！红卫兵也就是他曾不止一次地扬言要寻找的那支“拿起笔作刀枪”，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新红军”。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支识文断字、总数大约1000万到3000万人的庞大的队伍(第4页)。按标准入学年龄推算，这一代人,包括其中年龄最大的1966届大学毕业生在内，全都是中共建政以后才走进校门的。如果说，49年以前受教育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原则上只是中共需要加以“团结、改造和利用”的“异己”或“另类”；50年代受教育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中共眼里也不够“纯正”；那么，“红卫兵”一代则是由中共自己培养，“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数千万青年学生成为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和对毛死忠的一支先锋力量，在毛实不过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已。因为，他们在精神上本来就是毛思想的“嫡生子”。事实上，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把“造反”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但誓死捍卫毛和毛的革命路线，却是造反派始终不渝的基本政治立场。正如《形》所说，“文革中不论哪一个时期的造反派，都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第70页)！不错，在如何对待毛和毛的“革命路线”的问题上，当年红卫兵运动中的例外情况是存在的，如江西的李九莲和在宁夏组建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第五章)的十几个红卫兵，就是很典型的范例。但这样的个案毕竟为数甚微，而且大多产生于红卫兵运动高潮过后，因而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红卫兵整体盲目效忠于毛的政治定位。笔者以为，对于红卫兵一代来说，今天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当初这种基本的政治“选择”，甚至编造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说法(详下)以或明或暗地否认之，则所谓对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的反思也就无从谈起。

可贵的是，《形》的作者徐友渔先生虽然也是当年的红卫兵，而且是造反派红卫兵，但是正象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保持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而这种诚实客观的态度，不仅可以使他个人的文革经验合理地转变为一种资源优势；而且一般说来，也是红卫兵一代合理地清理文革和毛时代精神遗产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拆毁红卫兵“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

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喊出了“秦皇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的口号。从那一刻起，毛原先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便开始动摇了！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非毛化”尽管远不够彻底，但大体上说，毛毕竟已经被赶下了神坛。这其间无疑包含着红卫兵一代人痛苦反思和独立思考的成果。但是，正如任何一代人都会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满怀深情的留恋一样，红卫兵一代今天对自己昔日曾无限迷恋的种种偶像，也难免心存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因而这些昔日的偶像，不论是人格的或观念的，也都有可能依然被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供奉着，只不过可能已经变了形式，换了包装,亦即改建了“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诗人黄翔语) 而已。《形》对当前在红卫兵一代人当中颇流行的若干莫名其妙的观念的剖析和批评，正是为了拆毁这类“庙宇”；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毛时代的种种梦魇而不能清醒过来的人，实不啻为一声“棒喝”！

一如作者指出的，“文革后，前红卫兵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宣称他们当年的行为纯粹出于理想主义，出于革命热情”(第31页)。似乎不管当年红卫兵的言行是何等疯狂和何等不可理喻，但其“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毕竟体现了“纯洁”、“崇高”的价值，因而还是值得肯定甚至发扬光大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陷阱！因为你如果简单地否定它，就很容易被误解或诬指为否定一切理想主义，否定一切革命；而如果你默认甚至接受了它，那么，你实际上也就很难拒绝红卫兵所代表或象征的那种特定的精神传统。

看来，徐友渔先生对这个陷阱是有警惕的。他承认，当年的红卫兵“出于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而造反，“这种情况对于许多人而言也许是真的”。但是，抽象地议论理想主义，显然不仅无助于对特定历史过程的反思，而且很容易导致对该历史过程之实质内容的忽略或掩盖。作者提醒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当看到，红卫兵一代是在完全封闭和压抑个性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与此相应，他们的理想并不是来自个人自主自由的选择，而主要是官方强制性的、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而作为当时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虽然也可化归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它却无疑是一种“野蛮的马克思主义”！因此，红卫兵一代在文革前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即毛式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作者通过回顾和分析文革前大陆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本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以蒙昧无知为基础、内容上空想和手段上野蛮，以及思想和行为上倾向盲目破坏等等，乃是这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次，作者还提示人们，要正确地评价这种理想主义，就不能回避与其实质内容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以下“设问”：“这种革命理想到底是甚么呢？它提倡的绝对忠诚，是对人民和民族，还是对最高元首个人？它鼓励的无情斗争，是对社会和民族的敌人，还是本应受到敬重和爱护的人？”(第31页)假如说，红卫兵当初起来造反之际，多数人对这些问题可能不假思索，因而还是不清不楚的话，那么，他们在文革中的实际言行，则已经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文革中红卫兵在精神上依靠的，行动上捍卫的，不是一般的革命理想和目标，而是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们还认为，由于本派本组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捍卫了这种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路线，因此应当受封为‘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权力分配中占最大份额。”(第17页)！足见当初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其实并不抽象，它已经对象化，即具体地表现为对毛个人的盲目崇拜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狂热献身。而且，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也并不象某些人所渲染、所包装的那样，似乎已然“纯粹”到排除任何利益考虑的程度；只不过，由于它的目标，归根到底，是在维护“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下的极权体制，因此它必然要求并鼓励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热情都投注于旨在维护和巩固这种体制的“革命”，通过献身于这种“革命”首先获得政治权力，进而自然地在这种体制中获得其他各种利益。一句话，当年红卫兵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附庸，既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下的极权体制的产物和要求，又反过来为这种极权体制服务。这正是红卫兵运动与德国法西斯的纳粹青年运动为甚么十分相似的根本原因！

所谓人民文革，也是一种在红卫兵一代人当中颇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明显是与关于文革的“社会冲突论”的解释一致的，似乎是沿着民粹主义的方向对后者的进一步夸张，夸张成“神话”了！对此，作者在《形》的第四章做出了在笔者看来相当有说服力的批驳。因限于篇幅，这里不拟评述。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红卫兵一代中的某些文化人对当年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人民文革”的鼓吹，到世纪末似已在中国大陆的文化舞台上汇合为一场“大戏”！不相信吗？那就不妨请想一想：新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话剧《切·格瓦拉》的相继推出和炒作，难道在思想倾向和精神风貌上，不是与被左派们包装美化了的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一脉相承的吗？

三、实证功夫　　如上所说，《形》对红卫兵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是在反思毛时代这一大视野的背景下进行的。然而通读全书可知，《形》丝毫没有“宏大叙事”通常所带有的那种抽象空洞的弊病！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得益于作者对实证方法的高度重视和善加运用。这也是《形》在方法上的一个显著优点或长处。

和所有关于红卫兵的研究著作一样，文革的原始文献也是《形》所依据的最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形》的作者的匠心，表现在他对第一手资料的特别重视。为此，作者不仅在浩如烟海的文革资料中，选择了“当年红卫兵的出版物”，作为自己“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材料”；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到许多城镇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和包括座谈、讨论及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的“田野调查”，仅其正式的个别采访对象即高达一百多人──这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外学者中，如果不好说是绝无仅有，起码也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其次，作者对采访对象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务求其具有“地域的广泛性”以及“年龄层次”和“组织派别”的代表性。可以说，《形》在调查对象上所显示出来的这种代表类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此前任何一本文革研究著作都无法相比的。

自觉地把自己的此项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第13页)，并以批判的眼光和对话的方式来借鉴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是《形》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中国其他文革研究者的一个特点。基于此，《形》与其他中国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展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与研究方法上的以上特点密切相关，《形》在学术上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更全面、更细致地揭示了红卫兵运动的内在差别，并在此基础上，以详述(典型案例，包括四川、广东和湖北)与概览(其他省区)相结合的方式，为省一级水平上的红卫兵派别斗争描绘出一幅全景式的画卷，从而不仅纠正了以往的相关著作对历史描述的偏差，补充了其叙述的不足；而且还由此出发，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共高层斗争、当地驻军的政治状况与造反派分裂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当年造反派内部“激进”与“温和”两派斗争之外部政治动因、内在思想根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基础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第三章)。作者认为，在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打垮以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直至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究其根源，主要有三：其一，刘邓被打倒后，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止；其二，军队在文革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军队也不如以前人们想象得那么统一，分属于不同山头、不同派别的各地驻军，往往有其不同的利益；其三，一致支持文革的造反派红卫兵，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之分，而这种差别则是基于当时中国大陆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很明显，作者依据大量实证资料提出的这些见解，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红卫兵运动的真相，而且对于人们认识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也是有启发的。

总体上看，《形》无论在研究方法或历史(包括事件、过程和人物等等)考查诸方面，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对于造反派派别斗争的描述和研究，更是本书所取得的突出学术成果。就史识而言，作者也不乏理论勇气，不仅敢于进行争论，敢于突破官方的政治教条，而且几乎在每一章每一节，都持之有故地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过在笔者看来，《形》也存在着若干明显的不足和缺陷。这首先就表现在，作者虽然批评了“社会冲突论”，但却没有对文革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虽然，《形》只是一本关于红卫兵的著作，但是由于红卫兵是文革的先锋，在许多地区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发挥了领导社会的作用，所以，如果不阐明红卫兵运动与整个文革解释模式之间的关系，则对红卫兵运动的解释就不仅缺乏完整性，而且可能隐藏着不合理的因素。我想，这无论如何都是作者应当尽快弥补的一个方面。此外，笔者觉得，第六章、特别是第五节“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后的民主运动”，显得有些薄弱。比如，作者肯定了红卫兵一代民主意识的发生，却基本没有对其发生的机理和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与此相应，作者在讲述代际差别时，对红卫兵一代、尤其是对“老三届”的评价似乎偏高，不怎么令人信服。在方法上，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于文革，但作者在《形》中似也流露出某种对这些理论一概加以拒绝的意思。如果真是如此，我看是值值得重新考虑的！就以毛与红卫兵之间的关系为例，若以笔者之见，借用韦伯的“奇理斯玛型支配”来解释，即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笔者相信，在西方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或学说中，必定还有不少可资中国研究文革的学者借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