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励之的公开信与八九民运

论者通常认为，「89民运」开始于当年 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早在那一年的1月6日，以方励之先生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以下简称为《公开信》）为标志，89民运已经拉开了序幕。由此发端，作为对这封《公开信》的声援和继续，先有知识界为争取人权和促进政治改革而发起的串连和签名运动【注1】；紧接着便有学潮的酝酿和躁动【注2】。这使得整个朝野上下，早在那年2、3月间，已经笼罩在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象中！

不错，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突然引爆了那场以其规模空前浩大和结局异常悲惨而震撼全球的政治运动。但胡耀邦之死，充其量不过是那场运动的导火线而已。纵观那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以说，只有《公开信》才是89民运真正、且最为切近的「源头」。

正如维科在谈到各种社会制度的本性时所说，一事物的本质，「必然是由于它们产生的方式」【注 3】。89民运的政治本质和文化性格，也在方励之先生这封《公开信》中显露出其端倪，并表现为其政治意涵和文化意涵的展开。因此，从方先生的这封《公开信》入手，仔细分析各派政治势力在89民运中的诸多政治分歧日趋激化的过程和它们依以作为思想、社会心理基础的文化冲突，对于我们揭示89民运的政治意义、文化性格和「6．4」悲剧的文化根源，以及探讨邓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显然都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初看起来，方励之先生的这封《公开信》并不复杂，持论亦相当温和：其正文不过四段，连同标点总共不足300个字符；它的宗旨也无非是想以「上书言事」的方式，建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而已，似乎并未触及北京执政当局的「社稷江山」。但是，在当时中国大陆那种政治生态下，《公开信》不可能被仅仅看作一个单纯进行人道救助的非政治性事件。事实上，北京执政当局与民间各界人士，当时确也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这封《公开信》的政治意涵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方励之的《公开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其实当时的邓小平，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主席。因此，从法理上说，是否实行「大赦」（按照中国大陆的宪法，实际应为「特赦」）和是否释放魏京生，并不在邓小平的职掌之内。从这个角度看，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如果不是「找错了衙门」，就是有意进行政治「挑□」，因为这封信实际上是公然挑明了「邓大人」的「太上皇」角色！不过看起来，在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之间，还是存在着若干微妙的区别：至少在文革以后，邓并没有像毛那样不断地为自己「设置对立面」。他在实际政治运程中也很少「主动出击」。或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北京当局起初对《公开信》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沈默」，似不免给人以「克制」的印象。

然而，出乎官方的预料，它的沈默未能「吸收」《公开信》的「噪声」，「消化」它的影响：对《公开信》的一连串反应接种而至！

首先，是美国的反应。 2月16日，美国总统布希邀请方励之夫妇参加他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的告别宴会。布希的这一「招」，至少向中国政府和舆论界公开摆明了一种姿态，传达了一个信息，即美国政府对方和方的《公开信》是同情的、支持的。

就在当天，北京知识界声援和接续《公开信》的《33人签名信》（以下简称作《签名信》），亦通过境外媒体发表出来。在国内外为《公开信》和《签名信》宣传造势的一连串活动，也随即展开。至此，由《公开信》发其端，已经酿成了一个以要求大赦和释放魏京生为主题、有境内、外不同政治势力介入、并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政治事件。这里不妨称之为「《公开信》事件」。

巨大的舆论压力终于「撬开」了中国官方的口。1989年 2月22日，中共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谈话。这次谈话所直接针对的，虽然是《33人签名信》的，但实际也是官方对《公开信》首次公开正式地表明立常如果撇开其中的无端指责、外交词令和官方套话，那么，透过发言人的某些曲折表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谈话【注 4】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披露了北京当局对《公开信》事件所发出的政治性指控：

（一）认为该事件是要通过「制造舆论」，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二）认为该事件是试图以方励之等人为代表，「对中国政府形成『压力集团』」；（三）认为该事件有境外「反动组织」参与了策划和运作，并得到了美、台反动势力的支持；（四）认为该事件有干扰和破坏国内安定团结、引发社会动乱之嫌。　　平心而论，以上四条指控中的前三条，若剔除了其中那些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用语，应该说，大体都是客观的、准确的。问题只在于：公民是否有权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公开提出批评、发表不同的政见？在满足相应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政府是否应该允许各种「压力集团」和反对派组织合法存在？至于第四条，所牵涉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面对当时官、民之间已经出现的那种紧张局面，政府和民间应当选择何种互动的方式，才有助于消除分岐、化解矛盾，以至避免酿成社会动乱？这些问题，从最一般、最根本的意义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政治文化的问题。后者至少包括：（一）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二）政治价值（包括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三）社会政治心理。

很明显，如果以中国官方政治文化的视野来观察，则司法部负责人对《公开信》事件提出的四项「指控」，不仅充分地「合理、合法、合情」，而且已经是官方向有关的当事人及其群体所发出的一种严厉的警告！因为这些「指控」实际已向后者指明了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危险性」，也就是打了招呼──「勿谓言之不预」！事实上，在后来发表的关于89民运的两个最重要的官方文告，即《人民日报》「4.26」社论和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对89民运所作出的政治定性，也基本是延用了司法部负责人的这一套指控模式，只是「事件」已被无限地「上纲上线」，有关的言行已被罗织成所谓反革命暴乱的罪行而已！

那么，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公开信》和《签名信》又是如何解读、如何反应的呢？　　大凡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熟知中共政治逻辑的大陆知识界人士，对中共及其政府对《公开信》和《签名信》可能做出的政治定性和决策，是不难做出准确估计的。因此，他们当中属于改革派的不少人士，如苏绍智、钦本立、夏衍、冯亦代和王若水等等，在司法部负责人发表谈话前后，纷纷出面对《公开信》和《签名信》予以声援和保护。其内容大体不外以下三点：

第一，他们站在改革派的立场上，几乎一致地强调了实行大赦有利于改革，并力图把《公开信》和《签名信》的政治意涵主要限定于「意在推进改革」的范围。这一点，本来就赫然写在《签名信》的正文里，但是司法部负责人硬是对此视而不见。第二，他们通过援引中共宪法的有关条文，不仅为「大赦」指出了法律依据；而且为《公开信》和《签名信》本身的合法性做出了论证。第三，他们还通过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若干「成例」，为《公开信》和《签名信》进行了不无「传统主义」色彩的辩护。如苏绍智先生说，「我国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曾经大赦战犯，它反映了国家之稳定与强大。今年欣逢建国四十周年大庆，每逢大庆，举行大赦，是合情合理的」【注 5】。再如钦本立说，「在建国40周年，『5．4』运动70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是一件合乎天理、顺乎人意的事情。59年、75年做过两次，把末代皇帝溥仪和一批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是有积极意义的。冰心等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按指《签名信》中关于大赦的建议），是值得称赞的。」【注6】。

总之，改革派知识份子们如此苦口婆心，无非是要表明，不论是从政治、法律或是从传统、民心的角度看，《公开信》和《签名信》都是合理、合法、合情和有益的。他们这样做，显然也是试图在《公开信》事件的当事人与执政当局之间，尽力寻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点，以便为双方的对话铺设必要的基矗大体上说，这也正好反映了中共内部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改革派在整个89民运过程中的立场和态度。

至此，以方励之先生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为起点和契机，所有参与89民运政治博奕、并在其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四大派政治势力，已然全部浮出了水面！这四派政治势力是：（一）以方励之先生为代表的西化派知识份子。后来冲出校园、走上街头的广大青年学生，则既是西化派知识份子的弟子，又是被后者召唤出来冲锋陷阵的主力军。（二）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主要由斯大林主义者和枪杆子主义者所构成的中共顽固派。（三）以赵紫阳为为代表的中共开明改革派及其知识份子。（四）以美国为代表的、主张对中国大陆实行和平演变的国际（或境外）势力。

【附注】

（1）参阅苏绍智：《十年风雨》，台北，1995年，页261～287。

（2）参阅常劲和沈彤的回忆 ──《回顾与反思》──之第一部份，莱茵笔会出版，1993年。

（3）《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1986年，页89。

（4）《就陈军等人写信徵集签名事，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 ，《人民日报》1989年2月13日。

（5）同（1），页265。

（6）同（1），页266。

二、西化派的困境及其与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分野

在《方励之先生的公开信与89民运》中，笔者曾经指出，89年初的《公开信》事件发生以后，改革派知识份子曾经试图在事件当事人与中共当局之间，尽力寻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点，以便为双方的对话铺设必要的基矗现在看来，他们当初的这种良苦用心，实在是未免太「天真」了点儿！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全盘西化论」已经与中国官方以「四个坚持」为基本内容的政治传统主义，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正如司法部负责人的谈话所表明地，当邓小平等执政者在传统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上来解读《公开信》和《签名信》的时候，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像善良的改革派知识份子那样就事论事、那样不带偏见和敌意的！

反过来，作为西化思潮代表人物的方励之先生，也远不像改革派知识份子对「改革」那么热心。因为在方先生的心目中，「改革」似乎不足道；方先生当然更不会像后者那样，着意从中共的「70年」和「40年」的历史和传统中，为自己今天的言行去寻找根据或借镜。因此，尽管《公开信》和《签名信》同样都指出，实行大赦有助营造良好的社会气氛，但《签名信》明确地把实行大赦与「创造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联系起来，而《公开信》则对改革只字未提。另一方面，与《签名信》不同地，《公开信》虽然在其开头也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40年」和「5．4运动的第70年」，但它紧接着就以一个「但书」──「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冲淡了这两个纪念日在《公开信》及其所涉及事务中的意义。

可注意者，《公开信》与《签名信》之间的这两点差别，看起来虽很细微，但其意义却不可小视！因为第一，这种差别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80年代，中国的西化派知识份子为什么从历史、传统到现实的政治主张，均与改革派有点格格不入，似乎与后者很难找到多少共同之点。第二，这种差别也明显拉大了西化派知识份子与改革派知识份子之间的距离，造成了两者之间的隔阂。其原因是，「全盘西化」无疑意味着对中国大陆现存制度、体制和文化之全面彻底的否定，因此，它不仅与现政权处于完全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而且由于改革很难一下子满足「全盘西化」的「胃口」，它与改革往往也是很难协调的。

不能否认，以方励之先生为代表的西化派知识份子，即使在西化思潮鼎盛的80年代后期，亦没有完全放弃与执政当局寻求共识、进行对话的愿望。否则，他们又何必向邓小平「上书言事」？问题在于，他们用以与对方进行沟通或对话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根本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请看《公开信》的最后一段：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 200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注1】

显而易见，方先生这里是想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现代史和与之相伴生的一套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与邓小平进行沟通，并据以建立共识！然而，邓小平一代中共领导人，作为毛死后中共之政治传统主义的担纲者，对于《公开信》的这种文化意涵或取向，除了充满敌意和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之外，大概只会投以轻蔑的一笑！因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不仅曾「见识」过所谓全盘西化这类「文化时髦」，而且在他们的记忆中，「全盘西化」也是当初被他们当做「破了产」的东西而扔掉了的「破烂儿」！

当然，问题倒并不仅仅在于邓小平者流如何看待「全盘西化」。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在大陆西化派知识份子群体中似乎仍然雄踞领袖群伦地位的方励之先生，他所谓全盘西化，姑勿论其对错，亦不言其可行或不可行，其内容竟然是如此之荒疏，以至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鼓动的「口号」！正如德国学者克劳斯比尔科指出的：对方励之来说，「全盘西化首先是一个政治主张，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目标。」【注 2】而照我看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方先生无论在政治或文化上，对中国大陆的现状，基本只具有否定性、破坏性的意见，而对它今天的出路和未来的前途，却并无任何真正切实可行的见解和主张，更不用说成体系、具规模的思想或理论了。就是说，方虽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但他对中国能否「全盘西化」和如何西化，其实并没有明确、具体和比较完整的一套看法。因此，尽管「全盘西化」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真正的目标和路向却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然而，看来至少在80年代，「全盘西化」论在思想内容上的这种空洞荒疏，却丝毫没有降低和减弱该派知识份子对西化的自信和坚执。无奈的是，他们手中并没有与「全盘西化」相配合的「新武器」。因此，尽管他们常常以新潮的「西化」为标榜，实际却不得不到由昔日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经历所沈积下来的思想和经验的「旧武库」中去搜寻，去翻「老家底」，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旧武器」来代偿「新武器」的阙如！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读一读方先生当初那篇关于「全盘西化」的非常著名的演说词，大概都不难确认，笔者此言绝非故作惊人之论。因为方先生所谓全盘西化，其全部策略的精义，原来就只在一个「冲」字：

「关于这个意见，即全盘西化，这不是我们提的，是一百多年前开始出现的，他们的精神也就是说要让先进的文化来冲击我们所有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所有的都要冲击，然后看看。当然，在这种冲击之后，我们会有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坏东西都全部被荡涤掉。」【注3】

读罢方先生的这段话，相信凡是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都不免要问：方先生这种胡打乱冲的「西化」策略，与毛泽东当年教导我们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相比，除了「目标」不同而外，就手段和方式而言，究竟有什么区别？方先生在80年代通过这样的讲演而在青年大学生中间鼓动起来的反叛精神，除取向而外，就其盲目性和破坏性而言，与当年的林副统帅要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们发扬的那种所谓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造反的「五敢精神」又相去有多远？

不错，方先生的这些说法，有可能是针对着「四项原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或许，他是想要借助激烈的言词来打破由「四项原则」所划定的思想禁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方先生的「全盘西化」是作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一种「整体战略」而提出来，并且也恰恰是以这种面貌而在大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界被传布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对这种在80年代中国大陆业已发散成一股规模相当可观的思潮、且明显是不自觉地基于「斗争哲学」而形成的一种关乎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思路，就不可仅仅以「过激之词」来看待了！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和全面现代化，能否在这种来自共产革命的传统、并以「破坏」为其基本功能指向的毛式「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借助「斗争哲学」而得以实现？这实际上是一个远比人们在口头上是否反对专制和是否拥护民主更为复杂，也更为基本、更为深刻的问题！

【附注】

（1）参阅苏绍智：《十年风雨》，台北，1995年，页267。

（2）克劳斯-比尔科:《现代化与西化》，莱茵笔会出版,1992，页73～74。　　（3）方励之：《我们正在写历史》，台北，1989年，页4。　　　　三、「斗争哲学」与「方励之─魏京生现象」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曾经被西方媒体广泛赞誉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帜、同时亦曾经被大陆的反对派人士普遍拥戴为精神领袖的方励之先生，其「全盘西化」的基本策略，竟然如此鲜明地浸染着浓厚的毛式「革命文化」及其「斗争哲学」的色彩！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毕竟，方先生和我们大家一样，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接受政治教育的；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理论「大厦」，最初也都是在毛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人的政治启蒙教育却不可能重新、从头来过；个人头脑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理论大厦，也不可能待完全推倒后再进行重建，而只能经由自己的再学习、再教育而逐步加以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新获得、新接受的政治话语，往往贴在表层，浮在上面，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被拿来当做旧思想、旧观念和旧理论的「包装」。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瓶装旧酒」。另一方面，我们对新学到的一些政治概念、学说和理论等等，也未必能马上就真正地理解和把握；新东西和旧东西在脑子里难免会纠缠在一起，彼此不易剥离清楚。这又会导致「新酒搀旧酒」。由于最近20年来，中国大陆正处于政治巨变前夕的躁动期，对于每一个在此之前已经成年的大陆人来说，发生上述两类现象都可以说是正常的。因此，我们这里虽然指出了方先生政治思维上的上述问题，但对方先生本人却绝无任何特别的不敬之意。

不过，笔者在这里还是想指出，上述两类现象确实常常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诸如方先生和魏京生这样一些政治上敏感、且易于冲动的人身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能够较早地在政治上感受到某种新的动向、新的趋势、甚至新的潮流，也乐于接受新鲜的、特别是富于刺激性的政治术语和观念，更急于（方）或勇于（魏）表达自己的政治感受。这往往使得他们像「早啼的鸡」，有时不免会陷于孤独和凄清（如70年代末期的魏先生）；但也有可能一时被当做「鹤立鸡群」式的英雄（如80年代中、后期的方先生）。彼此在政治文化气质上的这种相似性，或许也是方先生当初之所以在《公开信》中对魏要特别加以关注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同气相求」绝非《公开信》对魏特别加以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更非其唯一的原因。因为方先生作为《公开信》的作者，魏京生无疑首先是他「人道救助」的对象。但是在我看来，除此而外，当时魏对方至少还具有下述双重重要的意义：（一）作为一个「觉醒了的红卫兵」，魏曾公开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口号，乃是最早、最鲜明地表达了西化派之基本政治要求的代表人物之一；（二）魏京生作为当年「老红卫兵」的一名「战士」和中共衙内党卫军──「联动」──的一名骨干，直到70年代末期，其思想方式和语言风格，还相当鲜明地保留着当年「革命造反精神」的遗迹（对此，笔者将在适当的时候另外着文说明之），这在客观上也恰好符合方先生那种「冲字当头」的「西化策略」。这样，不管魏京生本人的意愿如何，也不管方先生自己是否明确地意识到，魏在事实上都具备了足够的「资格」，以被方当作为推行其西化策略而必须召唤出来的那种「西化加造反」精神的象徵性人物！我以为，这才是为什么方先生当初在《公开信》中特意把魏从「所有类似的政治犯」中突显出来、并于尔后在海外带头为魏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此看来，方励之先生的《公开信》所隐含的文化意涵其实很不简单：它反映并召唤了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上存在和游走着的四种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是由信中「出现」的三个「当事人」分别代表或象徵的：

第一，方本人所代表的西化思潮。第二，由魏京生所象徵的以「革命造反精神」为其基本内容的文革遗绪。而邓小平则一身二任焉：当他举起左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便与陈云派和枪杆子主义派合流，代表集中反映中共元老派意志和利益、并且以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基本纲领的政治传统主义；而当他举起右手抓改革开放之际，他又扮演经济改革派的旗手，此时他虽然也有可能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开明，但他「棉里藏针」，实际却是新权威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真正的掌门人！

<<万位读者周刊>> 第38期 (2000/6a)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