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民众情绪也曾走入极端。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有一个片段，五十年代时，参议员麦卡瑟（Joseph McCarthy）质问一个电影演员：“你是共产分子吗？”，那个电影演员批驳麦卡瑟时竟遭到群众围攻殴打，演员被当场吓疯了。

    故事是虚构的，历史却是真实的，五十年代的美国人民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和民主。有一个真事，可以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曾经在民主与法制道路上走过的坡坡坎坎。

    四十五年前，一九五三年六月，美国人朱利叶斯.卢森堡（Julius Rosenberg）在纽约州的新生监狱（Sing Sing Prison）被执行电椅死刑，接着他的太太也被送上了电椅。当他们的死讯传出，世界上支持他们的人群只剩下了无言的悲痛，有很多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的死给了这些人的良心的极大震动。行刑前，各国的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为他们的获罪向美国政府呼吁从宽处理。

    这个死刑当时轰动世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称为“世纪大案”。卢森堡夫妇是一九五一年三月被纽约市联邦法院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法官考夫曼（Kaufman）宣布：“卢森堡夫妇把原子弹的秘密盗给了俄国人，使苏联提前拥有了原子弹，从而导致了共产党人入侵韩国，五万多美国人丧生韩战，今后数百万无辜的人们还将因此受难。”

    且不说这个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真假，其推论的夸张不输于科幻小说也是明眼所见。这个判决与美国司法部门的谨慎作风大相径庭，它怎么会产生呢？今天，人民反复问道：卢森堡真的偷了原子弹的秘密吗？卢森堡夫妇该受极刑吗？他们为何而死？

    对失误不太健忘是一个民族成熟后才能够拥有的财富。

    朱利叶斯.卢森堡出生于纽约州东部的一个穷人家庭，他的人生目标本来是研究犹太法学。在他十五岁那年，西海岸劳工领袖斯考特.穆尼（Tom Mooney）的被关监，事件的不公正燃烧起了卢森堡追求社会变革的热情。

    那时是一九三三年，美国人民正在经济萧条下苦苦挣扎，全国到处是施粥站，过去日进斗金的股票经记人也在华尔街上摆开了苹果摊；罗斯福总统刚刚掌管国家行政，抓纲治国还没有上道，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不灵了，国家向何处去？知识份子们开始探索光明，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的故乡。

    一九三四年卢森堡进了纽约市立大学，这所学校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当时是美国激进主义的温床。在酒吧里，躁动的精英们从各自的口袋里掏出了花花绿绿的救国方略，而卢森堡认定：只有共产主义能救美国。在理想的红旗下，卢森堡成了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一名战士（Younth Communist League），一直到死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选择。

    稍后，他遇到了有情人爱丝儿.格林葛纳斯（Ethel Greenglass）。爱丝儿是卢森堡的穷老乡，生计所迫爱丝儿放弃了表演专业。爱丝儿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同工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阻挡了东家的运输，赢得了罢工的胜利。共同的信仰把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了一起。

    卢森堡大学毕业后就跟爱丝儿结婚了，他们一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起读“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和“新大众”杂志（New Masses），一起学习马列主义，革命使他们更为相亲相爱，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又一起走向了刑场。

    卢森堡学的是电机工程，毕业后为美国通信部队工作。关于他为苏联人充当间谍的故事的说法不一，很多人是这样相信的：在二战期间，纽约的苏联领事馆的一个KGB官员说服了卢森堡，帮助苏联就是帮助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卢森堡为苏联人窃取了一些技术秘密，如新的炸弹引爆装置。那时苏美不是敌人，为盟军偷东西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当然也是犯法。

    卢森堡自己的工作秘密不多，他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服务，而曼哈顿工程是美国的原子弹项目。卢森堡把大卫也发展成了间谍，为苏联人收集了一些曼哈顿工程的数据。战争结束后，卢森堡继续为苏联人工作，直到一九五零年夏天被捕。

    上述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卢森堡的供词。那么，卢森堡真的偷了原子弹的秘密吗？法庭的主要证据是他内弟格林葛纳斯夫妇供词，格林葛纳斯夫妇以为政府出庭做证来换取从宽处理，他们证词的可信度为现在的人们一再质疑。也许真相永远是个迷。

    专家们可以肯定一点：机械师格林葛纳斯传给他姐夫的那点秘密数据，远不如其他间谍如西奥多.霍尔（Theodore Hall）和克劳斯.芬其斯（Klaus Fuchs）为苏联人搞的原子弹情报有价值。正是顶尖的科学家芬其斯在英国的被捕，才把一个苏联间谍供出来，那人把格林葛纳斯给牵出来，格林葛纳斯又把他的姐姐和姐夫卢森堡供了出来。

    人们现在相信：即便是没有这些间谍们帮助，苏联人拥有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四九年搞出原子弹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法官判定苏联人四九年拥有核弹是卢森堡的谍报所导致，是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至于进一步断定罗申伯格的行为导致了韩战爆发与美军的损失恐怕更是演绎推理了。

    就算卢森堡的犯罪事实无误，他们夫妇该受极刑吗？对美国伤害更大的芬其斯只坐了九年牢，大卫.格林葛纳斯判了十五年，他的太太同案犯露丝（Ruth）免于起诉，霍尔根本就没有被逮捕。卢森堡只是一个次要情报的二传手，怎么就他该死呢？更何况卢森堡太太只是知情，没有直接参于间谍活动，结果也陪了杀场。当听到卢森堡太太的被处死，始作蛹者联调局长胡佛也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难道卢森堡夫妇没有上诉最高法院吗？他们做了，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表决拒绝了重审纽约联邦法庭的判决。保护无辜的最后一道盾牌倒下了，卢森堡夫妇只剩一死了。

    也许，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形势要了卢森堡夫妇的命。二战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知识界一度走红；四九年八月苏联爆了原子弹；两个月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年北韩发动了统一战争，美国军队遭遇到了第一场打不嬴的战争。国际形势对共产党国家来讲是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到西风，共产党人一路高歌猛进。

    那时很多美国人惊慌失措，他们相信：苏联人的目的是用共产主义征服全球，苏联已经在美国政府和文化界收罗了很多信徒，苏维埃美国（Soviet of America）正在悄悄崛起。这样的“恐共症”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四九－五四红色恐惧”（Red Scare）。美国人民问政府，为什么美国对世界失去控制？谁对此负责？

    国家有难，人民责难政治精英们，政客们需要有人来当替死鬼，他们没有国民党败将的那份幽默：“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此刻，我们就不难理解法官先生为什么要卢森堡夫妇对苏制原子弹负责，对韩战美军的损失负责，对将来千百万美国人民可能遭受的灾难负责。法官和陪审员也有情绪。

    即便是民主和法制较为成熟的国家，人民一旦放纵政治情绪，宽容精神就开始消退，制度也就被群情左右了。

    毕竟是美国，在押期间，卢森堡夫妇若是招认一切，也许还可以争取活路。不招认同伙是卢森堡夫妇的定刑重于同案犯的主要原因。他们拒绝认罪，做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最后用生命为苏联献上了一份忠诚。

    不幸的是，他们这份忠诚是献给了杀了数百万苏联人民的斯大林，错把春心付东流。更为不幸的是，他们丢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十岁。两个孩子被他人收养，孩子们受到巨大刺激，十岁的麦可在父母死后六年才能哭出第一声来。

    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第一修正案表明人们有信仰的自由，执法人员不应该纠缠当事人的信仰。虽然当年有一万三千美国人在华盛顿特区游行，为卢森堡夫妇鸣怨叫屈，但是，法院的死刑判决更能迁就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恐共情绪。对其政治制度缺乏自信的许多美国人，“从重从快”也是一付镇静剂。

    今天，很少的美国人会赞同卢森堡夫妇的信仰，同样，很少的美国人会赞同纽约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驳回。即便是相信卢森堡犯罪的人们，也认为其罪行被夸大了，不至于死罪。当初，民众的极端情绪把卢森堡夫妇送上了断头台。解铃还靠系铃人，虽然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对这一悲剧的修正，我相信，成熟了的美国人民迟早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口头决议，赞扬十二岁的学生斯科特为平反一桩冤案所做的贡献。一九四五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巡洋舰被日本潜艇打沉，舰上1196名官兵只有135人生还，军事法庭判舰长麦克维依疏忽有罪，麦克维依后被强制退伍，一九六八年自杀。斯科特是佛罗里达的一名学生，花了两年的时间，查阅文件和访问生还者，他的调查表明：舰长麦克维依无罪。目前，众议院已有提案，为麦克维依“平反”。

    一个十二岁的学生，不去猛啃数学题或拉琴或唯唯诺诺，而去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了这份求真的努力，人民会推动政府对冤案道歉，并从失误中学会聪明。

    中国有过许多的极端岁月，时间一过，常常让人羞于回首，于是相信“要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然而将来沉渣又起，歧路似曾相识，又一次痛悔幼稚。又一次拨乱反正。人民真的需要学会成熟。

    《十年一觉美国梦》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