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姐姐，我跟三姐接近，我们俩的战斗友谊得从我学习讲起。在乖乖的姐姐们看来，兄弟我的确是一棵歪脖子树。班上最后一批入少先队，最后一批入红卫兵。连一向高看儿子的妈妈也都不好公开地张扬我的行为：逃学，打架，课堂恶作剧，不做家庭作业。爸爸生前对我相当失望，老说我妈教育失败。我今天能规规举举地在大学堂里坐十来年冷板凳，拿到几个红本本，真叫前辈们跌破眼镜。

    我不敢让教小学语文的吴老师知道我现在胆敢舞文卖字，我吃不准吴老师的心脏是否承受得了这个玩笑。我的小学语文成绩实在太差，但靠经营得当，每次也不下六十分的及格线。坐在课堂上，听老师按省统编教材分析课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就联想起江姐的十根手指头被国民党特务钉竹签，我盼望下课铃响，特务头子徐鹏飞一喝：“拖下去！”。

    最要命的是语文家庭作业，那时每个星期要写一篇“周记”，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与其他英雄儿童不一样，恰好我的生活最没有意义，只好请三姐代我写“周记”，题目由我定。

    第一篇就写拾金不昧。连续干了四篇拾金不昧，每篇把地点和金额改巴改巴，也能混六十来分。做好人好事，老师不好让我不及格，立场站对了，水平可以慢慢提高。

    第五周时吴老师不乐意了，她说全市的钱都让你捡光了，这星期你可能没有钱可捡了。这难不倒兄弟，第五篇我就开始帮助邻居王婆婆。故事一般是这样的：军属王婆婆提不动水，碰上我正要出去看电影，帮不帮王婆婆呢？心里面有一个小红人和一个小黑人在打架，关键时候雷锋叔叔前来帮架，小黑人被打跑了，我挺身而出接过王婆婆的水桶，王婆婆夸我是个毛主席的好孩子。换换名字和水桶，就象学英语时的替换练习一样，又干了好几篇助人为乐。

    后来问同学，原来大家都在瞎编好人好事，一个毛头小孩，谁能一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要学生写这种“周记”就是教孩子从小撒谎。

    不光语文的家庭作业让我头疼，还有大字，算术呢？多亏我三姐很帮忙，每天忙完了自己的功课就替我做家庭作业。三姐不是白干，我把我的零用钱都付了她作工钱。

    我三姐很会挣钱，我妈喜欢歌剧，三姐就钻到蚊帐里，拉开帐幕学唱一曲，得点赏钱。有时可以得到五毛钱，那是文革前的五毛钱呀，可以买一斤猪肉，或一斤糖块，或四斤大米（要粮票）。那时的歌剧好象雇的都是女角，如江姐，不然的话我也许能捞俩小钱。

    我要买东西没钱时，就会去找我三姐。一开始我就讲：知道吗？大院里的小孩们流行下军棋。三姐说：真的？军棋好玩吗？我说：太好玩了。五分钟后，三姐就提着她的钱袋跟我去买军棋了。

    有一次我提议跟她合伙办个小人民银行，三姐说：“谁存钱呢？”            我说：“我俩。把我们的钱放在一起。”            三姐说：“谁取钱呢？我说：咱俩。”            三姐说：“好。”就把她的钱拿出来了，她又问：“你的钱呢？”            我说：“我先出个存钱盒，把你的钱放进去，今后我有了钱也往里放。”            以后我付三姐的工钱就成了银行资产。三姐后来不玩这个了，说我花钱太狠，她唱歌太累。

    我常在外面惹祸，我妈要揍我时就躲在外面一阵，到吃晚饭时妈妈心肠一软，叫我姐把我招回来，所以也没有挨什么打。一次又闯祸了，我逃到外面闲逛，等侯招安。三姐来了，说妈妈不打你了。那时离吃晚饭还早，我有点不信。三姐说：妈妈的口袋里有点心。妈妈爱吃零食，她一下班我们会抢上去搜妈妈的衣袋。我一激动，撒腿就跑回家。正把贼手伸进妈妈的外衣口袋时，立刻被我妈按倒在长凳上，一阵好揍。三姐还在旁边火上浇油。

    有几年我和三姐单独过家，母亲在外地，大姐二姐下乡去。因父亲已被迫害去世还没有落实政策，有些人趁机欺负我们小。有一个阿姨一天向我借了粮票三十斤，过了还期好久不见动静，这位阿姨是那种好占便宜的人。我抹不开脸去讨债，就叫三姐去。三姐听话，敲开了阿姨的门，说：我弟让你还粮票，他不好意思来。我有主意，三姐不怕情面，我们也应付得了成年人。

    读大学后，我跟三姐讲话的时候少了，我也不耐心听她的话。我带女儿回国探亲时，三姐成天就跟我女儿讲话，把她带上街，回来时女儿双手抱满了吃的。

    前不久三姐打电话给我，说被铁路局下岗了，成渝高速公路修好后铁路客运不行了。三姐说想搞一个书店，要市文化局批准，叫我回国时去运动运动老关系。我说：三姐你要挺住，我马上就到。我还讲：小时候读书花钱全靠你，今后有小弟一口饭，就少不了三姐你一口。

    摘自《十年一觉美国梦》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