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倡导“说真话”，可他在2000年的《收获》封面依然大字标榜“巴金主编”，这是真话还是商业广告术？一个96岁的久病老人怎样在当主编？充其量是个顾问吧？

　　巴金早年以《家》反封建，可他现在却占据国营杂志《收获》当终身主编，且将女儿任命为第一副主编，父女共同执政，这不是封建世袭制、家天下么？

　　巴金以勇于忏悔获取尊敬，可他面对平反幸存的胡风，既不主动去医院看望，会上相逢亦无道歉，好像当年他没有对胡风投井下石。等到胡风病逝，才写几句对不起——这是真心忏悔么？巴金三十年代就开始不断忏悔自己胆小，可每次忏悔之时，他照样尊权势者之意行事，这样的忏悔岂不是“坦白痞子”或“变色龙”？

　　巴金1985年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他又说，除了文革十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问题”——难道文革仅是孤立的十年？如此见识，可否建立真正的“文革博物馆”？且一知上意不喜此“建议”，便同意在《巴金选集》中删去《“文革”博物馆》，从此不提，一心一意装修自己的“全集”，只管自家。15年来中国多少风波、腐败，他竟一言不发，惟有各种“主席”、“主编”争当不误，“命名行星”乐此不疲——这就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勇于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文人一个个被整死整残了，只有既会向权势孝忠，又会以忏悔对付百姓的巴金，偷生百岁，当官“上星”，自编全集，名利双收，尽享现代荣华富贵——面对如此幸福的“两朝领袖”巴金，谁愿学王实味、胡风、顾准、陈寅恽马寅初、遇罗克？华夏有如此左右忏悔，两面逢源的“巴金现象”，中国人啊，我们狂笑还是恸哭？

　　——题要

　　1．谁发昏了？

　　2000年第 1期的《收获》，虽然装祯有所新景，但基本风格依然，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只有两处：一是更加突出“巴金主编”——封面封底“巴金主编”四个黑体字比原来大了一倍，每个字足有半寸见方；二是封面右下角标明“1957-2000”——这是宣传“巴金主编”《收获》已有43年了！

　　正是这一“新气象”，使我久蓄的疑惑如喷泉突迸——《收获》，《收获》，你是中国至今未能根除封建制度残余的一个典型缩影！

　　这一定要让有些人愤怒了——怎么，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之一《收获》，竟然被你评为“封建残余”，你昏了么？

　　谁发昏了，自有历史公论。我们还是先讲事实，摆道理。

　　2．唐诗好不能证明皇帝好

　　《收获》近20年来所发的作品，其文学艺术水平，大都可称中国一流，但这并不等于它的体制和主编没有严重缺陷，不能批评，恰如唐代是中国国力最强盛之时，唐诗也是中国文学最高境界，但是，我们就因此不能批判那时的制仁欠封建专制？那时的皇帝虽然有“贞观之治”，也依然是让天下百姓为一姓私有的宗法专制王朝！稍有常识与理性者皆知，喜欢《史记》与《唐诗》，并不意味着喜欢那时的皇上，并不意味着我们依然要保留皇上制度。

　　《收获》的封建性何在？这恐怕不须我说，人人心中皆知，只是大多数人不说而已。

　　何谓“封建”？99年新版《辞海》解释：“即封国土建诸候，指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给亲戚功臣。”伯恩斯的《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则指出：“封建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里，政府的权力由个别领主行使，……”（P7）“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主义包含一些基本观念。……即统治权是属于任何一个采邑拥有者的特权。……封建社会当然是高度贵族专政的。”（P10） 在“中国特色”下，一个杂志社，一家刊物，一不小心就成为一小块领地，一个“采邑”。让我们对照“封建”理论，看看《收获》的两个特别封建之处：

　　1)．父女执政的家天下。

　　《收获》版权页多年标明“主编巴金，副主编李小林、肖元敏”，2000年 1期才在后面添了一个“程永新”——很多人都知道，“副主编李小林”就是巴金的女儿。巴金本名“李尧棠”。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父亲为主编，女儿为第一副主编的国营文学刊物，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改革开放20多年，全国都实行“干部交流”回避制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国家刊物（理所当然是国营文化单位），居然容忍让一家父女共建一个家天下，这真是奇迹。试想，在如此父女执政的单位里，能有真正的民主监督么？在《收获》里，谁敢批评巴金？谁敢批评李小林？在如此失去监督的独立王国里，《收获》发稿除了“顺巴者昌、逆巴者毙”的发稿规律外，还可能有另外的选择么？我虽从未给《收获》投稿，亦可武断一句：一切与巴金“政见不和”之人的稿件，万万莫想上《收获》。

　　2)．巴金成为《收获》终身主编。

　　新《辞海》介绍：《收获》创刊于1957年7月，由巴金、靳以主编，1960年5月出至第十八期停刊；1964年《上海文学》改名《收获》继续出版，1966年 3月出至第十四期停刊；1978年 1月复刊，由巴金主编。主要刊载中长篇小说、剧本兼及短篇小说、长诗、散文。

　　这历史说明，巴金已成为《收获》杂志终身主编。1957年，巴金先生53岁，而今，巴金已是过了96岁生日之望百老人了，但他仍然是“在职干部”——《收获》主编可能要算个厅级干部吧（巴金的一些“副主席”、“主席”称呼也许只能算个虚位，实职还是《收获》主编）。在中国，连邓小平都没有任实职到九十岁，至于下面的机关单位，更不可能还有九十岁的干部，而唯独上海的《收获》可以有96岁的主编，唯独巴金，可以在“废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后的中国，又打破民主制而继续封建制——既自己终身制，又立女儿为“太子”，真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独领封建风骚，算得中国20世纪一大奇观。

　　如果《收获》是巴金个人的私营企业，我欢呼巴金这一盛举，同时希望执政者不要一滴血可见全身病态——当政者一不小心，让《收获》公开暴露了封建性——能允许《收获》如此，不就是自己也在如此，也想如此么？可怜的中国，你到今日还隐藏着多少封建体系与制度？！

　　3．惯于“忏悔”而从不改正的“坦白痞子”

　　也许有人说，巴金能享如此“终身主编”封建特权，实因巴老的文学功绩辉煌，德高望重，而晚年对自己的忏悔，对文革的批判，特别是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实在是名垂千古的立德立功立言。如此旷世精英，当有特别破例。

　　且不说现代法治社会不容任特权，就是巴金是否真正的君子人杰，也大有可疑。虽然今日“巴金赞歌”人云亦云，众口铄金。可是当我稍一独立思考，把巴金文集细翻一下，事实竟全然两样——巴金实乃一个二等文学作家，三流思想见识，独善明哲保身的“贰臣”而已。

　　巴金先生的小说就不用说了，多是观念图解：他最为得意的“高老太爷”，也只是在模仿《红楼梦》“贾府”的基础上加一点“阶级烙颖，并没有真正写出20世纪中国人的灵魂。和鲁迅的“阿 Q”相比，他的人物没有真正的人性与个性；和沈从文文集相比，他的叙述没有真正的中国情调；和老舍小说相比，他的作品没有地道的中国语言；和茅盾《夜读偶记》相比，他的文章不见中西文化的学术底蕴；和柯灵文章相比，巴金的散文只是“白开水”，和夏衍《懒寻旧梦录》相比，巴金毫无体制反思——巴金一生不过是个趋时赶浪潮的二流文人而已。鲁迅晚年称赞他，一是鲁迅病了，二是巴金那时还在可塑之年；胡风与巴金两人，鲁迅只看准了一个人，那就是胡风，胡风确有点鲁迅气质，鲁迅精神。

　　正是因此，这么多年，人们议论中国作家何人可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人提及巴金，巴金有什么真正的作品呢？随着人们对20世纪激进主义的反思，早年的《家》《春》《秋》，不过是过时的广告宣传而已；晚年的《随想录》，尽管因为有《收获》作交易，诱得一大批文人去闭着眼睛赞扬“皇帝的新衣”，其实细读之后，不过是一个善于巧妙“保持高度一致”，人云亦云的“老人唠叨”罢了。

　　现今有不少人称巴金有思想、有人品，其依据是巴金倡导文革后的文人忏悔与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从表面上看，这两大功绩确乎不同凡响，可是我们仔细深入到巴金一生的经历中看后，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似是而非。

　　先说文人忏悔意识吧。的确，在老一辈的文化人中间，巴金也许是最早、最多进行“忏悔”的人。他的五集《随想录》，150 篇随想，几乎篇篇都是在“忏悔”自己在文革前后，如何对不起正直的文化朋友，如何当顺民，当走狗，助桀为虐，这确是很可宝贵的。但是，不幸，我又见到巴金先生以前的一些“忏悔”——原来他像我故乡的那种惯于忏悔而从不改正的“坦白痞子”。

　　请看几段巴金早年的“忏悔”——

　　1936年 5月，巴金在散文《忆》中忏悔道：“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巴金选集》第十卷P4）

　　1957年 6月，巴金在《谈[新生]及其它》中回忆三十年代写《家》至第六章时，大哥意外地死了，他忏悔：“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同上P128）“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允许我做的事。……我牢牢记住佐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而‘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同上P143）

　　1958年 1月27日，巴金在《谈[春]》中忏悔：“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在这里用了‘不配’两个字，并非谦虚。”（同上P152）

　　1958年 3月，巴金在散文《论[灭亡]》中忏悔自己在当年北伐中逃避革命：“全国革命浪潮一天天高涨，孙传芳血腥统治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猖狂。我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却在这个时候，到国外去过寂寞的书斋生活－…我越来越为自己感到惭愧，对于在祖国进行的革命斗争，我始终袖手旁观；我空有一腔革命热情，却只能在书本上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同上P107-108）“我曾经写信告诉朋友：‘在中国人大开杀戒的时候，我埋头翻译讲道德的书。……’”（同上P114）

　　1958年 4月，巴金在《谈我的散文》中忏悔：“有一个时期我的文字欧化很厉害，我翻译过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有一句话里包含了许多意思，让读者茶余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同上P253）

　　1961年11月12日《[憩园]》里忏悔说：“一个人不大容易知道自己的病，所以要请医生来诊断开方。我一点医理都不懂，更不用提给自己把脉看病了。我是个喜欢唠叨的作者……”（同上P185）……

　　孤立地看起来，这些忏悔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把它们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前后联系起来，就有些奇怪了——忏悔有什么益呢？巴金昨天忏悔的错误，今天照犯不误，那么这种忏悔到底是为了什么？

　　1936年 5月，巴金曾忏悔他离开国内的革命斗争到法国去读书，但三年后他又老病重犯：“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同上P357）这段话分明说明他又用行动否定了1936年5月的忏悔。而巴金1957年6月忏悔自己不够大胆，没有及时挽救大哥的生命时，其时他正是更加胆小如奴地听从“反右”命令，狠批当右派的朋友们，致朋友于死地。试想《收获》1957年 7月创刊之时，正是反右斗争阴风凄惨之日，巴金能在这时出任《收获》主编，可想而知，上面对他是多么放心——这种“放心”难道不是巴金用恶骂右派朋友换来的么？也许我们可以原谅，在那种环境下，巴金因为胆小保命才不得不对朋友投井下石，并非存心“用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翎子”，但是，我们不能原谅，巴金一面坚持胆小当顺民忠臣，一面又在文章里忏悔自己过去的胆小，声称要“大胆，大胆”，这样的言行不一，其忏悔到底是真诚的实话还是一种既要当什么又要立牌坊呢？

　　更可见巴金“忏悔艺术”的虚伪本质，是粉粹“四人帮”之后的《随想录》。如果说，以往一边忏悔，一边重犯旧病，还可以解释为错误难以一次忏悔就改正，那么，在无数次为同一类错误忏悔之后，仍然一边忏悔，一边旧病复发，这就可能牵涉到人格品德了吧。

　　4．从胡风看巴金的虚伪

　　正如雍正本想以《大义觉迷录》表白自己的清白与宽容，结果却恰恰暴露自己的伪善，贻笑后人，儿子乾隆慌忙把它列为禁书，巴金对胡风的忏悔，也与其希望相反，恰恰集中暴露了他“忏悔艺术”的虚伪本质——《随想录》第 150篇，也就是最后一篇，巴金写了《怀念胡风》，向胡风忏悔道歉。

　　巴金为什么要拖到胡风死去一年——1986年 8月20日——才写对胡风的忏悔？两人本是30年代的好朋友，同为鲁迅关心的弟子，而巴金又是最对不起胡风了——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和胡风已有20年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奋勇当先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胡檄文。当人们为鲁迅先生曾有不相信胡风是特务，赞扬胡风的文章而为难时，巴金奋起反驳：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骗！最后一根可能救胡风命的稻草就这样被巴金给掐断了。1955年 2月，巴金在北京听报告时遇见胡风，胡风恳请巴金多批评他，多提意见，巴金却当即愤怒地指责胡风是“做贼心虚”。可想而知，当胡风面对20年的老朋友、同为鲁迅弟子的战友，竟然也如此“大义灭亲”地指鹿为马，心灵该受到多么尖锐的创伤！这也就还罢了，毕竟是大难当头，人皆争先逃生，舍义求利，在所难免。可是当改革开放后，当巴金已在大呼忏悔，已经明知胡风是冤案之时，却依然没有真正用行动忏悔。巴金后来自述：“去年（1985年——笔者注） 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还认得他吗？’我楞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1955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以前（也是八十年代了——笔者注）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这是什么逻辑？“不曾偿还欠下的债”，就可不去向受害者道歉？就不能用负荆请罪来偿还一下？明知自己对不起胡风，明明宣称要高举忏悔大旗，却就是不主动当面向受害人道歉＊—“欠债越多越不用还”，这是“惭愧”还是顽固？可以不远千里从上海到北京开会，却不能走动几步在会场所在地登门看望胡风，这说得通么？胡风出狱后在上海治病，同在上海的巴金，经常去医院的巴金，居然可以因为惭愧而不去当面向胡风致歉，这是真话么？！更虚伪的是，“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脸上，我找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胡风了。……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随想录》·《无题集》P172）

　　这是忏悔吗？十足的狡猾！伪君子！同在上海不去登门道歉，同在会场不去当面忏悔，而是要等到胡风死去了，才写下这种耍弄读者的“忏悔”——这不是在向胡风忏悔，而是沽名钓誉的洗刷与狡辩！对一个自己迫害过的人，如此无情，还事后借机骗取高风亮节之声誉，这是何等地残忍与无耻＊—读者并分链，我毫不怀疑，巴金先生准备永远这样“忏悔”下去，活一天“忏悔”一天，永远边“忏悔”边重犯——他从来就没有想改正他所“忏悔”的错误，只是想借“忏悔”来再一次左右逢源，欺世盗名！

　　5．收回“文革博物馆”建议

　　更清楚更有力地说明巴金的假忏悔，该是使他倍增光彩的“文革博物馆”建议了。当八十年代初，“党的决议”和“总设计师”都呼吁“彻底否定文革”时，巴金把这个口号具体化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可见巴金的趋时聪明，但却并不显示其思想如何先进，胆识如何无畏无惧。在那真正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之初，提这个建议，可以说是绝无风险，只有光荣，巴金的贡献，只是想到了“博物馆”而已。

　　即便如此，我也和众人一样，一度敬仰巴金，毕竟是他说出了这个人人心中所有，大家尚未提出的好建议。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巴金开始变了，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建议”，尽管他有一大堆委员、主席之官职的方便，尽管他有着自己世袭的舆论阵地《收获》，但他从此再不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馆”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上焉者希望“淡化文革”问题，希望对文革要“宜粗不宜细”，要“团结起来向前看”，而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又来了，于是一生以“听话”为准则，“识时务为俊杰”的巴金先生，赶紧结束自己的《随想录》，赶紧同意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巴金选集》中删去《“文革”博物馆》，从此遣忘自己的“文革博物馆”建议，一心一意投入到粉饰自己的“全集”中去。从1986年 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随想录”后，巴金就宣布封笔了。至今15年了，中国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风波、腐败，中国有多少志士百姓蒙冤受难，巴金一声不吭！中国有多少青年因响应巴金的说真话而遭难受灾，巴金一声不吭！管他春夏与冬秋”，他只是精心装修他的全集，亲手把自己的“墓碑”洗刷得光彩照人，他只是心安理得地用顺从换来高位，高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桂冠，他只是牢牢把持《收获》主编之位，立意把《收获》传给女儿，建立家天下领地；他只是一面用对权势的忠诚来换取高干病房高级保健豪华疗养，换取长寿百岁，一面又用早期忏悔和作古的“文革博物馆建议”换取民众的崇敬，让他的大名被命名为新发现的行星，让他的文集、全集一次又一次的再版，一天又一天地又收获版税银子；他的《收获》成了他家世袭的领地，成了效忠者领奖的舞台……啊，巴金真是中国绝顶聪明之人——他一生除文革十年受了一点小苦，永远都是趋时的庞儿。少年生在一个富翁家庭，青年依仗家产出国留学，却又一面写卢梭式革命小说来批判封建主义，他享受了富豪家庭的财富，又以批判它来获得大众的尊敬。新中国成立，他立刻就放下批判的笔法，紧跟红旗唱赞歌，最高领导人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哪怕是胡风这样的朋友也照样投石不误。文革之前，那么多有良心的朋友当“反革命”，当“右派”，只有巴金一年四季春风得意，不是开会坐主席台，就是“倾吐不尽的感情”颂歌响彻云霄，不是进京当人大代表，就是出国当“亚非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肃反”是先锋，“反右”是功臣，改革开放，又立刻推出假忏悔，推出文革博物馆之谏——可以说，除了文革这个他不知该如何迎奉的运动，因为与张春桥的私人纠葛，巴金失了势，所有的伪现代化潮流，巴金都没有掉队，他永远是站队正确！他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不倒翁！

　　所以巴金只憎恨十年文革，只恨“四人帮”。他认为文革就是文革，“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不去反思体制与文革的关系，不去回忆体制的病毒基因；所以一旦上焉者不让说文革，他马上撤消《“文革”博物馆》——不是早在1957年就发过“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允许我做的事”之宣言么？为什么不在政协会上，在《收获》上，继续坚持建立“文革博物馆”呢？——由此，和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相比，巴金的《随想录》只剩浅薄与虚伪。

　　而今，“文革博物馆”没有建立起来，巴金生祠倒是建立了——今日《收获》杂志不是成了一座“巴金庙”么？！

　　6．“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

　　巴金虽然曾一度提议建“文革博物馆”，但是，他从未真正批判文革的病根。他之所以批文革，不过因为文革让他个人吃了一些苦，让他失去了始终一帆风顺的好命运，他从来没有把文革和社会体制相联系，没有把文革和批胡风、反右相联系，更没有把文革和延安时代的王实味事件和三十年代上海的周扬左联事件相联系。他看不到文革与我们的执政制度根深蒂固的关联，他把文革看成一个偶然失误，一个无须行政治改革就可永远杜绝的错误。设计在这样基础上的“文革博物馆”，纵然建立了，又能阻止文革再来？幻想！

　　他曾一面提议建“文博”，一面又大言不惭地宣称：

　　“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随想录、无题集》P140）又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了文革10年。”（《再说创作自由》同上P71）。

　　在巴金心里，建国17年他那些歌颂反右、大跃进的文章和小说，都是真心真情，都是至今不脸红，依然值得收入全集的佳作，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其心中的“文革博物馆”和大众心中的“文革博物馆”也就完全两样，不值一谈了。

　　可以说，从巴金早年投身“革命文学”起，就只知卢梭的“积极自由”，而不知洛克的“消极自由”，只爱“公意”，不明“私有”，只信“十月革命”，不懂“美国独立”，始终在追求一种伪现代化的“革命”。一直到过了96岁，他始终没有清醒，他这20多年来已像《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听到的尽是奉承者的睁眼说瞎话；他提倡“说真话”，但自己最后十多年却从未敢再说一句政治上的真话；他知道“各种打扮的高老太爷千方百计不曾退出历史舞台”，他声称自己一生以“反封建”为使命，却缔造了一个巴金王国——《收获》杂志家天下；他的老“家”不见了，但他在《收获》却又建了“新家”。“……《家》如果自行消亡，我一定十分高兴，因为摆脱了封建……这正是我朝夕盼望的事”（《巴金选集》第十卷P360）这如果说是真话，为什么又要立女儿为“太子”——让李小林当《收获》第一副主编？

　　巴金虽然说过“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在假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说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说明是吹牛。我当时只是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同上P354）“任何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同上P117）但是，这些话却又再次成为他的新写照——他20年来就在不断的捧场中后退，后退，后退到了令人可笑可怜的地步。

　　忏悔如果是真诚的，是好事，忏悔者也是好人；但这样的“好事”，毕竟不如不须忏悔的好事，这样的好人，也只是比那些不想不知忏悔者好一点，和陈寅恽顾准、胡风等许多不须忏悔的人来说，巴金永远是一个一身俸两朝的失足贰臣；忏悔了，也还只是一个忏悔过的贰臣，了不起是一个有过病痂的康复人。可是而今的中国，竟把一个以“忏悔”牟利，只忏悔不改过的“坦白痞子”，捧为中国文坛第一人，让他的名字传扬宇宙——执政当局如此，不难理解：中鼓人若都像巴金，“新时代天下就太平了，“稳定压倒一切”就可实现了……但是文化界若也官家瞎捧巴金，岂不是在自我阉割，欢呼“从自由走向奴役”？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希望不，这只是皇帝的幻想！

　　我与巴金先生无冤无仇。我并非“完美主义”，期望高大全的英雄，我只是希望，人不要假冒圣人，不要“瓦釜雷鸣”，不要三流人物冒充一流，稍稍老实一点。要在现世享荣华，就不要期望死后有丰碑；要当民间风流，便得拒绝“和光同尘”、同流合污，拒绝官家恩赐。否则，岂不是什么不臭挑起来臭？

　　注：1、本文所引《巴金选集》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二次印刷本。

　　2、本文所引《无题集》（《随想录》第五集） 为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万维读者周刊>> 第31期 (2000/04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