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岩下：

　　首先请原谅这种冒昧的称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一个贴切的称号，能表示敬意，但又必须合乎“名份”，所以修辞学在这里成了“正名”学：如果称您陛下，虽然高抬了些，可你仍然非王非侯；换称阁下，你似无臣属无阁僚，又不象是待字闺阁──待字与待兔毕竟有很多的不同处；再改麾下，不见你的千军万马；欲拜阶下，又不忍心发落尊屈秦城；只好因了你的山居石宿，合为岩下。此说虽多野性，仍见宁清，多少有些“在山称山，依水谓水”之意，更重要的是一呼而分高下，实为开篇首选，诚乞笑纳。

　　要讨论“待兔”一题，其实也是个“正名”之说。古人把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与一派无所作为的等待生硬地拧在一起，已经预先告诉你“明知不可”，然后还要加上一成不变的“株”、一筹莫展的“守”，刻划出“而为之”的一事无成的必然结果。还有比这四个字放在一起的组合更能表现原论发者的高屋建瓴之势吗？

　　而我要做的“正名”刚好也是从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开始。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昏死于一成不变的株旁，这不但是一撞事实，也是一桩事件。我们的农人并没有做任何举动以促使这一“事件”的发生，在此之前，他并没有下定决心，“有条件要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等”。他只不过作为一个被动的观察者，注意到了“触株”这一自然现象的存在──请问大树是不是自然实体，兔子是不是野生个体，生死迷留是不是生物体状态的描述──整个事件，至此而止，没有丝毫的人为因素。就说这位亲瞵亲鉴，当场受到“自然启示”的农夫，不管他聪明不聪明，智慧不智慧，他大概起码意识到“存在就意味着合理”。合理就会发生，再发生，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努力或期待放在发生和再发生之间。这不是大多数人年复一年，事复一事的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实践吗？

　　单纯的待，是一种期望，但待兔是一种有根据的期望。什么根据？历史的根据，或历史的经验的根据：我们亲眼见得，那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是会撞在大树上，而且是端端地撞在这棵一成不变的大树上。不能不承认其中的偶然，但必然不就离偶然仅一步之遥吗？

　　所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小看任何已现并可能重现的历史机遇，就是提醒我们大家，还会有一只兔子循着相同或不同的轨迹，带有或大或小的冲量，以头抢树，自寻死路，大家不可掉以轻心，放过了白捡一只兔子的良机。

　　要是没有对重发事件的期望，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注意，人们会发明捕鼠器或鼠笼鼠夹吗？人们会改狩猎为畜牧进而为农耕吗？人们会编修各式各制的公历农历皇历吗？再说一点不敬的话，人们会倾资修建庙宇教堂吗？人类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任何生物，在于多少有了一点意识，而且是自我的意识。而这种自我的意识，就是立基于自身经验与自我期望，而且期望是比经验更多几分“意识”的自我意识。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建立与反身实践，把我们引导到了今天，其中很多的期望，都属于待兔一型。

　　如果我们的待兔者，某天某时，猛然看见一棵耸天巨树，就以为马上会有兔子撞死其株，我是说纯粹臆想地以为，那么我也会给他一顶“大胆假设”的桂冠，而且把他接之而来的待奉之为“小心求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待兔无获，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段有形事件的记录。我们会基于这段记录，肯定在怎样的树下，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出现触株一事是未曾发生的。这种记录，就是被叫做科学实验或实践的组成部份。

　　看看我们的古代文人或文学家是怎样记录这一实践的。我们的流传寓言，给待兔打上简单死板教条懒惰天真愚昧机械的标签，不一而足。实际上，那作者一不赞赏待的情切及执著，二不看重事实的历史经验，更不可取的，是论者与听众或与读者一致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之见。那待兔者之所以引人取笑，不是他的敬业──当然你可以说他明明是不务正业，或他的坚持──你又可以取笑他的异想天开，真正招人耻笑的，是他的努力──等待是一种努力吗？──之后的无利无益无得。所以，到最后，到今天，这位伟大的待兔的历史性的实践，未能构成中国大地上最早的“观察──意识──实践”的理性长链。我们确实是有理由嘲笑那待者，我们确实是有理由不做那无价的等待或无知的实践，可是，到最后，我们不就笑的是我们自己吗？

　　历史曾赋予我们无穷的可能性，但我们只可能在我们的经验范围，或者理解的区域中去寻找去捕捉。待兔本身，就是这范围与区域的一份，也是开拓或寻找这一边界的一份努力。只不过生物本质的趋利避害的原则，在冥冥中左右着整个人类的探索方向。就象待兔一例，如果每人每天都有获兔，人类会去辛辛苦苦地

捕猎耕耘，谁不知道不狩不猎的闲逸、不稼不穑的安宁？无利而坚持，对生物体，或对大多数生体，就是一种害，这种“害”的认定，就是通过论者或智叟的品评，多数就是通过这种寓言的调侃，深入人心，大家一笑而散，再没有待兔的实践，于是人类或至少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达到了避害的目的。

　　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就仅仅停留在这一水平。当然，若是有人还是兔视眈耽地守在一棵大槐树下，一心以为有鸿兔将至，那么我们这么多的其他人一定还是会义不容辞地取笑。除此之外，我们不也是在那离树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等着有待兔者的再实践吗？我似乎也没有比这更足以改变自己或国人思维的手段及方法，但既然想到这里，就再往远处说说。

　　就拿中国人嗜赌，并嗜到海外，令洋人蔚为奇观来说。那虽然也是碰运气，“硬骨头高”的求兔心机，毕竟有“主动出击”前往赌场的主观能动性。可我们“临渊羡鱼”的投入或等待，还是比不上西洋人士的“退而结网”的多算。不用耽心，这不是结中央文件的禁赌抓赌之网，人家结的是去粗取精之网，得出的是几率的“学问”。就这点功夫，中国的学人，无论学生、先生，可有人学到，或有人曾问起？我们的百家争鸣，可有人争到鸣到？有学之士，志在天下，伺侍王侯，雕虫亦斥为小技，何赌余之末技维心乎？

　　所以我们只能等到西洋人在赌场外的胜算凌架到我们赌场中的逐鹿之上，我们才有了一丝“服输”的志向，心不甘意不愿的师起夷来。就这“师夷”二字，我也看不出捉摸不透是否有几分阿 Q的战胜法，或者作为专门上书天庭时的维护中国人仅仅剩余的天尊或“民族尊严”法。

　　从几率出发，有质量评估法，有各种实验设计法，有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有各种社会思想的解放发展，有各大赌场专门设旧历新春“招兔”的免费中餐，把还耽迷于赌台上那几文金币的华人中国人，吸引到CASIO里来验证几率的严肃性。

　　我不敢指责那些经常光顾赌场的中国人海外华人，因为他们已经惯于这工余或业余唯一的精神及物质享受，我要叹息的，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制造不出社会的思想精华，永远发挥不出自己的脑力极限。到今天我们学会了几率，又只会在几率这棵更大的树旁，旁惶等待，看看西方人逮住的前兔，是不是还会为我们，为我们伟大的民族，为我们伟大的民族的复苏兴起，再兴高采烈地撞上一回。

　　我不是取笑，为什么要取笑自己的国人，我是哭，长歌当哭，长诉当哭还来不及呢。我们自己的实践，耗费了同样的时间，花费了更多的血肉，但得不出甚至几分之一的“真知”，我们能埋怨东洋西洋的任什么人呢？

　　春秋时代的百家，虽然可以算是中华文化活跃期的峰巅，但从思维的深度和求知的光度来说，还停留在“朴素”两个字上。即使其后的“理学”高潮，也仅限于伦理，即孔孟之道的发端原宗。就象一口枯井，我们的祖祖辈辈出了愚公移山式的努力，竟然也一直打不出千古不断的涌泉，但又前仆后继地坚持，怕的就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前功一旦弃于己手。一直到西洋东洋的炮舰把我们逼上“西化”以至“全盘西化”的更朴素的不归路。

　　怎么叫朴素？就是停留在“形而下”的水平上不求深不求高不求积累不求建树：兔子再来撞在树上是为得兔，兔子不再来叫待兔，兔子为什么来，为什么不来，那是兔子的内政，我们是无由干涉；如果兔子确实是撞在树上，再撞的几率是多大，我们认为那是聪明兔子与傻兔子的区别，人是不能与它们一般见识。所以我们的古人写完守株，认为再无深究之味，就放由它淡去，不复问起。

　　你说，那么还要我们怎么问？我说，当然，一只半只兔子，要利无利，要义无义，就是千百只兔子，有社稷天下财货那么重要？犯得上我们花费圣人遗留传教的智慧？可这一问，就问丢了多少个诺贝尔大奖。

　　此话怎讲？当年，卢瑟福不也只看到一半个阿尔发粒子在穿透金箔的轨迹照片上有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反折，似乎被看不见的物体反弹回来，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群众相比，有些反常。这其实就跟我们的兔子偶然撞在一棵大树上一样，如果卢先生是中国人或者孔孟真传，他绝对不会守此株待此兔，以免荒芜正业。可不料几率的知识告诉他，这是一种必然，他的任务，是找见及搞清那是怎样一棵树，撞回了这几颗高速粒子。

　　几率的知识帮助卢瑟福，也帮助人类，发现了原子核，认识了原子核。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大树旁，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守株待兔”的寓言或愚言的历史遗迹旁，卢瑟福一再待兔而找回了我们认识自然不可或缺的原子核。就在这一点上，就在这棵树上，机遇在向人类揭示着自己，实践在招唤认识，可是也正在这里，知识与知识，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民族与民族，民族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在平行的发展中分枝，就在这白白送到手的兔子身上，走上了各自的，具有各自特色的历史之程。

　　有人说中国文化发展停滞了两千年，我说，我们只不过多“朴素”了两千年而已。如果西方人的SOPHISTICATEDWOLD不来打断我们的NAIVE(钦定天真)，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意识，能自己跳出旧壳槽？

　　我又不能假设历史发展的途径，因为这与守株是一样的模式。我们现在难道不就守住人类已有的几棵大树，等着，静静地等着，全身心全民族地等着，坚持着，等着兔子给我们肯定的撞死。毛论猫论都曾是主动的捕捉说，高明的坚持才是被动的守待说。这无疑是我们追求继续“朴素”的民族意志的最高表现。

　　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待兔法。

　　不那么朴素，不那么简单，甚至非常繁琐，非常浩茫：我们确实是见到了兔子撞在树上的成功的历史经验，也一心拒绝等待在树旁守候──只因为那是人家庭园内的大树，撞死的兔子叫兔死人手──我们坚信的是历史经验的必然的成功再现，下一轮必在我家。于是我们就在自己家院内的小树边侍候，以至于如今我们已经成了此道里手：第一次叫变法，师西夷，师东夷，变得我们头破血流；第二次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师北夷，吹得我们晕头转向。

　　我不反对师夷，所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都值得学习，值得借鉴。最关键的，是学习我们本土本族本身本脑所不会自行产生的方法论，而不是把自家的树圈起来，也等待同一只兔子来撞上。在这方面，毛的建树，就比其他模仿列宁的招数高出一个到几个数量级，但毛自己在后来的模仿斯大林方面也就平平而已。他虽然也曾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道路，可他那原封不动的封建头脑小农意识，开了他自己一个硕大的历史玩笑，让他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半途中，泥胎蜕尽，堕回凡尘。这点我们留待以后慢慢数落。

　　我们所有的变法、革命，为什么能落得个半途而溃、重回腐败？还不是因为我们的捷径思想，还不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为自己打好正式上路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包括鸦片战争以来所有推进民族解放事业的有志有识之士，包括国共两党的元老后继。为中国的思想宝库添砖加瓦，吐丝燃膏，都值得欢迎，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思想基础，应该是一切先进思想──包括对中国本土可能产生的新思想的期望──的总和，而不是某一门思想的独支，是所有中国头脑的有机合成，而不是把自己树为嫡系，把别人都打为邪教的斥异。没有自己的思维，不准备自己的思想，而单纯的待兔，即期待别人的经验的换土重现，大概是最浮躁的自毁家门。

　　即使是我们自己的成功的历史经验，也可能是助长我们自己待兔心理的羁绊。稍微远一点的，是毛在五七年反右“全面胜利”时的一派踌躇满志，以为自己的指挥加以大规模、深入动员的群众运动，在大兵团作战的风起云涌中，没有实现不了的人间奇迹。正在他的事业及自信心蒸蒸日上的“无往而不胜”的直道上，有什么能阻拦他的宏伟的想象力？没有，除非是他待守同一只兔子而不得的失落。岂知军事大家的成功思维绝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放射性，就连不出海的本土本乡都容不得守株的庸俗化，更别说向军事之外领域的幅射。全民式的驱雀，还可能收到些微效，全民式的守株，不但不是静守，而是猛烈的固守，也只能把中国守上“砸好锅，出废铁”的全盘大谬之路。而且，这猛待而不至的兔子，不仅打断了“无往而不胜”的神话，打住了“其乐无穷”的自我膨胀，也引出了一群对于“守株待兔”、错务正业嘲弄不已的智叟对当然领袖的耻笑与解职。

　　再近的例子就是八九年的学运风潮，处处以七六年“四五”天安门的经验为自己划清“非暴力”“合法斗争”的边界，以为处处拴住可能激使官方歇斯底里大动干戈的漏洞，官方就只有死棋一局，就一定会顺应民意，加速改革，励行反腐。我们可以说，在历史借鉴一方，学生的组织者是成功的，一招将军、直捣黄龙。但是在开创历史的一方，他们很明显的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的守待对手坐毙，刚好跟我们老祖先的一厢情愿一样，可是你想想，狡兔三窟，它凭什么一定要照直向你竖立的树干上往死里撞？

　　毛的待兔，所恃的是自己的成功经验，学生的待兔，所恃的是群众的半成功经验，而当今皇朝用杀头阻挡贪污腐败的待兔法，继承的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华民族祖祖辈辈从未成功的反腐败经验。我不是嘲笑他们，也不是预先写好这篇《待兔》，在他们无形的大树旁等待那视死如归的归兔或不归兔。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的各种努力，最后引导我们到达一个有能力有机制的社会自我和平更新的新纪元。就像我们的先烈们所希冀的那样，那只兔子总有一天要在什么树上或墙上撞死，我们呢，只要干劲十足，大树特树，大筑特筑，让几率把兔子奉献在我们的餐桌上。

　　说到最近最现实的待兔，就得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树，首都北京中心的天安门中南海。广场上游守不闲的警察便衣，就是现实生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守株待兔”的最光辉的例证，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一个广场首先取得胜利，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证明法轮功“人还在，心不死”的复法热情，证明守株待兔、以抑代劳的伟大战略思想的战而不胜。还能证明什么？练功人的“明知故犯、偏向虎场行”的革命英雄主义，卫道士的“再踏上一只脚”的残酷非人野蛮，还是中南海中鹅毛扇的无可奈何？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碰撞几率的飞速增长、化学反应过程的激烈进行？

　　广场是中国的面子，守株待兔之徒成了中国的影子，而制成这一切的中南海的里子也在守株的其他既定方向上空获空归。首先，过去的李登辉现在的陈水扁都不小心错过了“一国两制”的大树，甚至前李还曾派了密兔都没撞上，叫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栽起社会主义现代文学的大树，甚至可以说是大网，就等着今年跑不掉的文学奖百年终归的皆大欢喜，可是诺悲尔文学奖的兔子还是跑了个空档，没撞在我这棵中国文学加政治的主树主干之上。第三，前辈一元化收获最丰的北戴河及中央全会，现在竟然也撞不到兔子，是不是兔子全都跑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

　　嗨，我的待兔的民族之粹，我的待兔的祖辈之辛，我的待兔的不泯之情。我，在祖宗留下的的树墩侧，信然坚守而痴待……

　　待兔，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一片成功的心愿。待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努力，其成与不成，我们又何必兔至方论英雄。而我自己，连历史的经验也丁点全无，更不用说成功的经验。写了这么多，只能说是对于待兔的努力的一片心仪，对于待兔的成功的一番祝愿。更希望待兔出于朴素的原始水平，而终于理性的现代前锋，待出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的新途。

　　这就是我的期待──当然不是待在大树之旁。

　　遥祝待祺。

　　 老郸上

<<万维读者周刊>> 第61期 (2000/11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