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背后的群体

　　有人说，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乃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我却发现，20世纪地球上最大的热点，是伪现代化大潮。

　　今日人类为什么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因为许多高科技、工业化打着为人类服务的幌子，走进了唯眼前之利是图，毁未来生命资源的死胡同。许多人在大力工业化、高科技时，并未真正想到为人类的持续发展服务，只是一心为自己度一时难关。今日之环境污染，正是这种伪现代化的物质恶果。这是伪现代化大潮对人体生命的残酷摧残。

　　今日许多国家为什么依然面临最起码的人权问题？因为一百年来的许多主义、许多政党在一旦登基庙堂之后，便摇身一变，和先前的专制主义、专制者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富强民主自由科学法治之旗通向专制极权暴政，正是伪现代化的精神苦果。远者如希特勒，近者如众所周知者，这是伪现代化对人性的极度异化。

　　今日人性之扭曲，最隐蔽者，莫过于随时可见的话语霸权。百年中国，“乱烘烘，你方下场我登潮，改朝换代总改不了伪现代化者又登场，推翻清朝的袁世凯又称帝了，高唱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大杀共产党人，严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言必“为人民服务”的“四人帮”，却是只许人民吃“社会主义的草”……这些政界伪现代化者，今日人们已有所识，可是对于隐身于文化界的伪现代化者呢，许多人尚未关注。君不见一些终日标榜民主自由以思想批判者自居的文化名人，一旦遇见有平常人小责几句，便暴跳如雷，恼羞成怒，大施话语霸权淫威，将正常的文化学术批评，罪之曰“吃名人的人血馒头”，不惜调动一切鸡鸣狗盗之术，必欲将质疑者骂臭、整垮乃至肉体消灭。如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话语霸权，正是伪现代化大潮的“良种站”：一切政界的伪现代化者，大都来源这一穷得只剩下话语霸权的假知识分子群体。

　　宏观苍苍，抽象朦胧，不妨举例一亲历的新鲜个案。

　　二、何氏病态八大临床症状

　　有一个人，姑隐其名，简称何氏,自从1998年10月8日以来，仗着其《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带来的一点名气，先后在众多传媒上诬陷我“盗其名出书”，以此一箭双雕：既报复我对她的一点文化学术批评，又炒热自家而销书。我念其《陷阱》一书确系有些价值之经济学资料，且其批判伪改革的路径与我略同，算得同一个阶段的“同路人”，故除作必要的事实说明，一再宽容其病态村姑基因的“骂街风采”。心想，范进突然中举之疯，情有可原，且可能康复；她若因骂我而使《陷阱》多销几本，不妨也作点牺牲，任其骂几天，日后再收其道歉。谁料，她竟然久病不愈，不顾事实，借名闹鬼，谩骂无休止，由捏造事实欺骗传媒到大施黑威胁，到构陷政治罪名请官人帮忙制裁，手段日益恶劣，完全超出了学术批评、文化官司的论辩规范。1999年第1期《书屋》杂志，又刊登了其骂街檄文。看来不立即给其治一治病，一个有可能做一点学问的女人就要彻底毁掉。为此，我谨效法儒家之恕道、西方之宽容，送何氏一剂良药，盼能促其尽快清醒。

　　此药方为几个请答问题，何氏若能如实答卷，照方吃药，尚然有救，否则，病入膏肓矣。　　　　1、反批评岂可故意颠倒事实？

　　对于批评给予反批评，是健康的批评者所欢迎的，有些事实段有反批评来澄清。但是批评与反批评，都须遵守一条铁的纪律，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就走上了诬陷的黑道。何氏对于我的文化批评，完全有权反批评，甚至可以在暂时不明真相时说一些失实的话，但是，如果心中明知事实真相了，却依然故意信口雌黄，就未免心地太丑陋了。

　　一个正常人的起码要求是懂得尊重事实，一个学者的最低限度是发现事实有误后，立即认错。可是自诩为“一流学者”的何氏，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何氏早知，1998年10月26日，《深圳风采》新闻周刊已刊载北京华侨出版社编辑吕莺等三人对我的道歉，声明所谓“西安假书”（《现代化陷阱的幕后》）并非朱健国所为，其中部分内容是盗用朱的《何清涟闲话随想》，改书名、换何氏为作者，更是不法书商在朱毫不知情下的经商骗术，朱健国是此假书案的第一受害者；《北京青年报》、《上海青年报》、《羊城晚报》也相继发表劝何氏正视有关事实真相的报道，可是何氏为何至今仍要谎称“假书”是“冒我名出书的朱健国”所作？何氏明知我写给华侨出版社编辑吕莺的“出版委托书”明文规定，书由吕莺负责编辑出版，书名定为《何清涟闲话随想》，作者为朱健国，却又为何一面始终不敢公布我的“出版委托书”，一面继续硬诬我在委托不法书商出版盗名书？硬说不法书商泡制的打影假书”《现代化陷阱的幕后》系我所为？我的几万字的《何清涟闲话随想》，明明只是对她的几段闲话的随想评论，她为什么至今谎言这是在给她“凭臆想写一部传记”？几段思想“随想”等于人物“传记”？我写的《何清涟闲话随想》明明经她审定，其亲笔修改底稿至今还在我手上，何氏居然可以说她从未同意我写此文，天下竟有如此颠倒黑白？！

　　如若华侨出版社编辑吕莺等于不法书商的代理人，如若有证据说是吕莺在人密谋下做了手脚，畜意违背我的“出版委托书”，也只可追究吕莺责任，我依然是第一受害者。这已有吕莺等三人的道歉明证。何氏放着不法书商不追究，故意找我纠缠不休，只能让人怀疑其与不法书商联手炒作自己----否则，何氏为什么故意将“西安假书”的一本订货打印样本说成已经正式出版之书，又一再掩盖与“假书”书商杨某早已相识？由此可疑，何氏西安“打假”是假，故意报复文化学术批评者才是真。

　　希望何氏记住胡适的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立即出示有关原始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须知，即便报复，也要有一点真由头。　　　　2、反批评岂可“黑威胁”？

　　何氏若觉得我的批评文章对她有失实之处，尽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或通过法律追究，何以要一再用黑社会方式来威胁？难道要把她对国内外黑社会的研习成果运用于惩罚文化学术异见者？

　　1998年10月19日，何氏托人在《深圳法制报》上公布我的私宅电话，而后，便有两个男人打电话我威胁要“废掉你”；一直到1999年元月上旬，何还通过北京和广州的贺先生、鄢先生打来电话，转达她的黑威胁：若还要坚持与她说明事实真相，“便要废你的手，废你的家人，让你家破人亡”……请问，这种“黑威胁”是一个“自由学者”应有的道德与行径？这种“黑威胁”方式是一个自认为有理者的必须的“狗急跳墙”？

　　古今中外，有为政见不同请“黑”的，有为金钱纠纷行“黑”的，有为情仇恩怨动“黑”的，独不见因为文化观念之异、学术批评之隙而大耍黑威胁压制批评的，有之，大约从何氏而始。

　　何氏为黑社会开辟了新市场━━文化之争可以请黑社会来帮忙━━这真是一个标致中国伪现代化大潮最新进度的典型个案。　　　　3、反批评岂可用“政治解决”？

　　何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先是编造谎言误导传媒坏我声名，继之以黑恫吓威胁我人身安全，最后以政治构陷破坏我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她自称“会一点鸡呜狗盗之术”，以此术搜集朱健国的“体制外思想”杂文，添油加醋密报有司，逼迫有关单位对我“政治解决”。一次不达目的，竟数次专程到北京坐到某机关里面奏，此种拚命“打小报告”、以政治构陷解决文化争端之手段，可是何氏独创的“自由学者”风范？

　　何氏不仅以所谓“反动”文章欲致我于文字狱，而且恨乌及屋，对发表我文章的报刊一一打电话去威胁，如对《南风窗》负责人，先以“复旦同学应帮复旦同学”之名，责问其为何还不停止发表朱健国的文章，后又以境外传媒转载了该刊发表的朱文相威胁，当依然不达目的时，便开始骂人。在何氏看来，不毁灭批评者的生存资源，就不能彻底摧毁批评者。此种“古格拉群岛 +上海滩”行径，可以何种“陷阱”名之？

　　几个月来，何氏已向全国各大小报刊发去传真与电话，要求禁发朱健国一切文章。并向我的许多朋友熟人打电话，千方百计挑拨离间。似乎她所称赞的西方哲人名言：“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她报复批评者时，已经过时。　　　　4、为何如此“没有永远的朋友”？

　　何氏在《书屋》上的骂街檄文，自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句话倒让人体会她的“化友为敌”哲学，她之朋友与敌人，全在于她根据一时的利益需要来翻云覆雨，无须根据正义与事实。

　　何氏曾在1999年元月的广东《××人物报》上组织了几个人对我围攻，其中一个是北大调深大的教授胡经之。在一年前，何曾对我说非常鄙视此人，说胡曾是四人帮“梁效”写作班子，可是到了要来攻击我时，她又把胡拉上了，这时她就不讨厌“梁效”了。而另两个攻击者，皆是因为恨我批评余秋雨的文章牵连了他们，但她此时也不计曾赞同我批评余秋雨，亲口骂过“余秋雨胡说八道”，把两个拥余者一一统战来当抢手。对于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的某些僵化思想，她也曾当面赞同我的批评，但到向我“骂街”时，则又去挑拨蔡写文章指责我“失实”----其实我说蔡的五十年来以教条唯物主义不变，治思想史却不敢评论当代正统思想，又何曾失实？此为上海思想界人所尽知。十多年来，我写过包括王元化、袁庚等 300多人，大多获读者及采访对象的一致好评，如访袁庚之文，有十多家报纸转载，许多人（如袁庚）都在接到何氏的挑拨电话时严词拒绝和给予劝告。何氏妄想用三四个心术不良或受蒙蔽者的偏见，证明我所写人物皆失实，真是可笑可叹。何氏其实心中明白我的写作水准，在初次与我相见时便说：“我读过你的文章，相信你能写好我。”但一旦要泄私怨时，便不惜与先前的敌人握手言欢，一同颠倒黑白了。也许有一点她可能不明了，我写人物，从不以获得被采访对象完全满意为第一追求，从不以歌功颂德为准则，我只是力求写真人物精神，写出我的共鸣，尽力全息摄影人物的长处与不足，为历史留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可供研究的人物。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完人，即使对于何氏这样小有成绩、高度自恋癖的人物，我也要在九分肯定性研究之中写出一分善意的批评与劝告。至于有些人执意要把采访者都当成“抬轿人”，由此产生失望与羞怒，那只是其伪现代化文化观念而自找苦吃，我可从未在采访时许诺写表扬稿的。

　　一个学人，可以为了私心私怨，而指鹿为马地无情打击帮助过自己的同道，可以为了达到整倒批评者的目的，而运用一切卑鄙手段，真是让人莫明其妙。想到当年周扬将私怨化作政治迫害大整丁玲、胡风，只有佩服何氏如此擅长老调重弹，老歌新唱。　　　　5、何为“吃名人”？

　　何氏声称，凡是批评名人者，都是“吃名人”。她已是名人，批评她，提到她，就是吃她的“人血馒头”。请问，人们对老庄孔孟程朱乃至20世纪名人的研究批评，对一切政治人物的审究，是否都是吃名人？何氏自己著作中对“奏折派”等许多名人的指责，是否也是吃名人？

　　在何氏看来，“小尼姑只有和尚动得”，她可以批名人、“吃别人”，人家不可以丝毫批驳她。她甚至说，“我不许谁不经同意提到我的名字”，真是空前霸道！今日普天之下，连皇上之名，人要叫要批，照样不讳，何况一个只写过几篇文章的何氏呢？！

　　1998年 2月14日我采访何氏时，其《陷阱》国内版尚未出来，何当时并未有名，其时我写出《何清涟闲话随想》，何也并未大名，只是在许多人对其有所帮助、肯定后（包括我为她写的几篇书评，组织的几版评介文章），何氏才逐渐扬名。何之出名，其实有我一份认同之力。借用广东一位知名思想者林先生的话：何氏是未出名时求友帮忙，出了名后帮忙之友就成了敌人。这正如我们曾经不惜牺牲地拥护、颂扬某些“革命理论”、“革命家”，将其推上了权力宝座，结果呢，他们竟回报我们以专制与腐败---君不见陈希同之流么？！

　　何氏曾托我代其整理《陷阱》一书北京座谈会纪要，当我将有些学者的批评也如实整理出来，何氏竟说那些批评都是“胡说”与“嫉妒”，不能送去刊登。其报喜不报忧的文过饰非心理，与帝王何异？对此有所批评劝告，难道不该？

　　话语霸权和政治霸权一样，来自我们对某些人、某些书、某些思想主义的理想拔高，来自我们对其失去监督与制约的抬举。文化场中的名令智昏，毫不亚于政界。“吃名人”只是某些伪现代化者压制文化学术批评的挡箭牌而已。如果他们当了皇上，他们也会以“吃皇上”之罪压迫反专制者。

　　6、文学是否真是浅层次的？

　　何氏有一个观念，文学对社会的批判是浅层次的，只有经济学著作才是最深刻地批判，而她的书又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经济学。我对此不敢苟同。我不相信，现在何的经济学著作会比《哈姆雷特》、《麦克白》对人性的批判深刻，会有《阿 Q正传》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独到，会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对伪现代化专制的爆破威力之巨大。

　　众所周知，社会乃人之总和。一切社会弊病的总根源是人性之丑陋，其根本来自国民性素质低劣。经济学固然可以揭示人类生产活动中的许多误区，但和直击人灵魂的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相比，毕竟无法取而代之，后者永远具有更深刻的批判性和潜移默化之力。何氏所谓“杂文没有原创性”，“小说肤浅”，只是证明她对于专业以外的常识太差，难免井底蛙鸣。应当说，伟大的文学艺术与深刻的经济学都是人类克服伪现代化所需要的武器，各有其道，各有其责，缺一不可。文学艺术不应小视经济学，经济学又何能妄自尊大，菲薄文学艺术家。

　　从20世纪一百年的发展来看，先进的经济学可以改变社会结构、改革政体，大幅度创造财富，但是于人性的改良，则远不如哲学宗教，远不如文学艺术。也许20世纪是一个经济学复兴的时代，但经济学是否成为永远的显学，文学艺术是否再度复兴，谁也不可妄断，21世纪将会对此作出回答。

　　7、“发霉的婚姻观”与人无关？

　　何氏对我说过：一个男人不能比女人多挣钱就不配做丈夫，一个好男人的标准是三条，一是有“大奔”（有钱），其次是英俊，最后是要有点文化。我以为此说和一个自诩为现代化思想者的标准大相径庭。而何氏强调，她的思想来源有两个，一是文革苦难，二是自己小家庭情感的不幸。既是如此，我又为何不能研究批评她这一思想，为何不能让人都看看，一个想为人指出“现代化陷阱”的人，自己却正在成为“人性的伪现代化陷阱”呢！

　　中国自古有“天子无私事”的观念，所以皇帝和谁上床，都要详记于“起居注”；今天西方的公众人物都要接受人们对其部分私生活的审查，如克林顿近日风波。这都说明，古今中外，影响大众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要少于常人，因为你既要做一个指导大众的人物，人们便有权知道你的思想来源与生活背景，以此判定是否该接受你的影响。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和其整体相连，一个人的每一个观点，也都和其全部思想相关，人们应当在明知其整体精神状态下理解他的局部言行。对于自认已出大名，已成公众人物的何氏，对其公开自述的发霉婚姻观，我据其自述略加披露批评，又何错之有呢？你有酷爱金钱老板的自由，人亦有旁观评议的权利；你可以认为自己“发霉的婚姻观与人无关”，我亦可以笑一笑这种“发霉的婚姻观”，以警同类。有什么必要为此大动肝火呢？今日连性生活都可以接受专家研究，何况一点婚姻观念，有何研究不得？如果害怕人评议自己的思想，那就老老实实当一个村姑牧童。又想做思想者，又怕人批评自己，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只许你思想别人，不容人思辩你？

　　8、 一个人能够自我造神么？

　　何氏之所以对我如此恨之入骨，欲批倒批臭甚至于肉体消灭，最重要原因是我破坏了她十全十美的形象。虽然我已在《随想》中给了她九分好评，但她仍不满足。她自以为《陷阱》一书受欢迎，她就应该在公众眼里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现代思想者。想不到，我在九分赞赏之余，还写出了一分批评，写出了她只许人歌功颂德的伪现代化一面，写出了她把批评者当成嫉妒与流氓，写出了她虽自诩为现代女学者，骨子里倒多有金钱第一，女依男养为福的陈腐观念，由此恼羞成怒，扔掉学者的面具，露出一个村姑骂街的原形本色。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看似怎样怎样的现代化人，一飞冲天十万八千里，实际上依然未逃脱伪现代化的魔掌。

　　如果21世纪是进步的世纪，那么下一百年的主流一定是全球向伪现代化宣战！因此，我愿牺牲一点时间，甚至不惜倒在何氏的黑威胁之下，将其病态公诸于众，以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何氏病态，绝非仅是她一人的病毒。治病救人，防治传染病，该是一种亟需的人道主义吧。

    三、文化批评无极限

    与何氏的风波，使我想到文化学术批评的极限。

    如果我遵循世俗为人之道，为尊者讳、为名者讳，在写何氏时，只写那九分肯定之辞，隐去那一分批评，那么，现在何氏肯定依然认为我还在她“永远的利益”之中，还是她暂时的朋友，再请我家宴，再邀我逛商店，再请我帮忙写书评，让我帮忙介绍传媒……然而，我偏偏从来不承认流行的批评准则或流行的交往规范。在县城时我要“兔子吃窝边草”，揭当地父母官之短；在省城，我要“无端结怨”，出一手遮天巡抚之丑；在南国，我偏要“不为贤者讳”，向本地官人宠爱的文化名人微言一二----我天生就爱突破世人的批评极限，突破官场、名人间的交往准则。否则，世间又何以有真正的真话、真正的批评？我不敢说我的一切文字、一切批评都达到这一批评的极限，但至少我在逐步接近并希冀全部进入这新境界。我也不敢标榜自己如此，是有多少崇高的追求，我只承认自己只是天生如此怪癖而已。

    世上从来有矛就有盾，有新批评极限，也就有新反批评极限。古今中外，五湖四海，有谁见过何氏这样以黑威胁，以政治构陷来对待文化学术研究与批评的呢？在这方面，何氏确是颇具原创性，她创造了一个新鲜独特的打击文化学术批评的新个案，创造了伪现代化文化大潮的最新波澜。

    把何氏几个月来的诬陷、恐吓、构陷之言行全部立此存照，再加上事实真相的说明，定然是一本绝妙的“今诬观止”。

    我信仰一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去“请黑”，去政治构陷，我唯一不能割爱的，是任这一伪现代化文化个案标本自生自灭。因此当有学者向我表示愿做这一个案研究，我决定实话实说，全力配合。因为这一个案并非只关系我和何氏两人，并非只是我们之间的一点个人恩怨，实在是中国文化学术批评被异化，中国伪现代化大潮的一个新样本。为了旁人少受伪现代化之苦，我愿承担体验、制作、研究这一个案的辛苦与风险，把它献给未来。

    对我而言，只有病人，没有敌人。如果朋友病了，就当她是一个病友，好好为他治病。当然，如若何氏现在向我道歉，说她几个月来对我的诬陷诋毁迫害，纯属一种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病态。现在她已清醒了，准备好好吃药，从新做人，那么，我愿意给她更多的宽容。我相信，一切罪犯，都是一种病人。我们不应把病人当敌人。

    “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谁来保护文化学术批评呢？官，靠不住，名人也靠不住，只有我们批评者勇敢地与伪现代化顽强拼搏！

<<万维读者周刊>> 第52期 (2000/09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