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尊敬的郭铁成先生：

　　前些日子，我收到了第五期《文艺争鸣》和您的自传《炼狱和沉思》。我及时读了您的自传。这些天来，我一直沉溺在一种悲怆而又寒凉的氛围之中，这正是由您的自传造成的。这并不是您的自传的风格造成的。您的自传虽然也有“人世悠悠，心神空费，可叹岁将零”的生命感伤，可其中更多的是过来人的豁达与坦然。您所写到的那些迫害、那些折磨，对我来说也没有一种是第一次听说，所有这些我早就非常熟悉。也许是因为这是第一次从一位熟悉的朋友笔下读到，我一边读一边老是想着这位朋友的命运和灵魂痛苦，我的感觉就格外沉重、格外阴冷。这些天来，在这种阴冷的感觉里，我老是想着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向一个我所熟悉的受难者表示抚慰和歉意。这个问题说起来似乎有点奇怪，甚至可以说我作为一个后来者根本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可这的确是我的真实的想法和愿望。在此，我作为永远摆脱不掉这个民族的血缘关系的一个成员，对您这位满怀热情的思想者在这个民族愚昧而又残酷的生活运作中所遭受的长达十二年的政治迫害、人身折磨、人格凌辱，郑重地表示十二分的歉疚感和罪恶感，同时对您火热的思想激情和在决不允许思想存在的时代不畏强权压制敢于表达思想的超凡勇气，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也许您会感到我的歉疚感和罪恶感是多余的。一个后人怎么能对前人的罪孽负责呢。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种歉疚感、罪恶感是十分真实也十分必要的。无论从血缘上、从文化上、从精神结构上、还是从民族生活的运行机制上，我跟我的前人都是一个整体。我不但无可选择地接受了他们所加给我的外部规定性，而且也必定无可选择地接受了他们所加给我的内部规定性，包括那些他们没有来得及忏悔和消化的罪恶。这些罪恶深深地植根在我的体内和心中,想摆脱也无从摆脱.凡是前辈因为思想的局限而没有来得及忏悔的罪恶，或者是因为精神愚顽拒绝忏悔的罪恶，他们的后人理所当然地要担当起忏悔与清理的责任。有人称赞德国人对二战中的罪行、尤其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所作的反思与忏悔。可那些大屠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基本上都已作古，他们已经无法对此负责。真诚而又虔敬地担当起这一责任的，正是他们的后人。我们常常指责日本人对于他们在二战中给中国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和侮辱至今不思道歉和忏悔，也是把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要求的。现在活跃在日本政治界文化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亲手屠杀过亚洲各族民众的，可他们不应逃脱前人遗留下来的、从来没有得到清理的罪恶和责任。中国人对日本人是这样看的，是这样要求的，可是对于我们自己民族的罪恶，为什么就不这样看呢？难道只有外族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才是屠杀，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屠杀就不是屠杀、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凌辱就不是凌辱吗？有没有什么天条规定过，或者有没有什么人间公理规定过，一个民族的内部残杀和凌辱是可以允许可以原谅可以不加追究的，所以也就可以拒绝反思拒绝批判拒绝忏悔，以致于可以拒绝对那些不幸的受难者表示歉意和抚慰？照我的理解，这样的天条是决不会存在的，这样的人间公理也是决不会存在的。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民族，我不想在这个民族的深重苦难中背过脸去。同时，这也是一个有着同样深重的罪孽和同样严重的下流行径的民族，我也决不想放过我们这个民族的、以及我们每个个人精神深处的罪孽和下流。在您的自传中，我注意到了这么一段话：“从‘文革决定’公布的第二天，我就完全丧失了自由。……在三年的时间里，对我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批斗不下百余次。我完全失去了任何生命的保障，任何人、任何时侯都可以把任何一种残酷的折磨施加到我身上，我却只能任人折磨，甚至不能有任何保护一下自己的意识。”您的叙述非常平静，非常理性。可是它激发我想起了文革中乃至于中国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一切惨无人道的人身折磨。上一次听您谈论您的经历和遭遇时，我一心感受着您精神的光辉，庆幸自己亲自见到了一位遇罗克式的思想者。读了您的自传以后，我感到这个世界对您太不公平了。您在读大学时就具有那么好的洞察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用一个青年人的最美好的激情表达您的思想.您因此而付出了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虽然对于历史来说，十二年算不上什么了不起，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十二年的囚禁所毁掉的乃是整整一生。这几天我老在想，下一回我们见面时，我将如何面对您。您那黝黑的皱纹里、您那挨过鞭子和巴掌的脸颊上、您那受尽辱骂的耳朵里、您那被仇恨和愤怒的目光所伤害过的眼神里、您那被囚禁被捆绑被践踏被游街的身体里，全都有我的罪。只要是人类加给您的迫害，那迫害里就一定有我的一份罪。而在中国人所加给您的迫害中，里面所包含的我的罪会更多一些。我以这么强烈的罪恶感站在您的面前，我如果不能首先向您表示我的忏悔、清理我的罪孽，我将怎样与您这样一位受难者讲话？您在当时就是一位清醒的人，您在事后更有理性反思，这足见您的高贵与坚强。您当然不需要谁来悲悯您。可是我觉得，悲悯不是一种单向投射的感情。悲悯作为一种善良而又高贵的感情，它是人们对于这个苦难的世界的一种整体性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我原先带着愤激的情绪批判过的没有对自己的受难进行深入反思的受难者，生起强烈的悲悯感.这决不是一种不平等的感情.悲悯这个苦难的世界、包括悲悯那些苦难的个人是我们的责任。爱就是悲悯，悲悯就是爱。借这个给您写信的机会，我想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因为怀有高贵的感情、高贵的思想并且敢于对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保持忠诚而惨遭迫害和折磨的受难者，向在各种政治动荡、社会灾难、思想清洗中惨受迫害和折磨的一切受难者，表示我最大的爱心、最大的悲悯心、最强烈的罪恶感和最深切的忏悔，并且以我内心深处这么一点点情感的力量，对所有这些受伤的灵魂表示我最温柔的抚慰。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迫害都是不公正的，他人所加给他们的一切凌辱都是天地不容的。即使是那些曾经加害于别人的人，他们也只应该受到理性的批判和上帝的悲悯，而决不应该受到同样的迫害作为报应。

　　正如您在自传中所分析的，五十、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着致命的精神缺陷。他们在那样一个严峻的时代所能接触到的知识资源和精神资源，真是太单一太单一了。正是这种过分单一的精神世界，限制了他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对于苦难的悲悯。而没有这种敬畏和悲悯的态度,连起码的反思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什么忏悔之类。所谓忏悔，也就是在精神上的一种担当。一个精神资源过于贫乏的人，他是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为这个世界的苦难与罪恶担当责任的。又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基本的人格意识上受到过于严酷过于彻底的压抑与扼杀，一个连最基本的个体意识和人格意识都远不健全的人，也就不可能将他身受的苦难与耻辱转化为他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用以推促他的人格升华到悲悯与忏悔的高度。比这些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在三十、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惯中西的一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资源和精神资源最为丰富的一代。他们不但比他们的前人强，也比至今为止所有的后人强.他们本来是有能力对本世纪的历史和本世纪的苦难做出真正深刻的反思的,也应该对他们的一切过错做出忏悔的表示.但是他们之中除了极为个别的人之外,基本上没有在精神上为这个民族一个世纪的苦难担当责任。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我至今也没有想通这究竟是为什么。最近我常常想，他们现在已是风烛残年，他们能够反思与忏悔的话，那是他们的光荣。他们如果不能反思与忏悔，我们这些后来人也用不着去苛求他们。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能要求别人一定应该怎样怎样。我们毕竟是他们的后人，我们自然应该比他们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即使他们什么反思也没有，单是他们所曾遭受过的令人发指的苦难与耻辱，这本身就是一笔无比沉重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站在这样的苦难与耻辱的深渊中，如果只是责备前人没有清理它消化它，那实际上恰好证明了我们自身的懦弱与卑怯。让前人去受难，让后人来忏悔，此间更值得上帝悲悯的，难道不正是前人吗/我愿意对所有受难的前人、对所有受伤的灵魂,三致鞠躬，愿他们早日得到治疗和抚慰，并以我柔弱的灵魂，为他们分担一切痛苦与耻辱。这些年来，我的心中一直闪现着这样一个画面。有那么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神，他站在中国的灵魂之山泰山上，面对这一片苦难深重的大地，放声痛哭。他一边痛哭，一边伸出他的大手，以他宏大的悲悯之心，温柔地抚摸这寒冷的大地，抚摸这所有受尽蹂躏的生灵.他就这样站在泰山顶上,面对这个苦难的民族痛哭千年，抚摸千年。真的是这样，我真切地感到，这片伤残的大地需要我们来抚摸，这片荒寒的大地需要我们来温暖，这个苦难的民族需要我们来悲悯，我们这些不幸的生灵，所有象我们一样的不幸的生灵，需要我们来拯救。我们一定要忏悔我们的罪恶，只有通过忏悔才能拯救我们自身。否则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与勇气。我们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不能等着前人来忏悔，也不能等着后人来忏悔，而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忏悔.一切前人的罪都是我们的罪,一切他人的罪都是我们的罪，一切沉积在我们的神经深处构成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下流的因素，都是我们的罪。

　　我总觉得，我们再不忏悔就来不及了。即使我们今天就开始忏悔，我们也许还是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罪恶积累太多。那对着成群打坐的穆斯林一路砍杀过去的杀手是罪孽深重的，那将谋求政治改革的年轻的六君子送上断头台的手是罪孽深重的，那为了巩固自己的世俗权力而挑逗亿万天真的少年对一切体面的人吐唾沫砸砖头并不惜使出一切手段将全国搞乱将全体民众推进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那将和平请愿的热血学生屠杀在执政者的大门前的人，全都是罪孽深重的。这些残酷的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卑鄙和下流，是人类史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严重的卑鄙和下流。所有这些罪孽，早就象黄河的淤泥一样古老而由深厚。这是怎样不可思议的弥天大罪啊。有时侯我禁不住这样担心，我担心上帝的宽容本身也是有限的。对于那些过于伤天害理的罪孽，也许他也是不会原谅的，他是一定要将那些严厉的惩罚加给这些过于下流的作孽者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真是在劫难逃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所有那些罪孽中都有我们的耻辱与下流。我们义不容辞地要与一切罪孽深重的人一起接受上帝的审判和惩罚。既然是这样，我们当然就是在劫难逃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原则、最基本的良知、正义、善良、慈悲等等等等，是不是还值得我们信任，作为这一切原则的体现的那个无所不在的上帝，是不是还值得我们寄予期待？我翻遍圣经，发现圣经里的那个上帝既有最广大的悲悯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罪恶与下流的惩罚。我似乎由此得到一丝安慰。可是我更因此而心怀恐惧。一想到那些惩罚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我就感到无比恐惧。我们恐怕真的找不到摆脱惩罚的理由了.即使我们愿意忏悔,也只能在忏悔中减小一点自身的血污，而不敢奢望逃离惩罚。何况我们至今还在几乎是理直气壮地拒绝忏悔。

　　尤其可怕的是，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忏悔了，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忏悔。我们在精神上、在灵魂上一无所依。那些世所公认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早就被我们一个一个毁坏了，或者说那些东西从来就没有在我们心中扎下根。一个一无所依的人他能站在什么样的价值原则上去忏悔呢？正如您所感叹的：“中国人呵，你要把自己提升为人需要克服多少观念上和逻辑上的重重障碍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被这重重障碍紧紧包裹着，我们逐步地丧失了“对人生、人自身实在处境的感知和体验能力”，也就是永远也没法意识到自己的障碍在哪里，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没有赖以忏悔的凭依，实际上就是没有灵魂的指向，没有价值观念上的最后的皈依。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美化自己，或者说是掩饰自己。比如关于文革期间人们的真实的精神状态问题，几乎没有几个人讲过几句真话。我们目前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大家当时怀着满腔热血和全部美好的生命激情，投入到这场意在使中国走向纯洁与幸福的伟大革命运动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家的动机是好的，无论遇到怎样严厉的历史审判,或者遇到上帝的惩罚,我们在主观上是永远不要负任何责任的。这一重由民族集体共同编织的精神障碍实在太坚实太完美无缺了。您的自传算是给这个美丽的障碍戳了个窟窿。您说：“造成他们如此疯狂之举的深层意识是恐惧和自卫，而不是真正的崇拜和捍卫真理的英雄主义。……谁不‘崇拜’和‘捍卫’谁就要落入被整治的那些‘阶级敌人’同样的下场。……要消灾避祸，就必须‘崇拜’和‘捍卫’，并通过对敌人的折磨来体现这种‘崇拜’和‘捍卫’。……当年的红卫兵啊，你们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你们当初涌流的当真是那股刚强的英雄主义血脉吗？假如反过来，谁‘崇拜’和‘捍卫’谁就是‘阶级敌人’，谁就要遭受你们施虐对象的下场，你们还会‘崇拜’和‘捍卫’吗？问问你们自己吧！”这段文字将文革中的暴力心态揭示得非常准确和深刻。如果真的象人们长期以来所标榜的那样，文革暴力的激情毕竟还有美丽的一面。而真实的情况却如此可怕和可怜。中国人用他们的全部智慧，生产出了那样一种奇怪的力量,使每个人都处于这种力量的威胁之中,然后，又以对别人的疯狂折磨来摆脱这种威胁。这种奇怪的逻辑，几乎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在暗昧之中无望地循环运转所凭依的主要逻辑。文革之中，这种逻辑强大而又僵硬到了顶点，谁也逃不脱它的控制，这本来是非常可怜的，也是非常值得历史的同情与悲悯的。可是，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民族，都在这个问题上编造假话，掩饰自己的可怜和污浊，回避自己的过错和责任，甚至还要表明自己的纯洁和崇高。所有这些行为，我不得不说，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极其下流的。即使把自己打扮为一个无辜者，也是一种下流的行为。何况还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我的这番话，似乎不光是针对红卫兵们说的,甚至主要不是针对文革说的.我主要是针对我们五千年来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和一个存在实体的民族说的，是针对我们民族生活赖以运行和展开的那种下流的逻辑说的。

　　事情也许真的是这样的，文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状态，它是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一部分，是与全部中国历史相和谐的一部分。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也不是特殊情景中才偶尔出现的迷失，而是中国人基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机制，是我们千年不易的麻木、凶残与下流的正常的表现。有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其实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说。作为与朝廷特定的权力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一场政治混乱，它当然是已经过去了。可是，作为一场精神事件，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机制，作为一种因为无所约束无所皈依而在堕落与下流中无望地挣扎无望地毁灭的灵魂危机，你能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吗？有人说文革再也不会发生了，文革无论如何不会再来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证明了您所说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缺乏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和体验能力。我不但要说，作为灵魂危机和精神劣根性的表现的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过，所以不存在是不是再来的问题。我还想说，即使是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混乱的文革，我们也没有理由断定它不会再来。至今为止，我们不要说反思，不要说忏悔，我们对文革连最肤浅最基本的认识都没有。我们除了禁止谈论文革、除了回避谈论文革、除了设法掩饰真实的文革和文革的真实，我们对文革还做了些什么？心存侥幸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污浊和下流，如果我们不愿意以灵魂的痛苦与颤栗来忏悔我们的罪，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一场毁灭性的狂风暴雨中颤栗不已的，甚至可以说随时都可能突然面临这种颤栗。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惩罚、一种报应，是上帝精神和正义原则的体现。可是任何惩罚和报应都是我们的苦难的一部分。到了那时侯，我们除了悲悯，还能为自己、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呢？那个时侯的悲悯，将会是血淋淋的悲悯。那个时侯我们当然还可以忏悔，而且必定会忏悔，可是，那个时侯的忏悔即使真的发生，也已经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色彩了。它的高贵的意义，它的拯救灵魂的意义，将会受到灵魂自身的质疑。退一万步说，即使就如人们所愿望的，文革确实不会再来了，可是，难道只有文革中才有苦难、才有凌辱、才有灵魂堕落吗？我们今天的苦难怎么办？今天的凌辱怎么办？今天的堕落怎么办？难道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拯救、不需要忏悔了吗？人类不幸命中注定是要受苦受难的,忏悔决不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远祸避灾的现代巫术,而是我们对于自身生命、对于这个苦难的世界的虔敬与爱的态度。我们如果一天也不能放弃我们内心的虔敬和爱，我们也就一天都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忏悔。

　　郭老师，这些问题就是我最近常常想的问题。由于读到您的自传，由于我认为您的自传对于文革的反思和审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我得到了一种心理支持。您作为一个过来人，对迫害过您的人，对卷入文革的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悲悯，这是尤其让我感动的东西。您在那种毁灭性的厄运中保持住了灵魂的高贵与精神的健全，您在厄运之中就对他们心怀悲悯，出狱以后更是以健全的理性对那场灾难进行反思，这实在难得。您的保持了精神的健全，简直博得了我的妒忌。说实话，当我谈论忏悔、谈论拯救时，我的内心是很空虚很恐慌的。我老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来谈论这些、来做这些。对于苦难、凌辱、荒寒、荒谬的化解与超越，这是非常需要内在的激情与力量的。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力量。说得直白一些，也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拯救我自己。我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就越是失望于自己缺乏力量。缺乏力量而企图清理苦难，这真是一场痛苦的挣扎。由于缺乏真正的力量的源泉，我不但对自己难于保持信心，我对这个苦难的人类也难于保持足够的信心。我常常想起基督教和佛教的创始人，想起他们创立宗教的用意。我觉得他们是对人类和人本身彻底失望了可又不愿意放弃对人类的爱、悲悯与拯救，才创立了那样的宗教，创立了那样的神灵。为什么需要神灵来拯救人类，就因为人类自身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我就是这样理解那些宗教的。我无处可以秉承宗教资源,无处可以得到坚定不疑的信仰的力量.可是我又不愿意放弃拯救自己的愿望，不愿意放弃对于人类的爱与祈祷，不愿意放弃对于苦难与罪恶的悲悯与忏悔。这让我深受混乱与虚弱的折磨。我一方面坚持对自己有所要求，一方面又在混乱中不断地自我质疑。鲁迅老说自己身上有鬼气、毒气，我好象终于知道一点他是什么意思了。我最近老是羡慕那些久经磨难却依然保持了精神的健全的人，比如我老是想到顾准、张中晓，老是想到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索尔仁尼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拯救自己，但若直到生命的最后那一天，我还能够象他们那样保持住了理性的健全和内在精神秩序的完整，我愿意将此看作是我的人格的成功.但我没有信心说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更加急切地要求自己学会忏悔，以期在忏悔中学会怎样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的真实的状态。我急于把它展示在您的面前，让您这位终于保持了精神的健全的人，多一份灵魂拷问的材料。我还希望通过这次展示和倾诉，让自己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更准确一些。

　　最后，我谨以最虔敬的心灵，为所有受侮辱受伤害的灵魂，为所有在侮辱和伤害中惨遭毁灭的亡灵向苍天三致祈祷，祝愿他们经过炼狱的磨难，早一天得到最美好的拯救和抚慰。

<<万维读者周刊>>第59期 (2000/10d)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