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与发展的世纪。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和回潮的世纪。

　　世界上，打打杀杀，为的是殖民、地皮。打停了就各自图发展，图进取。　　中国内，杀杀打打，为的是革命、权力。杀够了就专政独裁，万事回潮。

　　左边的人士念了，说言不及阶级；右边的先生看了，说忽略了资本与正义。可我认为二十世纪就里是阶级和利益的冲突大起大伏，正义与邪恶针锋相对的百年，所有的冲突和对立都包含在打杀二字中，表现于杀打上。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阶级就是经济给人类的分成包装，而权力就是人类给自身子集中极少代表人物的供奉。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些概念的互相作用及总和，只不过这一百年，打杀杀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打完了前几百年的仗，流尽了前几百年的血，与前几百年相比，实在太过于血腥了一些。

　　在外国叫战争的东西，在中国在本世纪则被称为革命。一是因为他以人命为己任，二是主要不跟外人争斗，三是他不遵从普遍的战争行为准则与政治规律，四是他斗争的矛头向上，直指权力极巅。在这几点上，中国的战争的血腥味，比起历史经验，比起国际水准，更是集大成的新峰。这一比较，令你我哑口无言，谁叫革命真是要命呢？

　　中国人的革命，大抵是从斩草除根的本意衍出，说明我们的大人物的大性格的行为准则原是很彻底的。此等行为准则无非两种，一是损着别人的牙眼且不许人家稍生报复之心，于是打翻在地之余，还要再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比较善良的。二是干脆一不作二不休，抢了婴儿手中的糖果，再回手一刀把他镟了，省得他人还在心不死，日后又是冤家对头。

　　所以你听见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革命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实际上是说，你若是我的敌人，你眼前只有一条路，灭亡。未谓不仁，因为如果是对家当头，内心也是一般的想法。所以国人读起费而泼赖之缓行，尤其上口，其实是尤其从心。国人的性格，于阿 Q及落水狗栩栩如生地照来，大概都是革命精神的塑成品。而广大群众的秋风扫落叶般的热情，十有八九是叫“作革命的对象”吓出来的。

　　与历史相比，革命的中心无疑顺水东行。法国大革命也曾是飙血的极行，但也每是独裁新政的先导。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鲜花对欧洲道了再会，随著赴欧半工半读的东方知识分子，一起在另样的世界安身。本世纪的革命，是说武装的革命，于是全由东方还未见识过资本主义生态的封建脑瓜来执先锋。

　　很多人仍把革命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这多是由于当年李大钊先生的一篇短文《庶民的胜利》而来。可惜李先生壮志身先，只看到了工农兵苏维埃的上升，未见睹苏东波的收场，更未见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遍地的下岗工人，流落农民，更不用说想也想不到的新的半工半读的、全工或全读的、或不工不读的知识分子自我流放族群的五湖四海分布。如若他地下有知，不晓得他又该如何面对他胜利了的庶民。

　　李先生的眼光之犀利，号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的宏语，把马列主义、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打了个扎实的包裹。这可以说是对前半世纪中国历史的先结之语，如果我们那它来对照中国本世纪的其它革命。

　　孙中山先生的反清民主革命，是清庭屡历败局而拒绝改革的必然结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本能就是拒绝共享腐败，拒绝共蹈覆辙。必然有既得利益圈外的路见不平者或圈内的目光远大者出来说：该停一停了，该醒一醒了。如果是后者，就是改革的善变；而若是前者，则是革命的恶变。

　　上了恶变的歧途──说歧途并非贬意，只是说直路不通只得拐弯──就跟挑明了“超限战”的旗号一样，怎么打，从哪打，都由不得大人们的主观意志。但恶变一定要有一个超善或赢人的口号，或装狐鸣，或斩青蛇，或帜黄天当立，或旗替天行道。近代的则免去天意而重人心，或称驱逐鞑虏，或曰劳农政权。三民主义尚且把民树于大旗之端，马列主义则精华提炼到“民而上”的水平，为某些个人野心家垫平了通向权力顶点的路径。

　　马列主义为中国，如果我们不把它扩大化到世界范围，带来了“造反有理”的新的革命传统。这里的造反有理，并不是毛的六十年代的圣意，也不是他三十年代的民意，而是从阶级的对抗引出的合理性。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对的，社会的繁荣就只能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之上，除非到了共产主义的最终阶段。只要无产阶级认为自己是人的异化过程的牺牲，认为自己为社会的产品极大丰富所作的贡献及服务没有得到足够补偿，那么他的反抗诉求就是正义的、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且不论表面上是谁人的新的老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扭转了社会发展的航向，但不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得处处小心谨慎，不要把无产阶级逼到有理的地步，于是独立工会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色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所能实施的奢侈品。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国家绑为一体的“国营无产阶级”反倒被新兴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或失业者的大军，浮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台脚面。二十世纪末，真正是比较社会主义因素浸染的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实质下的社会主义社会 (还有更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封建皇朝社会) 的最好时机。

　　最明显的嘲弄是历史的返身式的对比。本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跨过边境，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到世纪末，天安门前一阵枪声，惶惶然如推动一串骨牌，把整个东欧苏联一大片列宁斯大林的苦心经营送上了西天。对比十年来苏东波的后景，很多人在后怕，在感叹，说是幸亏如何如何。我承认十年前的交锋可能为中国避免了一次恶变，(因为人们所希冀的善变并没有出现)，但代价是一场次规模的恶变，其社会后果至今难以为整个社会消化。这一避免，为执政者争取了时间与机会，给他们从头策划一场善变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这也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存系念仍未破裂的最后底线。至此，我们只能说，路见不平的局外人把变与不变的机会与决定留给了体制内的明智者，但是，谁是明者，又明到什么水平，谁是智者，又如何虑而不失，是两条腿走路的历史考验。如果这一条腿在这一宝贵，对他们及对大家都同样宝贵，的缓冲期内有重大闪失，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这一缓冲期不会无限期的拖延，这一事实也是十分明显的。

　　善变，指善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平衡各社会集团间的利益权益。其出发点是与人为善，这里的人是大写的人，也是小写的人。大到把十几亿人看成一个整体，包括港澳台澎，包括中国人民的现在将来；小到草莽野民，每一个个人都是同等的可贵。排除任何人的“人民”，原是空洞无物的虚架概念，以任何借口行排除之实，都是恶字当头的倒行逆施。最直接的就说法轮功吧。法轮功当然不属实证科学，但若信仰自由只限于信仰马列主义，或羊头狗肉型的信仰马列主义，哪又叫什么自由？又有哪门宗教不用世界末日、地狱炼狱来警戒人民？

　　打从夏天到现在，很多人惊呼文化革命又重现了，我倒挺平静，看著善变的路硬要向恶兆上去，如此下去，恶就不是一家的恶了。人世理如佛法，关键在于积善还是积恶。我不会重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为谁也不是先知，扳着指头就能预记倒计时。我是想，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裂土地利，邓枪得天时，现在人都在这儿，就看你会不会因势利导争取人和。要知道，人和才有人合。

　　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革命给了拉大旗的人通往权力顶巅的路径。革命的洪流把他或他们带上去，接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回潮。与革命高潮的杀气对称的，是这等回潮的同等的杀气，只不过在潮汐的内部而已。

　　从本世纪初，回潮就是革命的付题，或附体。袁世凯之称帝号召着二次革命，实际上挑起军阀混战的□头。四一二国共分裂，点发南昌起义的烽烟，党国与苏维埃国之争横世十载。唯存一次的二元或多元新型国家的生机，又被两党的私心葬送于最后的裂土而治。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通途似乎是经由社会主义教育，但文化大革命分明不是教育而是洪杨般的天朝内哄，只能导致彻底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大回潮。百年以来，其间的连绵的小的回潮尚且忽略未计。回潮，似为革命补过，其实是环环相扣，用诅咒的语言招唤对回潮的反回潮，即下一轮的革命。

　　对于革命与回潮辗转交替，有前语足戒，那就是有名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无以矫枉”。其实内底的真理在于：“过犹不足”。中国思想界的老古存中，中庸的核心不是不足而是不过。很难想像我们的老祖宗怎能不经大的辩证，不经大的血的洗礼就可以如此醇厚的酿得。而现实的世界上，中庸只能是一种理想趋势，就象数学上的渐近线一样，仅在无穷远处无穷趋近。这也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想路径的写照。所谓科学的认识论就是这样一条曲线。

　　人类的生存可能是长期的，但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是长河中很短的一霎。所以对个案对局部，中庸是不可能的。这就比如自动控制中的趋值特性，要求快速趋向，但又要求尽低过值(over shoot)。设计者要有全部十八般武艺，比例微分积分全都用尽，只因为传感件永远滞后于实际过程。

　　超越过程本身的，是赶超人类认识渐近线的另一种努力，那就是预先敲入指望值，然后看是否实现快速接近。通俗一点讲，这就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人有多大胆？看看各种宗教你就知道。虽然终极真理只有一个，可是每个人都有权也有可能大胆插值，说“世界可能是这样的”，这就叫世界观。几千年来人不就是这样亦步亦驱地认识自身存在其中的世界吗？

　　所有人类的灾难，在于强加于人自己的那一套。各方神圣都在未得明验之前就气势汹汹声称“世界只能是这样的”。思想及其功用思维是人类，作为上帝乐园中赤条条的原体，唯有的长处。你能想出一套，即使是远离终极真理，我起码认可你主动思维的进步意义。你想不出来，信奉别人的，也无可非议，但强行逼迫所有的人与你一道皈依，那不是扼杀他人原可自由发挥的能力吗？

　　二十世纪的人类少有的集体的行为，可以是许多利益及认识曲线的交错，每条线下都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后仗，导致残忍的集体碰撞。现代化的高速及能量，使得这种碰撞的后果更加惨不忍睹。但也正是这宗宗碰撞，加速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行为的新认识。

　　新认识的核心，是容忍他人的思维活动。中国的俗语说，让人一步自己宽。思想及思维是何等的有力，在中国，你曾见亩产万斤的思想大解放，虽然只是当时达不到；在外国，你能想象一群紧紧束缚下的头脑会产生万维网络这样的人间奇迹？如果说中国还未强大，还落后，原因只能是中国人的头脑还没有解放，中国人的思维还在官方指定的路途上徘徊。

　　二十世纪，中国曾是这世界上各种思想碰撞最激烈的角落，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认识曲线反倒加速不上去？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物质未能变成精神？是不是我们的的传感器件统统失灵或滞后期比别人要长？是不是我们刻意地等待更多的一反一正的反复过头在新的世纪重现，以达到在世界诸人面前哗众取宠之效？

　　革命已废命，回潮正潮涌。革命已经发生，说明我们曾经想赶到前头；回潮可能是补课是留级，但也可能是驱向期望值的纠过。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既定的民族期望值与什么是我们民族的期望值？小康？太小器了些，强盛？太浮躁了些，为什么有的只是治标型的制标？

　　有一个远大的期望，我们又怎样尽快少偏地趋近它？　　少点生命打杀，多点思维自由。这就是我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的祝愿。

    <<万维读者周刊>> 第18期 (00/01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