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被历史的玩笑捉弄了一下，不小心就变成了加拿大公民，有了这个身份，去美国或欧洲，无论是出差或是旅游，都无需烦劳申办签证之苦了，这听起来就真像是一大爽事儿，但恰恰是我这个出生在中国，又土生土长在中国的中国人，如今回中国还要办签证了，觉得十分的别扭。但好在我们去中国大使馆办签证时，没有什么麻烦，只要交表、付钱，似乎来者不拒，相信这是我们有中国根之故。

在国外呆了十几年，至如今，护照已换了好几本，每本护照上的签证都有一个个小故事，让人记忆犹新，但最令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签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七月中旬，我从家乡成都出发，只身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到北京去办签证，准备去加拿大与分别了大半年的丈夫相聚。

那时的我踌躇满志, 意气风发，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四年的大学教书生涯以及出色的表现和工作中骄人的成就令我自信、自负、敢想、敢干、敢闯，好像世界上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

正是我这种无往而不胜的表现，我办事情往往得心应手。在北京安顿好后，我于上班时间赶到了加拿大使馆，只见外面排起了一个长队，门前两个军人站在那里把守，排队的人似乎很守纪律，除了轻言细语的交谈声，长长的队伍一点都不混乱。我心里奇怪着，那么些人都排着队，在等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问，昂首挺胸地径直走进大门。我找到了当时的文化参赞夏龙先生，因为我与他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年会上有过一面之缘。而他，早已把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忘记了。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和提示，他能忆起我们的相识，并记得曾在那次会上向与会者作出的有事去使馆找他的承诺。我告诉了我的来意，问他是否能帮忙。他很礼貌地回答说不能帮，并说明了不能帮忙的原因。听罢我既未坚持也未勉强，就征询他，以我的实际情况，是办留学签证或是办探亲签证容易。他认为办探亲签证更容易一些。当时，我早就听说办签证非常困难，故事先准备好了两套材料。

告别了夏龙先生，我来到了申办签证的窗口，只见那里人头躜踊，叽哩咕噜的交头接耳声显得场面热闹，大家不管认识与否，都在那里交流信息，交流感受。我挤在人丛中听了一会儿，发现有与我一样第一次来办签证的，也有几进几出的“老油条”。我问了几个人，了解了一些办签证的信息及方式方法。当大伙问起我是几点钟来排队的，我告诉说刚来。听到我的回答，别提大伙有多么诧异了。他们都以为我有“后门”，纷纷围过来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此时才明白过来，外面的长龙队就是等着进来的。我不解地、甚至好奇地问道：

“还需要排队吗？”

我给他们说我就是这样直接进来的，大伙都用异样的眼光瞧着我，有人简直完全不相信：

“怎么没被门岗拦下？”

是啊，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两个门岗的火眼金睛的盘查下，我怎么就能如入无人之境呢？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那是为什么。我猜想，也许是我的那份自信，也许是我那身比较时髦的打扮，也许是我没有胆怯作四下环顾而昂然入内的派头，让别人以为我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现回想起来，我那时真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因为，全然不知规矩的我，懵懵懂懂就闯进了大使馆。

那天，我填好了表，连同事先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了一个女秘书，那人随便地检查了一下就不冷不热地告诉我说：“等消息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再去使馆时，就没有那份运气了。我本以为可以像头天那样，直闯进去，但门卫很礼貌地把我拦在门外，我只得排在长长的队伍里。那种比肩继踵的等待，那种一、两小时才移动几步的焦虑，着实磨练人的意志与耐心。到了中午，才进到大门里。问及女秘书，仍然是那句冷冰冰的话“等消息吧”。相信在那个年代办理过加拿出签证的人一定领教过那两个中国女秘书的漫不经心和冷漠与不屑。

第二天，第三天，我像所有的申请人一样，一大早急急忙忙地赶去排队，等到中午时分好不容易进了使馆，又饥又累的我得到的仍是那句毫无人情味的答复“等消息吧”。其实，当初她俩要是稍为客气点，回答问题礼貌点，告诉大家比如说“等三、五天再来吧”之类的话语，就可使多少已递申请的人免除车马劳顿及日晒雨淋之苦。

到了第四天，女秘书还是让我等而不给较为明确的答复，这令我十分光火。中午时，拥挤在那里的人群已经散去，我虽然又累又饿，还是稳稳地坐在门厅里，女秘书一遍又一遍地催我离开，我十分坚决地应对着她俩的催促，就是不离开，那俩人也拿我没办法。或许是我的坚毅与固执，我终于等到了一个老外--我相信是签证官的人出来了，我迎向前去，疾风暴雨似地述说了一通，大意是，我为什么要坚持等他，然后抱怨那两个中国雇员老让我们无休止的等待，同时还说我从四川大老远的地方来，难道就是这样永无结果的等待吗，等等。也许，在我之前，从未有人敢如此大胆地当面冒犯签证官，挑战那两个女秘书的绝对主导地位。没想到，签证官很礼貌地听完我的“投诉”，然后和蔼地告诉我说：

“下午两点来接待室见我。”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签证官,，还不了解他的办事风格，我当时见他说话的语气如此肯定，虽半信半疑，还是很礼貌地连连道谢，感到心中豁然敞亮。

其时正值盛夏，骄阳似火，但我心情舒畅，浑不觉热，试想一个自工作以来无往而不胜的我，忍饥受饿，又天天在烈日下曝晒半日，又不知何时能拿到签证的人，这会儿得到签证官直接招见的承诺，甭提我有多开心了。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签证官直接招见是祸是福，是批准还是拒绝。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又昂首挺胸地走进接待室，经过递材料的窗口时，听见那两位似乎手握所有签证人生死大权的女秘书在那里嘀嘀咕咕，其中一个还满脸怒气地质问我：

“你找了签证官？”

“是啊。”我从容地回答道。

“你为什么找他？”

我说，你们老是叫我们等，又不给予明确答复，没有办法。我大老远来，在北京无亲无戚，居无定所，每天一大早火火风风赶来排队，还不知啥时候才是头。对方见我毫无惧色，冷冷地但用商量的口吻说：

“明早八点钟来吧。”

我不从，正色回答说：

“是签证官约我来的。”

没想到这句话似摸了老虎屁股，那俩人十分生气，其中一人还气恼恼地到里面去了。也许，她是去见了签证官，也许她与别的同事商量了对策，我不得而知。总之，她从里面返回来时，对我是满脸的客气和恭谦，前后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她已知道了我的情况，恳请我第二天上班时间再来。我那时不敢相信她说的是真是假，我坚持要见签证官，还推说第二天排队进不来怎么办，她说如果我未能按时进来，她保证会到门口来叫我。我最终相信了她的誓言，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大使馆。

回到住处，我还是有点不放心，等到夜幕降临时，我又赶到了大使馆前，想排第二天的队。可怜的我，只身一人，还要排十来个小时，该怎么办呢？我有点六神无主，就和那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聊起了天，我们天南地北，一阵胡侃。小伙子从聊天中得知我是在此等排第二天队的，十分同情我，就劝我回去休息，他同时允诺我，尽管他午夜下岗，他会嘱托下一班站岗的战友帮我守住位子。他的善意，念我感激涕零，我将信将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使馆。

那天晚上，我不敢真正就寝，而只能半睡半醒，生怕睡过了头，赶不上排队时间。虽然有那位战土委托新岗帮我占位，万一他忘了，万一发生了别的变故，那可如何是好？我迷迷糊糊躺到了六点，立即翻身起床，急急忙忙赶到了大使馆，一看还好，只有二、三十人排在那里。我径直走到门岗前，问是否帮我占了位。那好心的门岗显然已经知道，于是，我幸运地被要插到前几个位置上，心里乐滋滋的。站在队伍里，我就放心了，回头和后面的人聊起天来，后面的说昨晚十二点前就来排队了，生怕晚了进不去。我听了直咋舌，心里直感谢那两位门岗。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八点钟就到了，我们第一拨十几个人被放了进去。刚来到签证门口，那个平素坐在小窗口后面趾高气扬的女秘书，一反常态，热情地招呼大家，诚恳地请大家坐下等，当她见到我时，竟离开她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从里屋走出来，很客气地同我寒暄。待她返座后，大家窃窃私语，议论着她的态度，都不知道为什么。但其中也有略为知情的人，说昨天有人到签证官那里告了她一状，今天才有这么好的态度。当这群人最后知道那人就是我时，都佩服我的勇气。

我们聊着聊着，看着前面的几个人一一进去，不多一会儿，又都出来，有的喜形于色，那一定是签证签下来了，有的愁眉苦脸，那一定是被拒签了。当叫到我时，在场的人都祝我好运气。我随翻译进了办公室，翻译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谢绝了翻译的好意，就面对面地直接与签证官交谈。我从去加拿大的目的，到我在国内的工作、学习、生活等问题一一回答了签证官的提问，最后，我还即兴发挥了我对加拿大的了解。签证官对我最后的对加拿大的知识特别看重，竟绕有兴致地同我神聊起来，那热乎劲，真有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谈话浓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是中国正将加拿大的第一畅销文学名著《小木屋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编译成连环图画的第一人，于是，我们纵情地谈到了这部书的作者及主人公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这本书在加拿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签证官本人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因此我们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以至于我都忘了是来办签证或是来聊天了。真所谓话语投机时飞梭，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当签证官意识到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时，就告诉我，下午两点来取签证吧。听到那话，我那时仿如大梦初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我高高兴兴地从办公室出来，大伙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几个已经混熟的同路人都关切地询问结果，因为大伙见我久未出来，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愉快地告诉大伙我下午来取签证时，大伙都为我的成功而欢欣鼓舞。

下午两点，我取回了自己那本盖有加拿大签证的护照，获得了我朝思暮想去加拿大的通行证，并随后实现了我的梦想。

如今，我持有加拿大护照，到很多国家都很方便，也就没了申办签证的焦虑和期待、激动与喜悦。但每当我回忆起第一次办签证的经历，心中还是不能平静，常常思绪万千，回想起那些在我人生旅途中从陌生到熟悉而后又分手的面孔。当年像我一样因办签证而记忆深刻的同道人，大家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