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再次落难
时光刚刚进入七十年代。
回想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这所大学由于靠近中央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在同系统的高校中，只要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有什么改变，我校便是新方针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品。这回可是“中央”下令举校迁往数千里外的陕北。这可谓古今旷见的一所大学校的大迁徙。
中国的政治从来就极不透明，文革时期更是风云变幻、扑朔迷离。听说此事也和中央高层斗争有牵连，是“四人帮”对着周恩来使的一个坏招。据传在大跃 进年代，东北的长春市近郊一所农学院，城市的扩展把该校包围在城市里面，无法进一步扩展，于是市领导打报告请示中央，要求批准该校迁往郊区。毛当时颇有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问题就出在对“统统”和“农村”两个词儿该怎么理解。后来有人讽刺地说，只要马路修到哪里，那里就得“见鬼”。在这个常常依靠口号 (尤其是当口号来自最高领导人的“简略语”时) 领导一切的国度里，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若说我们这个大学倒楣，大概常常就倒在这上头。我国一大批重点院校都归各部委管辖， 而各部委是国务院属下的职能机构，违背“最高指示”的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能脱得了干系吗？可见，其中大有奥妙，这次迁校非同小可。
部里先是派了个“调查组”去考察位于陕北某地的新校址。调查组中有我校一位原副校长史旦胜。来校前他是北方H省省委书记，大高个子，长得肥头胖耳，样子显得老实敦厚。大跃进时他犯了冒进，害得省里死了许多人，所以被调来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然后安插来我校当个副校长兼第二副书记。据说在 H省时他曾用“浮夸的数字”欺骗过毛主席。难怪文革开始不久，群众追查原校党委整 群众的黑材料时，为了轰逼他交代事件真情，在党委楼前张贴出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极富幽默色彩的特大标语：“史旦胜！看你样子老实，你胆敢欺骗毛主席！”。
真是无独有偶，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年代”比史旦胜早些时调来我校接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薛冰，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的沈远孟，也是一位“犯错误”的省委书记。大跃进中他搞的极“左”冒进，使南方 G省饿死了上百万人，而且发生人吃人的人间惨剧。他上任半年便“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六字方针”－“做、听、读、议、总、写”，即：1、师生一起下去劳动；2、听贫下中农讲课；3、读点书；4、师生开会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就教材；5、师生开会总结；6、师生一起写出无产阶级的新教材。他把当年带兵打仗的那一套用来统领指挥整个大学校，显示了“雄才大略”。可是相当“出位”的是，这位一校之尊平时浑身飘逸着香水气，而且还干了一些风流韵事，那呛罄葱Ｄ诰∪私灾氖率怠＞菟邓?受害者中有行政某处的一位体形丰满、颇有性感的女职员和校医室派到家里给他打针的一位颇有姿色的护士。大概因为这些丑闻，他在校呆不到三年就被调到某部当部长去了。
而我们这位肥胖而俗气的史旦胜副校长的资历和“气质”，显然要比那位风 流校长逊得多。史旦胜毕竟个“老实人”，没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一直还能呆到文革中，才被群众冲击到一边“靠边站”去了。军宣队大概是因为查不出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和“罪行”，却又摆不出他在文革中有过什么“功绩”吧，所以够不上让他当个“结合干部”，只好稀里糊涂给他安上了一个“使用干部”的名义。这也算是初步落实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调查组到了延安附近的Ｇ县，还到了离县城六十来里路的“清水沟”林场。两个多星期后调查完毕，回校和师生见面。
在全校“迁往革命圣地延安动员大会”上，军宣队长王占先特意让史旦胜介 绍当地的情况。因为史是原来的副校长，又没有什么民愤，比他这位军人容易博取教职工的信任。王占先队长这一着棋确实来得“高”。史旦胜说，那里自然风景太美啦，有山有水，土壤肥沃，可以种植水稻、大麦、果树、蔬菜等，山里木头遍地皆是，用不完烧不尽。当地物价又极其便宜，估计一个人每月生活费只需五元钱就足够了。总而言之，在那里生活真是太好了。他又说，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那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方。他在操场临时搭的大会讲台上，用他那浓重的中原口音，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把教职工们被哄得 有点神往，不过仍是信疑参半。这毕竟是一件涉及每个人切身极大利害的事情啊！在这个关键时刻，谁若有自由抉择的权利的话，决不会轻信和草率。接着，史旦胜有意地，也可能是被迫地完全隐瞒了以下的可怕事实：当地是个严重的克山病区，在成立县属林场之前原来是一个省属的劳改农场。由于强制劳动十分繁重，加上饮食条件恶劣，绝大多数劳改犯都得了克山病，陆续死亡，最后是满满一条山坳尽是劳改犯们的坟墓。据说许多犯人的死亡使得一些重要的案件都断了线，这才迫使劳改场迁往别的地点。
史旦胜讲完，魁梧的王占先队长才上台发表了一篇“辉煌的”演说，先是强调这次迁校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旧大学继续留在原地不动，只能是修正主义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势必遭到党和人民的唾弃。所以凡是要革命的教职员工都必须立即下定决心，斩断自己脑袋里的修根，勇猛地奔赴革命圣地，进行脱胎换骨的世界观改造；同时，彻底破除文革前十七年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黑线，继承和发扬延安的老革命传统，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艰苦奋斗，斗私批修，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给全世界人民做出最最光辉的榜样。只有这样，对自己也才有个光明的出路。他最后发出警告：少数阶级敌人，他们是一定要加以反对、捣乱、破坏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随时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
他们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群众成了“阿斗”。
等到后来大家真的到了清水沟，才开始意识到上了史旦胜的大当。气愤之余，大家给史旦胜起了一个最难听的名字：“屎蛋”。其实史旦胜从来都不老实。纵观其表现，史旦胜是一个典型的，庸碌无为、明哲保身的干部。史旦胜自己后来也并没有和广大教职工一道，到革命圣地去贯彻执行革命的教育路线，也没有去那里享受优美的山水风景和大自然的一切恩赐。过不了多久他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调离了学校。人们说，他讨好了军宣队，军宣队照顾了他，而他只用了“五元钱”就把大家给出卖了。和在大跃进时期对待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他不惜再次牺牲全校教职工的健康和性命去保全自己。大家尊称他校长和书记已有十来年了，而他对我们这些教职工却毫无感情。
自从五月间我们从Ｗ县撤回到了Ｚ县分校之后，一方面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等待搬迁。男女分开住在一分场的集体宿舍里，插了整整一个月的稻秧。之后，我被调到 H系的“搬迁组”去，回校部系里包装家俱和仪器设备，组长是梁瑜。 一起干的还有老副教授哈奎曾等五、六个人。因为我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又不偷懒，和大伙儿一起使包装工作顺利和快速进展，而且质量很好，后来听说运到目的地时，捆绑家俱的粗草绳基本上没有松开，所以梁瑜总算没给我找什么茬。
这期间若桦却只能自个儿回到分校农场三分场的“家”里去，平日参加田间劳动。三分场全体教职工属于 H系连队，程训华被指任连队党支部书记，那段时间党支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做好思想工作，保证全体教职工服从安排，顺利迁往陕北。
八月间，公布了“先遣队”的赴陕名单，若桦被列入其中。若桦赶忙请假来 校部找我商量，首先一个大问题是雪梅这个孩子怎麽办？是一起去？还是把她留下托给北京亲戚照看？再说，也不该把一家人的首都户口全都给丢了。商量结果，我们之间逐渐取得了共识：我们这个家已经只剩下四分之三在一起了，要活就得大家活在一起，再也不能分开了。何况在文革时期，不管哪家都不可能保险永远不发生变动和遭遇不测风云，把雪梅托给哪一家亲戚都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后来到达陕北之后，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样痴心笨脑。譬如，系党总支副书记叙越和薛媛两夫妇那一家子，就没有把他们的独生女儿玲玲带到陕北去。他们把她交给上海的外婆抚养去了。不过，由于我们采取了“一锅端”的做法，毕竟也少为我们惹来是是非非。军宣队正在瞪着大眼瞅着我们这一家子，没茬都还想找茬呢，我们哪能和别人相比呢？
赴陕前大约半个来月，出乎我的意料，系里军宣队的赵副队长，居然貌似“关怀”却是明显挑衅地询问我们在银行里有多少储蓄存款，还说“要不要让组织上帮助我处理，转到陕北Ｇ县去”。我想，肯定又是那些家伙在这些军人耳朵里灌进去一些坏水：归国华侨都是资产阶级，一定有大把的钱！赵副队长是不是故意地来摸我们的虚实？我至今想起来仍觉纳闷。不过当时我当机立断地给他一个 冷冷的回答：“谢谢组织上的关心，像这样的小事就不必麻烦组织了，我自己处理吧”。
申知韵也在名单里头。下放分校三分场时，他一个人带着行李去的。他太太蓝碧玉早已离开他去了南方，到她的亲妹妹家里去住了。因为蓝碧玉体形肥胖，六十年代中期便开始患心脏病，曾经病休过一段时间。因为不时发病，老伴在家时还有个人照看。文革一来，申教授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下放劳动，剩她一人在家万一发起病来怎麽办？
蓝碧玉原是系里的一位教师。因为她在美国念书时和申知韵结的婚，还在那 里生了第一个儿子，所以没有等获得硕士学位，就跟着申教授回国了，因此她当不上副教授，定职时只能定为级别含糊的“教师”职位。文革中，“两王”当临时总支时，开过全系批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虽然重点不是对着她，却让她作为反面典型人物之一也站到了台上。那些人大骂她是“资产阶级太太”、“抹口红”、“寄生虫”……，并勒令她从此不得再领取工资，然后连轰带撵地，把她赶出了会场，使她受到了一生中从未受过的极大羞辱。蓝碧玉不能也不愿意再呆下去了，既然被“免了公职”，干脆投靠妹妹去，从此申知 韵变得孤苦伶仃。后来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达，申教授只身来三分场安家，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收拾行李，准备搬迁。但是申教授一个人不容易捆好行李，若桦抽空去他家帮他把东西捆好。
骆光华和林素兰自从于五十年代一起留苏回国后结婚成家，现在已经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家庭了。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不过六、七岁。素兰还怀着一个，三、四个月了。更麻烦的还是素兰的老母亲，八十来岁，身体衰弱，耳朵也半聋了。老太太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原来的家一直住在皇城根附近的一座极其普通的四合院里，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骆光华两夫妇和外孙们陪着老太太过日子，他们俩平时天天乘公共汽车从老远到城外来上班，早出晚归甚是辛苦。这回赴陕只好连老太太“一锅端”，否则谁来照顾老人？这意味着老太太必须和那个老四合院诀别，她一想起来就心如刀割，而且又这把大年纪了，还要到遥远的天边去遭罪，将来她这把老骨头只好埋在荒山野岭，越往那儿想越发觉得凄凉。但为了现实问题而更加犯愁的，毕竟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一对刚过而力之年的夫妇。
骆光华对祖国满怀热情和理想，且富正义感，为人爽直，敢说敢言，因而时不时也会得罪一些人，文革中又参加了“怒涛”，更遭某些人的憎厌。骆虽然文 革也挨了整，被当做“苏修特嫌”隔离审查了几个月。“批清运动”中他也挨了批。由于天生有些憨气，在遭人使坏时，他还自以为只要心中坦然便可以泰然处之，事过境迁常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定什么时候又落入人家设好的圈套。就说这次赴陕罢，尽管自己一家困难重重却还是积极响应号召。“先遣队”名单里当然少不他的名字。林素兰也是个老实人，但比骆光华稳重得多，她对自己的爱人那种天真憨气和遇事易于表露激情而颇有微言，她对我们说过：“我们这个老骆啊！就是动不动爱声泪俱下！”。
印刷厂工人小王夫妇也下放在三分队，他们结婚没两年，便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还不满三个月，他们这一家子也列入了“先遣队”名单。小王向程训华请求让爱人暂留分校照顾小孩，等到孩子过周岁再去。程训华对他厉声批评：“这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你是工人阶级，就更应该带头，有困难自己设法克服嘛！”。程还布置若桦和一位政治课教员卢梅茵一起去小王家里做说服动员工作。这可苦了她俩，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劝说一番。小王一家人抱头痛哭不已，终于扼不过程训华，还得服从命令。一家子乘火车到了陕西铜川，正等待转乘卡车北上时，两个孩子突然都发起高烧，校驻当地领导批准母子仨折返 Z县分校。
前几年，我因事回母校，在校门口偶遇小王，难免谈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小王一张口就说起被迫去陕北的旧事：“后来我的爱人和孩子仨半路折回去了，我一个人继续随队北上。到沟里报到後被安排在校办上班，心中一直惦挂着两个病儿。你想几千里路，到了铜川，火车也没了，得要再转卡车，敞棚的，在塬上跑好几百里路，一车人像摇煤球似的，又险又累。两个孩子到铜川就发了高烧，随行的校医张大夫真着急。后来学校驻铜川办事处坚决让我的爱人她仨折了回去，要不然两个孩子还能活下来吗？”
小王接着说：“嘿！过了一年，一天下午，我突然在沟里校办公室见到程训华。她是从北京刚来到沟里来的。我还以为她也跟着来沟里‘干革命’呢。原来她是办离校手续来的，因为校本部已经转移进沟，大印在那儿嘛！听说军宣队已经同意她调走，到科学院去她丈夫，叫屠...什么的...那里去了”。
接下去他又说：“我不客气地问她，当初你不是死乞白赖动员别人到这儿来，那你自己为什么不也来呢？你说你的爱人在科学院，为什么他不调来我校，而是你要调到他那儿。真是好事全都给你捞着了。你们两口子不是也可以一起来这里 落户干革命吗？‘哪里越艰苦，那里就越革命’嘛，这不是你在三分场时常说的吗？你敢情好，回去住洋楼，冬天烤暖气，而且还得不了克山病。我们这些人都活该死在这儿？程训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支支吾吾，说什么，我....不是知道有克山病才想走，我早就提出过，是系军宣队老李到北京去时才答应的”。
小王接着说：“这件事后来我才听说，当地军区派去你们系当军宣队的，不就是外号叫李麻子的那个人吗。说是李麻子来北京‘动员’ H系留守人员到沟里去，在京住了半个多月，一切由留守的程训华照顾。麻子想要买缝纫机，程训华给了他几十张工业券，他高兴死了，所以程训华也很快就调走了”。
其实这笔交易我在沟里的后期早有所闻，只是没有小王描绘的那么生动罢了，闻者只是淡淡一笑，心照不宣。
当年赴陕进沟是在夏收结束之后。学校宣布第一批赴陕的日期是九月五日。到了那天，学校校部召开了盛大的誓师大会，主席台上方一幅红底黄字的会标，上面写着：“Ｂ大学迁往革命圣地动员大会”。台下锣鼓喧天，还给每个“先遣队”教职工发了一套“红宝书”。会后，我目送着若桦和雪梅上了大篷车，她们俩就那样一起走了，奔向数千里外的一块遥远陌生的土地。我一个人却留了下来，仍然在搬迁组里加紧捆绑包装设备和家俱，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押运公家物件赴陕。
这是我们这个暂时缺了四分之一成员的“家”再次落难的一个新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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