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奔赴圣地
收到若桦和雪梅从陕北的来信,这封信整整走了七天。
她们已经辗转抵达G县,在新“校部”所在地—清水沟的沟口安了一个家。“新家”所在的那个山坡叫南山寨村,总共只有二十来户农家。鲁之浩一家子住在山下,我们住在山上。我们系的不少教工,其中包括申知韵孤身一人,则安排住在公路边上的麻子店村。学校早已经向当地老乡号了闲置或富余的窑洞,分配给教工各家各户住,每户每月交给房东几元钱租金。
南山寨离设在清水沟的新校部有三十华里远。说是新校部目前的窑洞和房舍数量只能供给办公用,远远不能安置家属。全校教职工和家属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在G县方圆几十华里的范围之内,分散住到好多个村落里去。这种办学格局堪称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奇闻。中华民族的浪漫主义“创造性”在此时此刻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常食水和生活用水要从山下的水井挑上山来。食物方面,除了供应搭配的粗、细粮外,日常肉食和蔬菜来源极少。生活方式改变之大不言而喻,要努力设法去适应。母女俩花了近十天的工夫才马马虎虎地把家安顿了下来,因为旅途和搬迁的连续劳顿和兴奋,若桦感到经常头晕虚弱。
来信还提到,申知韵孤苦伶仃地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他连地灶也常常生不着,便把运来的外文学报当引火物烧。正因他已经看破一切,才会把自己珍藏数十年的书刊付之一焚了。
收到信不几天,我自己也上路了。
我们搬迁组人员先随同第三批家属乘坐火车,军宣队说是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不买卧铺,以“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传统精神”、“从上路的头一天起开始改造灵魂”。经一昼夜到达西安时感到相当疲累,在市属招待所里混了一夜之后等着转车北上去铜川。
古都西安本是大家久已响往的地方,但在心绪纷繁芜杂的情况下,可以说心中没有多少游兴。只记得随大溜就近参观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那里面墙上挂着的大照片中有戴着飞行员的大皮帽,蓄着络腮胡子,面容刚毅的周恩来和他所乘坐的老式飞机,大概还有办事处的生活照片以及蒋介石的特务们监视办事处的情景等。在干燥的秋季里,大街上尘土飞扬,售卖尽是稀汤的大碗酒酿和烧饼油条的店铺挤满了顾客。大街的尽头远远地耸立着宏伟但是残、破、旧的灰暗城楼...。
次日中午,我们转乘陇海支线的火车北上,几小时便抵达这条铁路的终端—铜川市。我们一群人被安置在“工农兵大楼”-一座两层楼的破旧招待所里过夜。床铺上的被褥脏得够呛。我暗忖当夜一定会有一些“小生物”来光顾。也许是疲劳和天冷的缘故,居然一夜平安无事。
早上起床,领队通知各人自己下到街上去买早饭吃。在一条萧条破烂的街面上,只有一间简陋的小车玻挥惺裁囱≡裼嗟亍N液业芈蛄艘煌胙蛉馀葩伞?本来这是关中名食,但我却在胡吞乱咽之中食不知其味,我当时确是“归”心似箭、心不在焉。刚吃完那碗泡馍,突然飞入我的眼帘的却是食挡主人刚端出来的、热烫烫的大块酱猪肉。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顿感喜出望外。我当机立断地秤了两斤多,用随身带来的塑料袋装好,赶紧塞进背包里去,心想当我到了缺油少肉的南山寨村,若桦和雪梅见了这份“见面礼”,一定很高兴。
一列十来辆解放牌敞蓬卡车已经装好从火车上卸下来的办公家俱和行李物品。我们搬迁组人员分头上车押运,以便沿途照料,防止绑绳松开,东西散落车外。有些车上各混载了几个教工和家属以及各家的行李。
这一队浩浩荡荡的卡车上面,家属们的行李实在榔榔糠糠得可以。但有些地方却显露出教工家属们高度的“创造性”。比如,人们把取暖煤炉上用的一节节镀锌烟筒也运来了。那是陕北几乎买不到的家用必需品。为了防止烟筒被压扁,他们把那个年代仅有的,每卷一角六分钱的劣质卫生纸(到了陕北却无处买)一卷卷地塞进去当作填充物,真是一举两得。这却又似乎说明了,家属们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下,横下一条心落户陕北的思想情绪。
车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塬上奔驰。那完全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令人惊叹的黄土高原景观。想象得出来,若干万年以前的洪荒时期,这里曾经是一片无垠平原。不断水蚀和风蚀切割,使之渐渐形成了今天无数深堑浅豁,纵横交错,给人们犹如登上了月球般的神奇和梦幻般的意境。我置身其中,一切烦恼和急于见到亲人的离情别绪都暂时被挤走了。
卡车在一长段相对比较平坦的塬上公路向前奔驰之后,便开始盘旋下川,不久又往上爬坡。时不时我们走在悬崖绝壁之缘,整车人和物像摇煤球般地,颠簸在因长期失修而变得坑坑洼洼的黄土路面上,险像环生,令人紧张万分。一会儿,当我朝下边的深渊一望时,一股电流般的发凉感觉嗖地从头顶往下肢串。我蓦地看见山底下一辆四轮朝天的卡车!不久前发生了翻车落崖的可怕事故!此情此景顿时引起车上一阵惊吓和躁动。不过,大家很快因惊呆而面色死灰,不敢吱声。此时大家更担心的是司机的技术和情绪,因为整车人的性命都系于他一人身上。
此时,我窥见严昌益,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教授和他的老伴,两人面对面地坐在自己的行李捆上。老头子紧锁双眉紧闭两眼,面部显露出惊恐和痛苦。
他令我的思绪回到了大约二十年前。那时我还在读大学一年级。我听过他教的气象学课程。他左手拿着一个黑板擦,右手捏着一小段粉笔。他用既难懂又难听的浓重浙江乡音讲述两者间的关系,口沫横飞地说:“这个板檫好比地球,那个粉笔好比月亮。我们站在地球上看月亮,觉得月亮在动;要是我们站在月亮上就会觉得那是地球在动。我理解这就是辩证法”。严昌益是解放初期被称为那一群“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之一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共产党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学习唯物辩证法。严教授当时情不自禁地要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显佩”一下自己幼稚得如此可爱的学习心得。他那段引人发笑的“课堂演说”仍历历在目、神情活现、犹如昨天。此时他却跟着我们登上了这个酷似月球表面的荒凉世界,并朝向那充满着迷惘的晚年栖生之地颠簸移行。我想他脑海里剩下的大概只有惊恐和不安罢...。
几小时后,车队已在平川的土路上快速前进。这时大家松了一口气,心中恢复了安全感。在我们眼前开始出现连片的青山绿水,多么酷似江南的美丽景致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书上称这里是“塞北江南”呢。从地质学上讲,这种美丽秀柔的地貌的地质年龄,却比几小时前我们所见到的粗犷险峻的地貌要古老得多。由于千千万万年的冲刷,这里已经形成了巍然耸立的绿色群山,而在群山之下则躺着片片相连的平川地。一条宛延曲折的河流逶迤在群山和平川地之间,当水面的涟漪在夕阳的金光照耀下闪烁时,它犹如一条缀着无数珍珠的彩带。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时,祖国山河的俊美秀丽给大家苦涩的脸上添上了淡淡的一丝喜悦。
车队到了G县,稍停后又往前开走。我们先后抵达事先安排好的各个教工居住点。教工们先后陆续下车,七手八脚地把行李物品卸下放在路边。一些先来安家落户的教工已经在停车点上等候接应。这时,还在车上的人看到刚下车而站立在车帮下面的教工,一家子男女老少,个个满身满头满脸尽是沿路带来的灰土,蓬头污脸,如同逃难似的。他(她)们手提肩扛,奔向自己的新家去了。
最后一站才是清水沟口,该轮到我下车了。我把几件行李弄下车来后,装着公家的家俱和物资的卡车就迳直地往清水沟里的方向继续前进。若桦和雪梅听见汽车声音立即下山来迎接和帮我提拿行李。我在南山寨的半山腰看到了我自己的新家。这孔陌生的陕北窑洞,就是我们这个缺了四分之一成员的家,终于又得以团圆和栖生的地方。
我们的窑洞原是隔邻房东存放东西用的,腾了出来让给我们住。房东姓李,上山秋收去了,妻子(当地兴叫“婆姨”)三十来岁,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怀里抱个女娃。她们友善地走出窑洞来,看着我这个从首都来到这个山村的有文化的大学老师。西边隔条小豁沟有一孔破旧窑洞住着一对样子挺可怜的老夫妻,据说没儿没女,他们也走出来观看新来的陌生人。
窑洞不大,墙上黑呼呼,像是长期烟熏了似的。窑洞门口右边躺着一口地灶,灶上有一口大铁锅,里面正冒着水蒸汽呢。一溜大土炕横越整个窑洞,外缘是半尺来宽的木梁,炕的后沿堆满了从千里迢迢运来的箱子、包袱和杂物,还有我平时备课用的“一头沉”榆木桌子呢。它是我六十年代初发愤做学问时,在若桦的倡议下,下大决心花了五十八元(我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三)买下来的。它侧立在窑洞墙边,精心包扎在它外面的草绳和旧报纸还没有解开。看样子它只能是如此地长期地摆着了,因为既没地方把它放平下来使用,也没什么课程让我备,更没什么文章好写了。这张“宝贝”桌子的摆放样式十分形象地预示了我们今后的生
活模式。时至九十年代,这张“一头沉”还没“退役”。重新油漆后,若桦用它来写字。它的身上记录了我们三十多年的坎坷迁徙的生涯。
作为这个家的唯一男人,我意识到我的首要任务是从山下挑水上来把水缸灌满。窑洞离山下水井大约有五、六层楼高,小路盘旋,而且很滑。若桦也已向当地老乡买了一堆木头。劈柴和挑水这两样活儿正是少年时期,日寇南侵,南洋沦陷那几年,我在山芭胶园里练就的好本事呢。工具是向房东借来的,我充满兴致地干这活儿,带有点显佩劲儿,好让房东婆姨看看,从首都来的老师居然也干的不差呢。雪梅生性好强,也跟着挑了两挑水,虽然每次只能挑两个半桶水,且跌跌撞撞,但毕竟也干成了。我们的到来给这个小山村添了一番热闹。
一切忧虑暂时抛在脑后,开始感受着隐含几分凄意的团聚的温馨,开始立意适应新的陌生而闭塞的山村生活。我们内心唯一的幻想是永远保持住不受阶级斗争风暴干扰的平静。其实哪能呢!这种幻想不久就被心中的阵阵隐忧所取代了。
过了几天,雪梅便和几个跟随父母来这里落户的同学们一起,到离家十多里路远的G县唯一一所县立中学报到去了,他们只能住宿校内。她不是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到新家里和爸妈团聚,因为我们要到三十里外的沟里“新校部”上班,每月只休一回假,连来带去不足四天。可我们后来才知道孩子常常是自个儿一人回到半山腰上窑洞里来过周末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这是她唯一可称得上“自己的家”和获取亲情温暖的地方。可以想象当她自个儿回来,笼上火,马马虎虎煮顿晚饭吃了,早早便钻进被窝里蒙着头睡觉,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是什么滋味啊!
头一次陪送雪梅去住校,我们也趁机游逛了一下G县。
这是一条街的县城,市面异常萧条。街道两旁砖木结构的平房十分简陋,还有用土坯砌成的窑洞式房子。街上居然有一间小小的新华书店、一间里面黑呼呼的小饭铺、一间给牲口钉掌的小铺、一间小邮局、一间门面很小的人民银行、一间派出所,还有几间小杂货商店。
我们走进饭铺里张望了一下,其不卫生情况令人吃惊。只见一个衣裳褴褛的要饭老头正端起顾客刚吃完撂下的碗,舔着碗里的剩汁和菜渣。还有两个小孩子也在拣人家扔掉的西瓜皮去啃。后来知道这些孩子是当地的小学生,身上没有一点零用钱,又缺乏起码的卫生知识,所以才这样做的。服务员把顾客和乞丐吃过的筷子用黑呼呼的抹桌布随便地抹了一下,便又捅回到饭桌上的筷子罐里去。难怪说陕北的卫生条件那时是全国倒数第二。那里广泛地传播着病毒性肝炎,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被传染上的危险。这时刚蒸熟的粘米黄糕却很是诱人。我们趁那新鲜劲儿买了几块,放进随身带来的铝质饭盒里,便离开了。
我们在一间小店里买了三斤扁圆形的甜点心,质量很差,但是上面撒了一些砂糖粒,还算好看。回家前见到路边有个少年在兜售一只猎来的死山鸡,羽色很美,只要八角钱,于是便买了下来。我骑着自行车,若桦坐在后车架上,半个多小时回到南山寨家里。我们把甜点心各送一斤给房东的孩子和那对可怜的老夫妻,他们感谢不已。老太太吃了后对若桦说,她有生以来没见过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不由令我们感慨一番。
来后第五天,我俩便进清水沟校部参加学习、劳动和运动。若桦是乘学校交通车(大卡车)去的,我是骑自行车去的。
三十华里长的黄土路,曲曲弯弯,起起伏伏,途经好几个山村。路上一条小山沟里正修筑一个很小很小的未来水库的土坝,几个农民在慢慢地砌石块和抬土。后来又路经一个砖窑,背砖坯的人中有的身材矮小、佝偻、走路一瘸一拐。我们来后听说这里除克山病外还有另一种地方病叫做“刘拐子病”,得了这种病的人骨节增大,医书上叫做大骨节病,有说是缺钙引起,也有说是吃了污染一种镰刀菌的粮食引起。
一路上坡,我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新校部。
这里三面环山,周围山峦起伏,林木茂密,靠山一面的缓坡地有几层水稻梯田。盆底是一马平川,中间贯穿一条孱孱溪流,朝沟口方向流去。靠大路这面是季节性河流的干河床,除一片乱石滩外,稍高处躺着土壤灰黑的一大块平地,是种菜园子的好地点。大路南边有几排窑洞,还有两个大院子。院子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破旧平房,许是当年劳改农场的场部。还有几条小路穿过山谷通向远处,据说有一条通向南泥湾。表面上这里确是山青水秀的“世外桃源”般的好一个去处。
我们的 H系的临时所在地是一个大院。院里坐北朝南的一间大房子是开会学习的地方,对面是食堂,东西两面两间房子则分别是男、女教工的集体宿舍。七、八个人挤着睡在一长条大炕上,有的女教工还带着半大的孩子,晚上挤在妈妈的被窝里睡觉。
每餐的粮食供应还够,青菜也可以,只是肉食极其困难。食堂大师傅绞尽脑汁,尽最大努力服务大家,可是毕竟难为无肉之炊,连牛头都煮熟拿出来卖。有一顿竟供应冷盘狗肉。陕北人兴吃狗肉,食堂从老乡那里买了几条狗,宰了给大家过一次肉瘾,可惜烹得不得法,我吃后尽犯恶心。
系领导班子叫做“系核心组”。原来的系革委会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木头疙瘩(图章),对外时才使用。系核心组组长是原Z县分校农场三分场的书记杨茅岫,一位转业多年的老军人。因他参加革命最早,资历最深,又是货真价实的工农干部,尽管能力很差,还是奉他为尊。核心组中还有从原革委会中保留下来的副主任华新明助教,以及王大桁和新来的军宣队李银柱。事实上后两人才是真正的权力主宰者。原先的校系军宣队派了少数人“陪同”教工们来到沟里,把我们交接给了当地新的军宣队之后,很快便离沟回去了。相信原来的军宣队已经把我系的“阶级队伍状况”和“阶级斗争情况”介绍给了新的军宣队。
新的军宣队是由当地军区派驻的。校军宣队长姓蔺,矮个子,黑黝黝,刁着一枝农民用的旱烟袋。据说他的是个十八级(洪怀安已经是十七级)干部,而进驻系里的李银柱虽也是军干,级别就更低了。这位“老李”是个高个子,长脸庞上散落着患天花而留下的麻点坑。他一口川北话,一开口就是“毛泽东思想”,几乎成为了他的口头禅,只是语言甚是干瘪乏味,比起原先的何龙生营长那油腔滑调要笨拙多了。至于工宣队,几个月后才由铜川煤矿派来。驻系队长叫张挺卫,他们实际上只是来做陪衬的,实权还是掌握在老李和王大桁手里。
由部里派来当校核心组组长(称“第一把手”)的是部属研究院的原党委书记,名叫章纬丞。他不愧是我校这段历史的“风云人物”,也是我们我校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第一号人物。
这时节已是初冬。我们的紧急任务是准备越冬:上山砍柴,用木头来烧炕取暖,细树枝则用来苫房顶,然后上泥巴。我们住的集体宿舍的房顶年久失修,破漏不堪,已经无法抵御寒冬。接下去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将是修窑洞。学校把东山头分给了H系,要在半山腰处修出十几孔窑洞。东山头是将来H系的永久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