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言犹未尽

　　弹指间半个世纪已经逝去，回想那段历史令我感慨万千。

　　第一个感慨是，我毕竟是这个巨变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第二个感慨是，我和我的家人毕竟是众多的不幸者之中的万幸者。

　　在我访问美国C大学期间, 暑期里有一个叫“中国的差别”(ChinaDifferen-ces)的短期学习班, 是为将去中国旅游的校友们专门开办的。那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红色中国”在美国佬眼里充满着神秘色彩。主持人Baker教授坚持邀请我去在一个 Seminar上解答问题。在座的二十来位男女老少提出一堆政治性问题，有些极其尖锐，但态度是友好和诚恳的。我一一给以回答。他们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

　　有关文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提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你有没有受过罪?”她问。“是受了不少罪。”我回答。“当时你很难受,是吗?”她问。“当时当然难受。”“那么你现在又如何想呢？”“回想起来也还是很有意思和很有启示。”“为什么？”她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任何人在一生几十年中都总会遇到风风雨雨，都可能走过曲折的道路，事后回想起来，总会感到自己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认识了不少人和事及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过去的事是很有启迪的。”我冷静地回答。

　　是的，启迪是无穷的，文革对于我，可能也对于很多人，是心路历程的一个大转折。

　　一切并非始于文革。历来的政治桎梏和挞伐都是使知识分子在内心中造成一种类原罪的内疚，从而渐渐被“脱胎换骨”成为虔诚的膜拜者。文革中，神化、愚化、谎言、恐怖等现象更加强化，使几乎全民陷入或者走火入魔或者末世惶恐的境地。那可怕的十年是中华民族自我戕害的十年。

　　文革中有一句流行话语——“人以阶级分”。“阶级”被当作一种“忠”的尺度，或者，“忠”也可以反过来作为界定所有人的“阶级立场”的尺度。那些被挑唆起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斗争和专政的“贫农贵族”英雄们自认为自己对革命和对党最“忠”。他们之所以“忠”，那只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默许了他们“坐天下”（当然的革命接班人）的特权。整个中国解放革命过程包括文革中，所实行的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贫下中农”的路线。在封建制度长期的禁锢和奴役下，农民自身不可能自发产生民主诉求。历史上，当处于水深火热，备受欺凌压榨，忍辱负重时，农民主观上所能期盼的充其量只是“明君”和“清官”；而当他们作为反叛者时，脑袋里却充满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因而以改朝换代为其终极目标。斯大林大概还有一点没说错，他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当农民经过了近现代革命潮流的洗涤浸染之后，虽然口头上也学会说信奉马列之类的话,但潜意识里,奋斗目标大概离不开是一种“封建社会主义”或者“痞子化了的社会主义”。因而专制和暴力很容易被接受和拥戴。当国家陷入了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时，这种意识形态便驱使一些人参与制造不和、祸害、动乱、冤狱和悲剧。对于这点，本书所记述的一些人物早就以自己的言行，不断地、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鲁迅笔下的“阿Q”在参加了“革命党” 之后的梦想不就被这些人活灵活现地重新展现？“阿Q”的诞生和存在非源于其自身的罪孽,而是病态社会和年代的一种造孽。

　　那个病态的年代始终把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因而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引进了高等学校，是几十年来发生在我国高校的汹涌波涛和迭起灾难的根源，是我国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及其知识分子遭受摧残蹂躏的最大祸因。中华民族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灵和血的代价。

　　有人说“一切向前看”，我却不能全然赞同。作为群体或个人，倘若不能正确地反思过去便无法正确地驾驭未来；倘若不是真诚地、毫不掩饰地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深刻教训，便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沿着旧的轨道滑行。这绝非危言耸听。

　　对文革问题算不算细账？如果把“算帐”理解成互相“揪住不放”或彼此间“泄怨报复”，那无疑是降低了探讨文革的意义和价值。“历史旧账”切不可忘，也应当算，“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思”。抓住几个典型“解剖麻雀”，进行反思，这样的“算细账”才能使人们头脑中对文革这个大历史账更加清醒。

　　我在本书中着力描述各种性格和品德的人物。这些人物，也包括我个人，在各种政治运动和生活、工作中,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都充分地表演着自己。一个人在运动中对同事、同窗、朋友做了不当的事，其中不少人是出于无奈或者一时的错念，其实他们自己也是运动的受害者，因为那个年代中，几乎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于许多“恩恩怨怨”都可以“一笑泯恩仇”。但应指出的是，这一切并非纯属“个人恩怨”问题,根本上是属于社会问题。回顾过去,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当两个人被放在一个“政治运动场”中，就犹如两只蟋蟀被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一样,必然被迫互相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

　　但是人毕竟不应该把自己等同于没有理性的动物啊！人所具有的基本道德决定他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动中是否采取诸如“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等卑劣行径。这类行径决非如某些人所宣称的乃源于内心对什么高尚主义的信仰。它不是源于愚昧和盲从，就必然源于人的卑下私欲！思想品德卑劣者只要时移势异，就必定会毫不迟疑地再去追逐、攫取另一种权势或私利，他们总是追求处尊居显，赫赫炎炎。一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整人的干将，到了“市场经济”的今天，往往在名与利上，比谁的手伸得都长，而且是赤裸裸地，不屑要求有什么遮羞布。

　　虽然大灾大难已经过去，改革开放已经多年，而且也一再宣称大政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就在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教师破格晋升答辩会上，我仍听到下面这样一段话，当时使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心头上袭来一片阴霾。

　　一位被内定为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和政治接班人的年轻副教授（按过去的习惯语叫做“又红又专”者），在破格晋升教授的答辩时最后说道：“任职期间，作为支部书记，我下大力气发展研究生入党，因为我深刻认识到，这是在学术领域中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阵地！”。

　　显然，在这位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接班人的内心中，早已深深植入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贫农贵族心态”。可怕的不是一个人头脑里的所思所想，真正可怕的还是，当时会上居然校领导、院士和一些顶级教授们，没有一个人对他这种文革话语提出质疑！如果不是由于仍然存在着“恐惧感”，就是由于受害灵魂的麻木不仁。不到一年时间，这位破格晋升者登上了“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红榜。

　　可见文革虽然已告终结，但是产生文革的悲剧根源并没有真正铲除。这种思想根源，包括在某些曾经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仍然留下浓重的阴影，足见重新启蒙的必要性。

　　经过政治浩劫的人们最最渴望的是社会正义的阳光普照！他们所热切期盼的是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民主、法治、公正、尊重人格和人权的社会。但是，没有重新启蒙，这一切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完)

　　【一九九四年六月初稿，二○○一年四、五月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