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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在大兴藏学的背后

茉莉


在大兴藏学的背后

茉莉

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摧残西藏文化的罪魁祸首–中国政府,现在越来越起劲地扮演起弘扬西藏文化的英雄来了。近年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是中国政府借助十三亿人的财力资源,在国际上采取“打出去拉进来”的统战伎俩,在国内热闹非凡地大兴藏学。他们的卑劣动机,是借弘扬西藏文化,抵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影响,从而回避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问题,掩盖他们侵犯西藏人权的的实质。

西藏文化突然成了香饽饽

对于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西藏以宗教为生命的文化,完全是是落后愚昧的把戏。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宣传的基本口径是:西藏文化导致了西藏的贫穷、野蛮、食人肉。从五十年前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汉文明装在枪膛里,把毛泽东思想挑在刺刀尖上,向弱小的西藏人传播“福音”,从而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在一切都变化了的今天,这种大汉族口径仍然毫无改变。不久前,加拿大的一位记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陆的火车上,遇到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学生,他们聊起西藏问题。加拿大记者及同伴认为江泽民应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那位汉族女生说:“西藏人很乐意被我们中国人解放,达赖是奴隶贩子,他不敢回来,因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这位加拿大记者因此惊骇地得出结论:“原来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骗。”

那么,以这样说谎到底的汉人政府和这样容易被骗的汉人,突然兴起的“西藏热”所为何来?

民间的“西藏热”倒还不难理解。目前,西藏的书籍、音乐、食品正在中国各地广泛传播,去西藏旅游已成为当今汉人的新潮。在现代人的一片精神真空中,不少汉族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西藏,塑造了一个有别于官方的文化西藏。这里也有出口转内销的因素。原本以中华文化为骄傲的汉人,突然发现,比汉人更先进的西方人,反而热爱、迷恋被汉人瞧不起的西藏文化,崇洋的他们这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近在毗邻的西藏文明。

然而,中共官方挂帅的大兴藏学,却是居心叵测。自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以来,达兰萨拉和北京的较量无日无之。尽管中国政府运用政治、经济的力量,控制西藏人的物质世界,然而,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逃到印度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把保存本民族文化当做头等大事。作为西藏宗教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今天,藏传佛教的信徒遍及五大洲,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和平偶像。

于是,曾经逼走达赖喇嘛、摧毁大量西藏寺院的中共,也开始东施效颦—把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西藏宗教文化,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向外兜售。尽管江泽民之类的官员对欧美人热衷于“喇嘛教”仍然困惑不解,但他们在牢固控制西藏、竭力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之余,不惜一切地,力图抢走西藏流亡政府多年奋斗的一个着力点–西藏宗教文化的主导权。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和一个弱小的流亡政府较劲,从表面上看起来,能动员巨大社会资源的中国政府节节取胜,因为王牌尽在北京手中。

“中国西藏代表团”马不停蹄

仅仅是今年四月至六月,中国政府就派出多个“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马不停蹄地去了瑞典、法国、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这些代表“西藏文化”的代表团,团长大都是如肖怀远、李国清之类的汉人,也有在中共政府里任高官的藏人,如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这些大撒银子的访问,毫无例外一律是“成功的和必要的”,“达到了加强交流和促进了解的预期目的。”

越来越聪明起来的中国政府,在各国全面介绍了中国西藏五十年的巨大成就时,采取了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报告会、图片展、藏族歌舞表演。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居然动员了西藏那曲孝登寺活佛珠康.土登克珠,现身说法,赞扬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揭露达赖之流的谎言”。他们的收获不可谓不大,各东道国人士在亲耳聆听他们介绍西藏的情况后,全都“被感染了”,人们开始“消除误解”,“高度评价50年来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出使欧美和亚洲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背后,是一支可观的中国藏学研究队伍。据统计,目前中国已有各级藏学研究机构五十多个,专业的藏学研究人员达二千多人,他们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藏学专著新书也层出不穷,电视专题和网站也热热闹闹地参与宣传。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将会有更多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扬帆出征,去抵消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多年努力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既无钱、也不能进入自己土地的西藏文化真正传人—达赖喇嘛,除了道义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之外一无所有,看起来,他们绝无力量与来势汹汹的中国政府竞争。

田野调查—无法抗拒的诱惑

宣传的拳头打出去还不算,真正厉害的,是北京政府能够把各国众多的藏学家请进去,为“推动中国藏学研究”增添光彩。今年七月,170多位中外藏学专家与学者聚集北京,出席“二零零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这些藏学专家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此次国际性会议规模空前绝后,比过去在北京举办的前两届藏学研讨会参会人数更多,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会后,部分客人被邀请去西藏,遍访名胜古迹、城市乡村,他们都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毫不奇怪,从专业需要出发,重视学术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以实地考察、免费观光做诱饵的热情邀请,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藏学在西方成为显学,是与西方人探险入藏的六百多年漫长历史连在一起的。偏僻而神秘的西藏高原,对西方人一直有着难以形容的吸引力。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东方,而是东方首先闯入西方。欧洲人忘不了1241年圣诞节,剽悍的蒙古骑兵怎样横冲直撞地渡过多瑙河。被惊吓的欧洲人从此不能放心,他们非得搞清楚:把他们吓坏了的东方骑兵从何而来。于是各国使节、探险家不断被派出,蒙古草原、喇嘛教、吐蕃(今日西藏)因此被发现。

几百年来,除了1904年英国军队进军拉萨算是入侵,其他经过千难万险才能进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做什么呢?他们大都去追溯河的源头、探测湖的深浅、采摘花的标本—力图揭开高原大自然的神秘。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藏学趋向成熟,却是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有关。流亡政府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 使之免于文革浩劫 ),不少流亡的藏族学者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这些都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加之八十年代起,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开始对外开放,国际性的西藏热和藏学热由此兴起。

现在,中国政府给迷恋西藏的西方人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前往西藏实地考察。许多社会、自然方面的研究需要科学数据,田野调查是必须的。中国政府待客唯恐不周,那么,西方藏学家该付出什么作为报答?毫无疑问,他们首先必须开始“自律”:对中共的在西藏的暴行保持沉默,对拉萨监狱里众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视而不见,甚至有义务赞扬中共的治藏成就。近年来,藏学课题的选择开始偏颇,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较多,而回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当然也有不怕在北京触及西藏政治的洋人,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汤姆.格林费尔德(Tom Grunfeld)在藏学会议期间发言,重炮攻击达赖喇嘛和藏独,批判西方的“反华势力”,一副对中共感恩邀功唯恐不及的样子。(笔者行文至此,有朋友传来这位美国教授的朋友–英国专家Jonathan Mirsky写的一篇文章,他指控新华社像毒贩拼命传播毒品一样,故意歪曲汤姆先生的原意。在他们的诽谤官司没有开打之前,笔者在此仍然采用新华社记者倪四义的报道。)

深层研究将是西藏文化的胜利

北京专制者喧宾夺主的胜利看起来辉煌,实际上却是暂时的、表面的、浮浅的,历史将会显示,在这场围绕藏学的较量中,真正的胜利者是西藏文化。

笔者之所以敢这样断言,首先是因为,藏学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体系,它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成为某个政权打击、贬低对手的工具。和所有的科学一样,藏学自身的目的首先是求真,学者们调查,思考,统计、论证,无一不是为了求真。求真就得有怀疑,有辨难,有民主的讨论。而深入的真实,肯定是对邪恶与虚伪不利。对真实的全面认知,终将导致人们求善。作为西藏文化的主要内容的藏传佛教,它所强调的最大的善,就是利乐众生,就是对人类的爱心和慈悲心。

同时,藏学研究的深入化、具体化,必将引导世人更清楚地认识理解西藏,引导年轻一代藏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回归自己的文化。这样看来,中共大兴藏学的结果,反倒是帮了弱小无力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出现“历史的反讽”,历史总是出现与当事人的初衷事与愿违的转机。因此,那些悲观地认为:“这场无形的战争胜负已定”,“达赖政府的影响力势将越来越微弱”的人,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不懂事物转化规律,单纯以眼前一时虚幻的胜败论英雄。

光是帮助发展经济,制造表面繁荣,能使西藏人忘记他们民族的历史屈辱吗?这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中共认可、精心培养的小活佛噶玛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质条件不可谓不好,但不管中共如何统战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响来取代达赖喇嘛,一旦他稍为成熟,深层接触了本民族宗教文化,他毅然选择的仍然是逃亡印度,投奔达赖喇嘛。在前不久达赖喇嘛登基60周年庆典上,他把中共指称为“黑方魔力般的势力”,辜负了中共辛苦培养一场。

据王力雄先生在西藏的调查,在中共培养下,学历越高的藏族知识精英,其“恩将仇报”的藏独意识越强烈。这是因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决定了他们他们对平等、自由有着比常人更深切的渴望,更不能容忍异族的压迫和歧视,更不能对专制者“妖魔化”他们的历史保持长久的沉默(笔者在海外结识的藏族朋友就是这样一批人)。因此,笔者从我们汉人的自身利益出发,还是请中国政府不要太浪费纳税人的钱,去越俎代庖地大兴藏学,还是让西藏人自己去弘扬自己的文化,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去传播他们的宗教。这样,我们汉人才不会再多做花钱买仇恨的傻事。

2001年8月于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