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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图文)

茉莉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茉莉

 

 “绿水青山蓝天喇嘛庙”,这是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个地区——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语里是“西藏边陲”的意思。这两个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渊源,在吐蕃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天,藏传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国教,这个小国属于广义的藏语文区域和藏民族区域,就连它的建筑也大都是藏式风格的。

 在笔者认识的藏族朋友中,有一位姑娘的姐姐嫁给了不丹王子。历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贵族之间,就像欧洲王室贵族之间那样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国军队强行占领西藏,这两个关系亲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断交往。

 五十年的遭际变迁,令这两个姻亲民族产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国不丹以它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成功地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不丹模式”——一个快乐而民主的佛国,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却在这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大汉族主义的专制统治下呻吟和挣扎,其古老辉煌的文化濒临灭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议被中国当局镇压,处于骚乱的痛苦之时,3月24日,不丹人高高兴兴地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走向投票所,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欣欣向荣的不丹就好像是一面镜子,让人们在对比中设想:如果不是当年中共军队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将会是怎样一幅景观?

   

◎ 御用学者强调西藏必须“汉化”

 

 自从西藏三月发生骚乱以来,不少中国藏学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支持当局镇压藏人。学者中能够保持沉默的,已经算是良知未泯了。恶劣者如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倪乐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就以学术式的的语言,为中共当局消灭西藏文化的恶行背书。

 倪乐雄说:“西藏文化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落后因素比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化。顺应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各国各民族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你可以把它(文化)解释成消灭了,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更新了。”“从地理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西藏文化如果发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它就必然通过和中国文化融合来实现。”

 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推断很简单:原始落后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通过汉化。所以中国当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继续进行文化灭绝。

 但是,像倪乐雄这类只为强权说话的傲慢学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现代化的意义,他们以为在西藏修铁路建楼房就是现代化了。其实,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它还包括:由专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化、现代法制、人权观念和环境保护等等。以各种标准衡量,建立在无知、暴力与谎言之上的“汉化”,完全不是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产党土地改革摧毁了西藏传统的制度,代之以一个极其横蛮的共产制度,文革中的强行“汉化”可以视为中世纪化和原始化。在经历巨大浩劫之后,西藏语言文化面临危机,产生一种长期依赖内地的畸形经济结构,其生态环境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因此,达赖喇嘛悲哀地说:“西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最多再过十五年就会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样隐世于群山峻岭之间、同样贫穷落后的不丹,后来却比西藏幸运多了。当初为了避开中国的威胁,不丹和印度发展邦谊,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联合国,走上一条遗世独立、自我发展繁荣的道路。不丹的经历证明:摆脱了中国人的强行汉化,高原小国才可以既保留传统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现代化。

 

   ◎ 达赖喇嘛和不丹国王力行民主改革

 

  这两个民族令人惊异的的相同之处还在于,他们深受爱戴的领袖都主动送给人民一件礼物:民主。由于藏传佛教国家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比较轻,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愿并不很强烈,这就需要领袖们苦苦劝告,把民主制度强加给他们。

  最近,不丹国王还政于民的故事传为美谈。老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长期创建“国民幸福总值”,为百姓谋了很大福祉之后,为了给人民一个“确保未来繁荣安宁的民主政府”,他选择了退位,使不丹从世袭君主制国家,一跃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

 

  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国王进行得更早。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触先进的西方,西藏上层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内部曾有过一些面临改革的讨论。虽然当时要求改革的势力还比较小,但已经有了一些苗头。

  1998年3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当年在境内西藏试图改革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农村的情况。回来后,大约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个叫‘改革会议’的改革组织,那里面不仅仅是西藏政府官员,藏人所称的‘会议’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赋税和西藏的‘乌拉’差役,也就是劳役等方面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就已经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

  但是,正当藏人准备自己开始改革时,中共进藏大军就兵临城下了,以后西藏落入毛泽东红朝帝国手中。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刚安定下来,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区中进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到今天,流亡议会早已正规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直接由人民投票选出。

  很遗憾,达赖喇嘛长期追求民主、逐步还政于民的的努力,却不能在境内西藏实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国人所了解。中共五十年来的愚民文宣,给中国人留下有关西藏的负面印象,他们仍然可笑地指控,说达赖喇嘛是的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主。

   
    ◎ 藏传佛教与人民内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萨拉的阳光下,我惊讶于那些贫穷藏人和僧侣的灿烂笑脸。他们开朗达观,是因为宽恕、怜悯和慈悲等藏传佛教教义,给了他们心灵幸福的源泉,使他们免于对生老病死等一切灾难的恐惧。

       深谙佛教的不丹国王旺楚克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内心幸福。应该怎样实现人民幸福这个目标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作为一个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国家,不丹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认同。很多不丹人专程跑到印度去,请求达赖喇嘛为他们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汉族政权统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语)就这样,自命为“活佛”的共产党控制了西藏世代相传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教义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但是却被共产党的媒体狠狠咒骂为“披着羊皮的狼”。

  于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无动于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身负维护民族文化的职责,喇嘛们在这个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举行和平的示威抗议。由于中国当局的武力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这一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惊悲哀之余,深感自己的幸运。

   

   ◎ 没有自治权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还在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不丹原本和西藏一样,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贫瘠、地势险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植树、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种措施,保护本土环境和生态资源,使其森林的覆盖率在亚洲排名第一。为此,联合国曾将首届“地球卫士奖”授予了国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况却与之相反。2007年,在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十个濒危旅游景点”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过度开发”。唯色在自己的故乡考察后哀叹说:超过400万的游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负,“藏地的神山圣水被开采,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王力雄曾经在《草原是有文化的》一文中,谈到藏区森林被大量砍伐运往内地的情况,还讲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记得当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着火,几个藏人在对面山上喝着啤酒观看,又叫又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解释说,与其迟早砍了给汉人用,不如烧火让自己看个热闹。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宣泄。”大量的汉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边缘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谈“藏人为何要抗议?”文中提及藏区下层人民陷于贫穷的深渊,很多人沦为乞丐。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丹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好地保护自己的环境,尊爱自己的人民,在于它是拥有主权的的独立国家;而连基本自治权都没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被糟蹋,看着装甲车重重包围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这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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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