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You Xie），入编《书写德国新闻史的人》。曾用名：谢友；笔名：西方朔、华骅，是一个用中德文双语写作的记者和作家。1958 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格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 方法制史研究。著有：《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主编《那片热土》、《东张西望》。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 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曾任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亚工商会顾问。现任欧洲《本月刊EuropeanChineseNews》 出版人，华友集团董事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海外校园》欧洲版同工。谢盛友先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德新社（DeutschePresse Agentu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Journal）、《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日报》（DieTageszeitung）、《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以及RTL、BR、n-tv、Sat1、NDR等电视台专题人物采访报道，入编《班贝格人物志》（PersonBamberg），入选 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入编阿克赛尔•施普林格（AxelSpringer）报业出版集团立项研究《书写德国新闻史的人》。

谢盛友1988年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同车厢里有两个协和医院的老教授，他们也为了省钱，到瑞典开国际学术会议，不坐飞机，坐火车。还在亚洲，老教授就跟我商量，他们需要一些卢布， 需要我帮忙。那年头，人人中意美金，个个抛弃卢布，美元黑市兑换卢布，是官价的数十倍。老教授年龄大资格老，不好意思下车上黑市倒换卢布，觉得丢人。所以要我帮忙。
我问：“上黑市，丢人。老教授，丢不丢良心？不丢良心，我帮你干！我什么事都干，就不干丢良心的事。”
如数把卢布给老教授，他们对我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我说：“不用感谢。您喊我一声倒爷就行，我像不像倒爷？”
“不像！”“那您到莫斯科就会见我真功夫！反正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莫斯科真的到了，必须在火车站过一夜，第二天才有火车开往柏林。我们存放好行李，先游览红场。在红场的感觉真爽。“啊，列宁1918， 啊，谢盛友1988，我站在红场指点江山！”。下午到一个集市当倒爷。老教授说我不像倒爷，我把所有的东西全卖光了，二锅头， 卖！ 拖鞋、牛仔裤、衬衣，卖！连我身上穿的衬衣、背心也被苏联老大哥看中，最后光膀子回莫斯科火车总站。谁敢说，我不是倒爷，我是赤裸裸的倒爷！

老教授看见我光膀子，让我赶快穿上衣服，担心我着凉。其实，我身体不凉， 内心早凉。惜别，我往柏林，老教授往瑞典。老教授握我手，拥抱我：“小谢，我们老了，心有体会，看得出，你有读书底气，到德国还是专心读些书！……”
到德国后通过医科院的朋友了解，两位老教授曾是黄家驷（毛泽东的医生之一，国际著名医学家）先生的助理，对老教授，我历来非常肃然起敬。

二十年前，刚到德国，我骑着那辆破旧的黄色自行车到班贝克劳工局找工作。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到劳工局门口前面的德国国徽，真是威严。我提心吊胆地走入劳工局，看门者叫我站住，问我干吗的。我说：“找工作！”
“找工作？不可以！”
“这里不是劳工局吗？”我刚到德国，自己判断，是自己的德语水平不够好，听错了。
“是，这里是德国劳工局。”看门人还不算很坏，知道我是外国学生，然后慢慢地为我解释道：“外国人在德国找工作，必须有劳工许可。一个工作位置，德国劳工局先满足德国人，再满足欧共体 (现在是欧盟)国家的人，然后才满足外国人。您是外国学生，在假期里可以打工两个月，可以直接到 Bosch这样的大公司找假期工作，这里劳工局没有您的份。”

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看门人后，我懊丧地离开劳工局，再次看到那个庄严的国徽。我心里暗地发誓，德国劳工局，我终将再来，不是来找工作，而是作为老板，来要工人。

1993年在班贝克大学读完新闻学硕士，雄心勃勃到爱尔兰根大学读法律。因为是第二学位，只要在民法、公法、刑法拿到学分，就可以开始写博士论文。导师定好了，题目定好了，想写东西，那题目还真的是个东西，德国的东西。东德西德1972年签的基础条约，一东一西签的条约：双方都是德国，统一是德国最终使命。为什么要研究这东西，当年太冲动、太愤青，而且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风凉话总是挥之不去。德国人还真的不打德国人，而且是东西签约，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是单方面保证。所以，我觉得不对劲，因此，很想研究东西。
1993 年底与郝柏村座谈，问他这题目好不好，“好！”“您当然郝！还柏村呢！”学分拿到了，而我自己没钱生活了，我一个人还好办，但是还有老婆小孩呢，怎么办？东西先凉拌。我们谢家先找饭吃。找谁给饭吃？当然是自己给自己找饭吃。老爸老妈从小这么教育。

到爱尔兰根读法律时，每天带自己的面包和热开水，中午休息时在大学校园里闲逛，在外面马路上闲逛，看到那些鬼佬学生与我一样可怜，啃冷面包。灵机一动，对！开中国快餐店！“伟大正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

找饭，先得找个位置，找个店面。一个婴儿用品商店关门，老板问我要不要。哪有不要的道理，找饭吃的人，哪有什么不要的。我死猪不怕烫，胆大包天。七弄八弄，星期二开张，生意火红得不知道怎么找形容词形容，那些大中小学生成百成千地排队等着买我炒面。那些大中小学生也怪，不管炎热夏日还是飘雪冬天，天天来排队买炒面，有时长龙在冰天雪地里，拿着雨伞撑着排队，看到那风景线，可不壮观！ 让我感动无限。炒面炒得我天昏地暗。

炒面炒得越多，卖得越多，体不累心越累。这回自己暗夜梦游，又是灵机一动，对！出版月刊，不然那么多德国公法、民法、刑法，怎么地公？如何民权？谁刑谁？总得给中国人同胞交待那点不忍的心，按自己微薄的能力做一点事。

回答读者问，为什么是“异议作家”？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书写表达，笔名：华骅，希望自己是中国的骏马，不过只是“老婆加上儿子”。１９９４年的一个晚上，突然间接到香港争鸣杂志社的编辑的电话：能否换个（加一个）笔名，港台媒体“华骅”出现的频率太多。好！笔名“琼文”出现，人言：天下文章是自己的好。其实是我的家乡海南岛文昌县。八十年代第一个提出“和平演进”的概念，建议中国共产党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平演进。第一个呼吁中国应尽早成立政治特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提出“白血病”的概念，指出中国国内权力腐败、权利贫困就是“白血病”。第一个呼吁彻底“消灭”农民工。

为中国新闻自由奋斗，为消灭权利贫困呐喊，九死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