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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把人心的痛楚化成歌声

茉莉


 

 

    把人心的痛楚化成歌声


        ———周云蓬和他的民谣


       茉莉


  聆听周云蓬,不必要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只要让我们易感的心,跟着寂寞的他一起去流浪。这位自九岁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于北京圆明园开始卖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马、高渐离等盲艺术家一样游走他乡。他的歌声如此悲怆:“这时我们离家去流浪,长发宛若战旗在飘扬,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

  每次聆听周云蓬,我总是想哭。吉他的拨弦声如山间泉水叮咚,他磁性而厚实的嗓音,带着平静、忧伤而深沉的力量。周云蓬的歌声并不张扬,但人心中某处柔软的地方,就在他那娓娓道来的叙述中给触动了。我们和戴着特大墨镜的歌手一道,面对惨淡的人间真相。

 

   ◎ 最具人文精神的中国歌手


  音乐是各种艺术中最抽象的一种,但它也可以体现对人类苦难的关注。音乐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是透过歌词的文字描绘,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运用旋律、和声、节奏、不谐和音以及半音体系来配合词句,表达人的感情。

  周云蓬的歌声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中国孩子》。此曲如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一般震撼人心,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盲人歌手,用耳朵和心灵感受社会低层的悲惨现实。他的控诉,声声带着血泪: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在幽咽中最后爆发的歌声,伴以孩子们童稚的声音,形成一种强大的人性的力量,为当今中国一系列惨案留下历史的记忆。周云蓬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孤独而悲苦地倾吐底层人民的命运。多少听众为他的歌声潸然泪下,颤然心动。

   周云蓬歌咏底层,他本人来自底层。身为盲人的他饱受社会歧视,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被骗,想要做盲童学校的教师也被排斥,无路可走,他只有卖唱一途。中国孩子险恶丛生的生存环境,周云蓬感同身受,他心里郁结的情感,需要用音乐表达出来。也许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这种具有公共言论性质的歌词,能引起人们的震动与关注。
  
  当中国流行歌曲大都虚饰柔靡、陷入卿卿我我的情爱怅惘之中,周云蓬坚持歌以载道,将让人心的痛楚化为歌声,以激情而忧伤的赤子之心承担社会责任。《失业者》一曲诉说着:“每个日子都是星期天,每顿饭都是最后的晚餐,每张床都是临时的客栈,幸福总在街角的转弯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之中的失落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 继承中国讽喻诗歌传统


  周云蓬的一些精美的歌谣是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他既是一个歌者,更是一位有深度有水准的诗人。他继承了了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其中最显著的是讽喻诗歌传统,这一类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体现文学的社会功能。

  例如,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杜甫提出的“即事名篇”,即如实记录社会事件。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周云蓬说:“社会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书。” 他把读社会这本书的感受和心得,纪录在他的歌词里。

  “你呀美丽的小白领/ 可别瞧不起人大民工/ 民工虽然不太卫生/ 总比很多人心要干净”“谁敢把穷人打晕/ 谁敢拿豆包不当粮食/ 穷人急了可会咬人/ 咬完男人还要咬女人”(《黄金周》)“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我努力地还,我拼命地还,我要一直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买房子》)

    至今为止,没有一位当代中国歌手像周云蓬一样,如此细腻地描绘人们日常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在官方渲染的“和谐社会”中,周云蓬这类“穷人急了会咬人”的歌词,是如此的不合时宜。这令我们忆起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诗歌名作,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同时,周云蓬也深受西方文学的熏陶。过去他曾用按摩赚来的钱,雇人读书给他听,现在他在电脑上用盲人专用的软件读万卷书。他的歌词创作,和苏格兰诗人彭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彭斯撰写的民歌富有音乐性,表达平民阶级的思想感情,被评价为:“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他的歌声。”


   ◎  “中国的迪伦”生不逢地


  背着吉他走遍大江南北,周云蓬的演唱在各地受到欢迎,人们打开窗户为他鼓掌,有时甚至有上百听众和他一起合唱。他的民歌风,他的音乐魅力和反抗精神,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歌手迪伦(Bob Dylan)有相似之处。
  
  迪伦曾以他乡村风味的摇滚民歌,作为诗人革命者蜚声美国,被誉为“美国的良心”。1963年,他曾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民权运动游行中,高唱多首争取民权的歌曲。马丁·路德·金也在这场合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和周云蓬总是吟唱悲剧性小人物一样,迪伦歌曲中的主角,也经常是穷困的乡巴佬,流浪的吉普赛人,以及被欺凌被侮辱的黑人。例如,“我听说一个人饿死,我听到许多人的笑声;/ 我听说一位诗人的歌死在贫民窟里。”“纽约镇冬天的时候,大雪飞旋狂风怒吼,此刻走向何处,有人冻得寒彻骨头。”

  两位歌手都善于融合诗歌与音乐,赋予他们的演唱以社会意义,但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迪兰在全球卖出一亿多张唱片,拥有一大群追星族或迪伦迷。瑞典皇家音乐院颁给迪伦“北极音乐奖”,其赞颂辞说:“借助他的朴素的、诱人的音乐手段,他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感染力,激发我们去质疑最强硬的政治势力,去反对一切形式的偏见,同时对弱小的不幸者给予不断的支持。”

  而周云蓬来自底层的呜咽的美丽歌声,却无法像美国的迪伦一样广泛流传。中国的唱片工业仍然受政治的影响,周云蓬演唱的一些曲名就足以让有些人皱眉头。时不我与,在追求奢侈品和小资情调的物资主义时代,人们空虚而冷漠地树起自我的壁垒,周云蓬哀伤的歌声,只能感动那些本来就富有同情心的人。

  这位抒情的盲歌手仍然在各地咖啡厅和酒吧流连,一唱三叹婉转缠绵:“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往昔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不会说话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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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