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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毕研韬专访茉莉

茉莉


 

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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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毕研韬,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茉莉女士,很高兴能就西藏话题向你请教。根据你在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从整体上看,现在欧美社会如何看待西藏问题?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在认知上有没有差异?相对而言,哪些阶层(或行业)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

茉莉(瑞典华人作家):毕研韬先生,作为国内的学者,你敢于触及西藏问题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询和研究,令人钦佩。我自1993年定居北欧瑞典,从1996年起关注西藏问题。十几年来,我访问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和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欧美国家从民众到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当然,认知的差异无处不在。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的,应当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即使是西方普通民众,由于他们享有新闻自由、信息多元,所以他们对西藏的认知,也比信息被封锁的中国人更为客观全面。

我们知道,国际藏学的历史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在中国解放大军兵临西藏修建公路之前,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比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更容易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浩如烟海的藏学著作中找到根据。

毕研韬: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至于影响因子,我注意到,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观察人士强调的因素不尽相同。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区间内,这些因子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面。你认为,在西藏议题上,欧美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在影响公共认知方面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茉莉:你说得对,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一,中国人被官方统一强加的宣传所引导,大都被当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脑。而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来自藏学家、媒体记者、历史作家,以及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等等。总之,西方的认知系统更分散,更自发,更民间,更多元。

其原因二,中国人是从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由此看西藏问题,统一本身成为判断的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没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有色眼镜,他们遵循的只是普世价值,因此更能就事论事。

那么,西方人对西藏的公共认知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八十年代起,西藏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称之为“暴乱”),都被西方媒体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已经开放,中共已经不能再像五十、六十年代“平叛”一样,关门镇压少数民族而不被人知晓。西方媒体自八十年代起可以去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道和录像,引起西方大众的震惊。从此,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家是有思考能力并享受言论自由的人。

毕研韬:2008年当有中国人站出来反对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有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可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击说:认为中国人被洗脑正说明你们自己被洗脑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在当今时代已不会被轻易洗脑,正如西方人不会被轻易洗脑。

你在《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中说,“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我所关心的是,西方关于西藏的“民意基础”是怎么形成的?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这些“民意基础”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笨,而且很聪明。但请问,目前中国的书店能够出售达赖喇嘛的自传吗?如果中国人被禁止阅读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们怎么能够正确判断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即使我这样的汉人的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吗?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比官方要关注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动都是从民间发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较被动。比如说,美国设立一个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这看起来是政府行为,其实是民间推动的,是支持西藏的民间人士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在民主国家,选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动。欧洲的人权活动人士也同样发出呼吁,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

你问这种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我认为,判断良性或者恶性,要看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民意推动政府行为,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是好事。至于说西方的媒体塑造民意,这就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和中国比较,西方的民意更自发,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纵。

形成西方民意的内在基础,是西方人的道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不但广泛阅读,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达兰萨拉旅行,进行实地参观和田园考察,并与藏族人交朋友。谁想要在当今西方“塑造”民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研韬:我判断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标准是是否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我不倾向于从二元对立的“你”和“我”、“官”与“民”的利益关系加以评判。

中国国内的评论者一般认为,“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这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只是没有国家概念、不谙国际政治的人士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国际博弈说”。你认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认知差异?

茉莉:我认为,把西藏问题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只是中国国内亲官方评论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即使是国内的民间学者,也不都是持这种看法。

所谓西方同中国博弈的一张牌的说法,同西方有反华阴谋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打牌总要有目的,但至今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同中国博弈什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对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政策。

导致这一认知差异的,是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无知,以及他们奉行的大中国国家主义观念。中国文化历来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没有目的,他们以己度人,以为西方人要打什么牌玩什么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间的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这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就完全没有博弈。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西方民主国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过去在冷战中,西方国家也许有过地缘政治或战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问题而言,由西方民间推动的国际支持运动,主要出于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

毕研韬:据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能力远在中国政府之上。国际上支持西藏的组织分布广、基础牢,而且协作密切。如果单纯从公关作业角度考量,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

茉莉: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公关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真实和谎言的问题。流亡藏人虽然在公关方面做得不错,但他们的能力有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完全不能和拥有巨大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相比。

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老是被国际舆论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公关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所使用的专制手段,例如,武力镇压、遮掩真相、不说实话、不准记者自由采访。这些都使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感。

现代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骚乱后,中国当局派出由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洲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他们以事实和数字来“讲真相”,驳斥达赖喇嘛和西方人的“谎言”。但不幸的是,德国《金融时报》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记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报导?大赦国际刚刚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

振振有词的中国公关游说客,立刻就哑巴了。可见,公关手段不是万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为金,无法掩盖一切罪恶与谎言。一个政府的恶劣形象无法由公关手段来改善,只有重视人权的国家才会被世人尊重。

毕研韬:达赖喇嘛每年都会访问很多西方国家,持续吸引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对凸显(highlight)“西藏问题”的作用?在“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填补这个空白?

茉莉: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具有相当的作用,他的国际感召力甚至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政府以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设的努力。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坚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动,坚持走民主的道路,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相看,因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暴力性质,西方人认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价值。由此看来,即使在达赖喇嘛身后,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正面形象,他们所具有的软实力,流亡藏人仍然将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毕研韬: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话题时,常常会提到,“1951年中国军队侵入了西藏。”它们使用invade(侵略)这个词。你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认知、塑造“集体记忆”?这反映了西方新闻人的什么心态?

茉莉:英文invade是个常用词,比如英美主流媒体都用invade来形容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现在美军正在撤出伊拉克,人们仍然称当初的进入是invade。在他们看来,外来军队进入一个未曾进入过的领土,就是invade。

西方人一直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实。在西方有关西藏的论著中,使用invade这个词是很自然的。在这个词的后面,有他们系统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许多西方人认为“图博”(Tibet )在五○年代之前是一个独立国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记忆是由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描述形成的。

据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红军长征到藏区时,藏人曾热心给红军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既然毛泽东可以把西藏视为“外国”,西方人称中国解放军进入西方是“侵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毕研韬:在西方学者中,公开表态支持达赖喇嘛的似乎多于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认为其中原因何在?你认为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学者真正了解西藏吗?他们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

茉莉:西方知识分子对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集体站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来发言,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武力压制。他们说:“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有研究和调查的自由,他们的研究不受政治约束,只以追求真相为学术宗旨。记得高尔泰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五十年代在劳改营时,遇见一个精通藏文的中国学者,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学者私下告诉高尔泰:中共如此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见,如果给中国学者同样的学术自由,他们也能得出与官方宣传很不相同的结论来。

要判断西方学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我们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兼听则明。西方学者具有兼听则明的条件,同时,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独立的,不像中国学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机构里工作,没有独立研究的自由。当然,目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逢迎中国政府的西方学者,他们大都和中国政府有利益关系。

毕研韬: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强调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整体上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从国家层面考察,很多国家会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细致考量,对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人士来说,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力度有一定差异。对此,你有何评论?

茉莉:过去西方人曾经向往过东方神秘的“香格里拉”, 但现在的西方人早已不局限于“香格里拉情结”。由于媒体的发达,关于西藏的著述大量出版,去西藏考察的人很多,他们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

你说很多国家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工具,也许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对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援助。但就支持西藏而言,西方国家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中国人总是觉得西方人从上至下都安排好了,觉得他们支持西藏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多元社会有多元的声音,西方实行的民主制度,行政当局和议会都有不同的立场和想法,总统还经常要换届。大家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一边倒,是由于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毕研韬:3.14骚乱后,中国政府曾邀请部分西方记者到西藏考察。但我注意到,这些记者撰写的稿件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你能简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茉莉:中国政府在2008年骚乱后邀请西方记者考察,是希望这些记者为他们说好话。但是,真相根本就隐瞒不住,例如在拉萨和甘南等寺庙,都有年轻的喇嘛跑出来向记者哭诉,说他们受到怎样的压制。这样的话,西方记者发回去的报道自然不会对中共有利。

按照西方的新闻观,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揭露被掩盖的真相。而中国政府的矛盾与尴尬在于:一方面,他们不能再闭关锁国,毕竟是全球化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真的开放,老是要遮遮掩掩。这样,新闻的本质——真实性和客观性,就和专制的本质冲突起来。

今年3.14纪念日,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西藏,这就证明了,不管中共投入多大的资本,其大外宣在国际上注定不会成功。

毕研韬:国内有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虚拟的疆域”,缺乏实际“治国”经验。中国民间有“西藏之水救中国”之说。我个人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北京对西藏的管治模式。这一点海外有些人是不是难以接受?

茉莉:国内人说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虚拟的疆域”也好,缺乏实际“治国”经验也好,都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给几百万西藏人自由选举的权利,他们会选谁?藏人人心所向的,是中国政府还是西藏流亡政府?

你的看法有道理。过去中国政府统治西藏注重于主权,现在更多地从资源上去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加上中国内地矿产资源枯竭,由此之故,他们更不愿意放弃对西藏的控制。

但是,不管西藏对中国具有何等的战略价值,中国政府的管治,都不应该同西藏人的自治权利相抵触,不应该同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抵触。

毕研韬:你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是否成熟?目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茉莉: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时机,是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

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汉藏中断接触近二十年。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汉藏谈判完全没有可能。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中共领导人着手拨乱反正,对西藏政策有所检讨,与达赖喇嘛恢复接触。

1980年4月,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但胡耀邦个人对西藏问题的开明看法,无法在当时保守势力强大的中国实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八十年代末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执政,宣布愿意与西藏人谈判。但是,中共保守派设置了了种种障碍。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下台,因此前功尽弃。

直到2002年才恢复中藏谈判,此后的几次谈判大都具有作秀游戏的性质。今天,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更大了。目前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障碍,以及大中国大民族主义思潮。

毕研韬:你个人对解决西藏问题有何建议?解决“西藏问题”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茉莉: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该文的结论是:西藏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岛,它必然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由之时。

这就是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给西藏像香港一样的自治地位,真正实现宪法承诺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

毕研韬: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你的分析让我对西藏的认识更加多元。我越来越感觉到,在西藏问题上,立场已成为决定一切的要素。亲北京和亲西藏的人士都竭力为自己辩护,同时对对方横加指责。其实,双方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某些侧面。我的看法是,只要立场不中立,观察、分析和结论就不会客观公正。在西藏问题上,各方有无可能超越自身认知的局限,这正是我目前着力思考的课题。

(作者赐稿。本文系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中国与世界”系列专访之一。感谢爱尔兰华人作家喻智官医生协助采访。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