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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谢盛友


 

台湾五都选举联想: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谢盛友: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台湾五都选举,才让我想起国民党,我天天跟踪台湾新闻。舆论普遍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影响未来政局,也是2012年大选前哨战,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更是直言“它结结实实的就是两党的总决战”。

妻子问我:“你每天看台湾选举新闻,有什么用?”
我反问:“你每天教洋人中文,有什么用?是否有用,不是你我说了算;是否有用,不一定是现在说了算。”

这场对国民党充满考验、甚至牵动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选战,与我有何相干?想一想也是,台湾选举跟我实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党跟我实在有关系。

小时候,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恨”。我经常无辜被同学殴打,所以我心里很恨国民党。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经常被骂“国民党狗崽子”,回家的路上经常被强壮的同学围攻,几乎每天迎接别人扔来的石头,我的书包里经常被人放入狗屎,……。我问我妈妈,为什么这样?妈妈回答说:“你爸爸曾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长大了,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怨”。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父亲“不光彩”的历史给我们兄弟姐妹带来的“耻辱”,因为爸爸1949年以前国民党文官的身份,让我们兄弟姐妹很多次失去升学升迁的机会。

后来啊,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痛”。我没有因为国民党而获得任何好处,却因此而被牵连。奇怪的是,当我知道我爷爷跟随蒋中正北伐,大学毕业后,为了救国,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竟然于民国24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会时病逝,对于国民党,我反而不恨了。

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单位里认识了蒋麦占[1],我们成了好朋友。蒋麦占年龄比我大二十多岁,我理所当然叫他叔叔。有一次,我们彻夜闲聊。麦占叔叔告诉我,他1981年第一次出国考察,上了飞机还不敢说,等飞机在美国降落后,走出机场,他才跟代表团团长说,他是蒋廷黻[2]的亲侄子。我当时立刻体会到麦占叔叔的良苦用心,若他在上飞机前暴露,出国就免了。到了纽约,下飞机,麦占叔叔当然想去看一看他的伯伯,当然是蒋廷黻博士的安息之地。

2010年1月,我在阅读蒋廷黻,把“蒋麦占”放在Google,竟然看到国内某网站刊登麦占叔叔逝世的讣告。我的脑子一下子回到长沙、回到铜禄山。麦占叔叔的家庭,没有因为蒋廷黻而获得任何好处,与我们家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此而被牵连被迫害。

出国前,我曾经大胆地问我父亲:“爸爸,你1950年为什么不去台湾?” 话说出口后,我立刻后悔,不应该再次用针刺父亲的伤痛,面对我的“逼供”,父亲无语良久,搪塞给我一个“忠孝难两全”:“我去台湾,谁养你的奶奶?”

肩背父亲的“忠孝难两全”,我1988年踏上北去的国际列车,穿越西伯利亚和柏林墙,来到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不久后,父亲逝世了。与麦占叔叔之间,偶尔(尤其是过年过节)我们还有电话联系。

在德国,我读索尔仁尼琴,大作家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善与恶的界限,不是在国家之间,不是在阶级之间,也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心中穿过。”

读大文豪的话语,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小答案。

现在啊,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伤”。这个“伤”,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其实,现在的国民党与我毫无相干,“哪一个政党最能领导台湾”,国民党的“政权保卫战”,关我什么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每次政治“动荡”,每次大选,都会牵动我的每一个神经,都会拨动我的每一根心弦。

也许,就因为国民党在我心中是一张模糊的照片吧。


写后记:

我的“恨”、“怨”、“痛”和“伤”,也许跟国民党有关,似乎不是国民党造成的,这可能就是心中的照片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吧。


注释:

[1] 蒋麦占先生曾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工业与建筑应用电气委员会、美国IEEE的高级会员,同时还是IECTC64中国的委员,长沙电气设计工程师学会理事长,施耐德的《电气装置应用(设计)指南》(中文版)的总译审。他长期从事电气工程的设计工作,不仅在工作中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电气工程的设计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在他退休以后还积极进行有关技术的研究和交流,深受全国各地业界同仁的钦佩和尊敬!

[2] 蔣廷黻(拼音:Jiǎng Tíng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中國歷史學家,外交家。1906年初,11歲的蔣廷黻進入長沙明德學堂就讀,一學期後轉入美北長老會在湘潭所辦的益智學堂,在那裡深受美國傳教士林格爾夫婦的影響。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受洗加入基督教。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前往美國求學,就讀於密蘇里州parkville的派克中學,半工半讀。1914年進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學,獲得文學士學位。此後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徵,赴法國為華工服務。1919年,蔣廷黻回到美國,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海斯教授,攻讀歷史,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蔣廷黻回到中國,先後任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1932年,蔣廷黻與胡適等人共同創辦《獨立評論》雜誌。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不贊成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考據方法,引進西方的現代綜合的歷史研究方法。蔣廷黻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期間,進行了一項建立現代中國歷史學的宏偉計劃,要使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和教授研究。為此他一面著力網羅已有成就的學者,一方面積極訓練一批年輕的學者,減少他們的授課時數和行政事務,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參考書、助理人員),讓他們潛心研究學術。因此,清華歷史系中國史研究的形成了陣容可觀的教師隊伍:中國通史及古代史專家雷海宗,隋唐史專家陳寅恪,元史專家姚從吾和邵循正,明史專家吳晗,清史專家蕭一山(兼任北大教授),蔣廷黻本人則專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2]。他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他以當時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宮檔案《籌辦夷務始末》為基礎編輯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收購散藏於民間的檔案,編輯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同治五年以下未編成)。1935年12月,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以非中國國民黨員的學者身分加入民國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後從事外交事務,1945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11月,蔣廷黻改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病逝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