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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他海归以后

谢盛友


谢盛友:他海归以后


章诒和大姐送我一本《伶人往事 ─ 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台湾时报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小时候,章伯钧对章诒和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章诒和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章诒和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她稍稍不安。

读言慧珠的故事和留德前辈章伯钧先生的故事,让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创痛与苍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至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钻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官方的结论称其“自决于人民”。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了邓演达。1926年初海归,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后,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章伯钧随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广州到达武昌,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章伯钧在南京、武汉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接触,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重庆,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发生后,章伯钧进一步靠扰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以后,章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正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书记)要他提意见。章伯钧说:“我没有意见啊,我现在很好,很得意,我没有意见。”几次都被章伯钧挡回去了。

一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是李维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打来的,要章伯钧接电话。李健生说他拉了一天肚子,刚睡着。李维汉要李健生转告章伯钧,无论如何来开会,提意见,谈看法。

第二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产党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过河拆桥。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军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党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其他未获得“改正”的右派还有林希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