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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风骨 -- 悼梁从诫先生

水井


士大夫的风骨悼梁从诫先生

 

得知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先是惊愕,继而怅然。

今年夏初回国,约老同学一道登门探望方晶老师(梁先生的夫人)。那时,梁先生患恶疾已久,形容消瘦,不复当年的风采,但眼神依然清亮有神,放出一种不失赤字之心的人才有的纯真光彩。我们和方老师絮絮聊着陈年旧事,梁先生静静坐在一旁,脸上浮现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好像在听,又好像不在听,心思仿佛是在远远的地方。是啊,云南原始林中的金丝猴,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灰暗的天空,污浊的河流……梁先生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发展是硬道理”被国人奉为圭臬,大家都在为经济高速发展而欢欣鼓舞,无人理会阴影渐浓的环境危机。躁狂情绪弥漫全国,而梁先生不为所动,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88年,为了全副身心投入环保,梁先生辞去了公职。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铁饭碗的份量实在是轻而又轻。梁先生并非环保专家,却是中国环保的先知先觉者。

1993年夏天,梁先生和一群同道下定决心,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为子孙后代保住一片青山绿水。翌年3月,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宣告成立。梁先生当仁不让,肩负起领导职责。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因此自称“自然之友”。

在汹涌激荡的经济大潮面前,“自然之友”是逆流而上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消失在滚滚浪涛之中。然而,梁先生恰恰不缺“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这点勇气,来自他从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那里继承的士大夫风骨。梁先生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也就是一点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出于责任感,我投身于环保。”

梁先生本是历史学家,面对拯救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他义无反顾,走下象牙之塔。无灾无难到公卿,是一条人人羡慕的路,然而梁先生秉持的是道德良心,抛弃了这条对他而言原是畅通无阻的路,而且没有丝毫彷惶,半点犹豫。对这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怀抱,季羡林先生感慨道;“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和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梁先生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先行者。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是十分艰辛的事。如果事关环保,便是百分艰辛。如果不但事关环保,而且是在中国开创环保事业,更是万分艰辛。为了制止破坏环境的做法,宣传环保理念,梁先生闯衙门,要遭大大小小官僚的奚落和呵斥,走民间,要受无知百姓的误解和白眼。对恃权而骄的官员,梁先生金刚怒目,对愚昧的民众,梁先生则拿出了十足的耐心。1998年底,六十六岁的梁先生登上海拔四千多米的昆仑山口,亲手点火,焚烧收缴的将近四百张藏羚羊皮。梁先生拯救生态环境的一片苦心,深深打动了粗豪剽悍的康巴汉子们。

在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构筑的高墙面前,梁先生屡屡碰壁。诚如一位环保人士所说,中国的环保事业注定是一场胜少败多的战斗。屡战屡败之下,梁先生常有一种无力感。然而,对社会、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激励着他屡败屡战。梁先生说:“我们是一群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在这句话里,激荡着昂扬的气概,同时也透出几许苦涩的无奈。

将近二十年间,梁先生始终辗转于两个战场,一方面与当局苦苦争斗,一方面努力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有一次,他到一个国家机关做环保演讲,台下只有五位听众。梁先生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在你们五个人心中种下五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曾有昆明一位环保人士给梁先生写信,其中说道:“当年你到我们学校演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小树林。

2000年,梁先生接受环保组织颁发的“地球奖”。他在答谢词中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有了梁先生撒下的种子,“得不了奖”的这一天虽然遥远,但总该是可以期盼的吧。

谈到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与自己的异同,梁先生说,祖孙三人都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爱国心,但所持主张都不见容于当局,无从施行,所以都是失败者。至于不同之处,梁先生说:一代不如一代。如果单从学术成就来讲,这话固然不错。然而,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层次来看,梁启超是为宪政请命,梁思成是为文化传统请命,梁从诫是为大自然请命,就此而言,梁家祖孙三代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了。

梁从诫先生走了,走得悄无声息。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消息,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梁从诫这个名字。但是,梁先生谢世对国家、对民族的影响,较之党报上那些镶黑框的像片和政治局委员们垂手肃立的追悼会,远为深远。

在当今的中国,具有士大夫风骨的知识分子已是少而又少。现在,这个阵营里没有了梁从诫先生,便更见寥落了。

谨向梁从诫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12/23/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