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性

日本崇尚大和魂，凡为太阳神之子（天皇）效命、牺牲者，都是忠于职守的英雄人物，因此参拜靖国神社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此信仰指导下，日本人不会接受“战犯”概念，更想不到对烈士致意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此外，吃败仗不过是技不如人，只要是坚信加上美国的力量超过中国，就不会在任何问题上对中国让步。

从这个角度看，战后不对裕仁进行审判（打破神话）是一大失误。对此，老蒋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牺牲要有代价，进步要求全面

本来就是弱小国家富国强兵的捷径。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一些自由、民主甚至短期个人利益均是无可厚非。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而取得经济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如此行事应当不是争议的焦点。

Xx兄提出的几方面，如社会正义，生态问题，基础研究的确都是当务之急，也反映出近30年的片面追求GDP的“工程师治国模式”，尽管远远超越前30年“职业革命家”的贡献，却仍旧摆脱不了工程师的专业局限性。

西方国家的优势在于决策人员多为人文科学领域人才(尤其以法政居多)，而中国的该领域刚好就在头30年受到最大的摧残，因此人文、社科的重建与重视也应当取得优先地位。

传统文化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然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选集〉中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俄关系

内战期间，苏联曾向中共提供大量从日军处缴获武器（包括从朝鲜运送200车皮的武器）。

朝鲜战争，苏联提供了相当13亿美元贷款的军用物资(按半价计算)。

真正的援助在于技术援助。中国很快能够制造汽车、导弹、核武等等，与苏联援助（尤其是赫鲁雪夫时代）不无关系。

苏联的无偿援助是有的。是多是少，则见仁见智。

我感到纳闷的是，中国明知这是斯大林要打的朝鲜仗，为何不让斯大林出兵？中国出兵前是否考虑过万一美国动用核子武器，如何应付？既然最后决定出兵，为何不让斯大林预先答应免费提供武器？毛泽东干的一些事，还真无法让人理解。

前华沙集团的左派（甚至大多知识分子）都视中国为“投靠英美帝国主义阵营的叛徒”。中国人同不同意是回事，知不知道人家的看法是另一回事。

何谓行政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05　号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朱镕基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中日战争

黄埔一期的孙元良将军去世前曾接受胡志伟先生访问（“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传记文学》2007年7月号）。孙提及“抗战初期，蒋介石实行焦土政策，对人民却不做安置，对流离失所人民不施援手，任其自生自灭。这就是失去大陆的开始…”（大意。采访一文对难民的绝境有详细描述）。南京不过是焦土政策的一个环节，而任命投机倒把的唐生智为防卫司令，不过是找个替罪羔羊。唐临阵逃脱，置军民生命于不顾，该当死罪。蒋却不予追究，解放后甚至担任中共副省长职。中国的荒唐事，的确罄竹难书。俞

北伐至七七事件，虽有一段“十年黄金时期”（中国各方面发展快速），但距抗日实力还有一段距离。换言之，抗战早了几年；

把战场开辟在江南（淞沪），有如把大象拉进瓷器店去猎杀。这是战略部署的严重错误；

淞沪一战即便投下精锐，打得英勇，但事前却没有对后果与善后作一正确估计与周详安排，以至于兵败山倒，置广大人民于不顾。再加上焦土政策思维作祟，使得落难人民更加油炼火燎；

大体可以这么说，日本侵华期间，中国的命运受蒋介石一人摆布。一人糊涂，全国遭殃！

有人提及新四军的作用。的确，此时共军力量薄弱，根本不可能起任何作用。中共号称“抗战时期共军牵制了80%的日军”。纯属天方夜谭！

除此之外，不妨引用两段毛语录，以作参考：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于洛川会议中提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毛泽东秘书李锐《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

毛泽东：「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更三：「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泽东：「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田中角荣传》第533至534页）。

大体可以这么说，抗战败在蒋手中；解放后前30年经济建设败在毛手中。这不幸是中国的命运。

蒋、毛的共同点就是追求几个不切实际的教条、标签，不顾老百姓死活；先后引进了世界上最落后的斯拉夫“焦土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

对马克思的误解

我想你所提及的马克思话是﹕「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段话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次指的是拿破仑，第二次是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亦称拿破仑三世）。
不伟大的事变和人物，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形？胡承渝

这句话，国内常有人当做肯定语而引用（有的译为笑剧，有的译为喜剧），但却没有充分理解马的诙谐与讥讽。 马用Komödie（comedy）一词，应当理解为“闹剧”，完全是贬义。

英文如译为farce，倒是很贴切。Farce对译为德语，可理解为Affentheater（即猴戏）。俞力工

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欧洲也有不少斯拉夫小民族为了赶时髦，而追求民族独立。

当时马克思指出，小民族的前途在于依附一个适当的周边大国，顺势一道发展，而不是强调独立性、自主性，甚至招致大民族的敌对与压迫（大意）。

这是一种相当务实的物质主义观点（中国误译为“唯物主义”）。

从务实角度看，朝鲜长期追随苏联、中国也是无可厚非，如果还试图在大国间挑拨是非，兴风作浪，就纯粹是自取灭亡了。

保钓必须维持压力功能

Xx兄提出的问题似乎远远超过“纪念文集”范围。其实，那应当是这个保钓论坛更加关注的事体。

保钓运动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压力团体而诞生，经过大家不懈努力，也促使两政府先后宣示钓鱼岛领土主权。但是，经过统运，国内一系列错误的揭发，钓运不了了之。原批人马大多数或搞生活，或搞专业，或心灰意懒，极少部分则顶着保钓光环在海内外成天与侨领、各种名目的访问团、宴会与会议为伍。至于保钓运动，搁浅了；压力功能，也消失了。

越战与日内瓦会议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黎笋

-------------------------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黎笋拿日内瓦协议说事。

二战结束后，日本退出，越南即分为两部分。北方由蒋介石交还胡志明，法国则在南部扶持保大政权，继续其殖民统治，因此南北分裂根本早已是个事实。

奠边府战役胜利后，越南人试图趁热打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包括柬、寮），但此构想不可能让与会国所接受。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最后签字国为北越与法国，说明起码北越当局同意了所有协议条款。

越战与自卫反击

我们讨论的主题仅仅是“什么是自卫反击战”，并没接触或“搞错历史背景”。

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只要有苏联撑腰，当然不可能按国际法规定，由安理会出面做出对越南进行军事制裁的决定。这当然就构成中国以“自卫”为理由（借口？）、亲自制裁越南的动力之一。

除了柬埔赛事件之外，越南一面倒向苏联，允许它使用越南军港，同时在国内大肆进行反华宣传等等都构成中国用兵的原因。

既然您提出国际背景问题，当然“自卫反击”的法理议题就显得格局太小。我觉得时隔30年，的确值得讨论中越战争的得与失，尤其是对柬、越两国华人导致的后果。

全球保钓刊物维持到1980年的可能只有《欧洲通讯》一份（绝大多数于“四人帮事件”发生后即结束），而压在此刊物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柬越华侨问题。面对当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柬越华侨，我们感到无颜继续为中国辩护下去，最后只好以停刊挥泪告别维系了近10年的保钓运动。俞

本人曾对911事件后侵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出过一些法律考虑，这些法律规范应当对中越“自卫反击战”也适用。

就“自卫战争”而言，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已处理过许多类似的诉讼与判决。按一般情况，自卫权利只可以在“一个国家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情况下才可行使，而且对“武装攻击”的理解，一般是：对他国领土管辖范围施加大规模武装暴力；有计划袭击他国平民或进行屠杀；或者，由某一国参与或派遣武装团体、游击队、雇佣军，对另一国进行严重攻击或破坏。因此，并非一切滥用武力行为都属于“武装攻击”，譬如：仅仅限于边境冲突，或对个别平民或船只、飞机进行攻击的活动并不能看成是“武装攻击”。换言之，凡属个别、孤立、缺乏延续性的滥用武力事件均不列入“武装攻击”范畴。 

即便进行“自卫战争”的理由足够充分，自卫方也必须严肃考虑：己方所遭受的破坏是否具有延续性？本身采取的军事反击行动是否应当力求速战速决？反击的力道与规模是否与事件的大小相对称？攻击的目标是否针对攻击者？自卫的目的是否限于排除威胁？军事行动是否超过自卫范围、抵触《联合国宪章》禁止报复、禁止私下惩罚对手的规定？

按《联合国宪章》规定，自卫反击方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应当是排除威胁，而不是“教训”对手，尤其不得以此为借口改变对方的政治形态。除此之外，必须及时通知安理会，并尽快让安理会处理当事国之间的纠纷。

中国攻打越南所提出的理由是“自卫反击”而不是“越南侵略柬埔赛”。《联合国宪章》具体规定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由安理会协调或制裁，第三国不得进行军事干预。“自卫反击”属于所有国家与区域性协防组织的自然权利。 

按越南的官方解释，“中国遭到沉重抗击，因此溃败而逃”。

中国的官方解释是，“达到教训目的后，便即刻撤军”。

美日勾结

1905年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和日本桂太郎首相签订“塔夫脱－桂太郎密约”，同意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日本侵占朝鲜半岛。美国在密约中肯定：日本对朝鲜确立殖民统治“有助于东亚稳定”。1910年，日本灭朝鲜。

美国早于十九世纪制定“扶日抑中”政策。只要日本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一直扮演“美国打手”角色。

对固有文化糟蹋就是对自身基因糟蹋  谈科举

对固有文化任意糟蹋，无异于对自己的生理基因有所怀疑。

有教无类这个普世公认的先进、优越思想与社会实践，让您解释为“封建制度却剥夺了普罗大众读书的基本机会”，实在是令人无言以对。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家子联合起来，胼手砥足，供给一个最优秀的子弟进修求学，是一种最便捷的改善社会处境的做法。这种状况，西方社会古今罕见；而在中国，1500年就没变过。俞

中国历代的科举体制涉及面广大，很难一概而论。

囿于时代局限性，绝对不能过于美化。这点，完全同意承渝兄的观点。然而在旧时代做中西横向对比，也不必妄自菲薄，一概否定。

许久以来，大家习惯批倒批臭，把科举渲染为“花拳绣腿，一无是处”。其实，问策（政论）在大多时候都是重点会考项目。隋炀帝设十科之前，曾长期只考问策。炀帝开始偏重文采，原因之一是他本人诗文俱佳。许多时代的考科不设问策，但最后的殿试都必须通过问策（甚至由皇帝亲自主持）；或者，由掌管任免、升降、调动的吏部负责监考政论工作；或者，即便八股文试题里，也含有大量政论内容。

让一些摇头晃脑、风花雪月、不知天下事的骚人墨客接管国家大事，是极为例外现象。我们祖先的智慧应当不只是这么多。

大陆出了几本“历代科举考题汇编”，从中大概可以知道整体的侧重范围。有空时或会整理一下，提供出来供大家欣赏，但打字是个繁重的工作，不敢预先做太多承诺。

明清的八股文最受诟病。崇祯帝死得极为悲惨，但他在国家危机时也曾亲自拟过一道问策试题：“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风不正，欲求无边而见识短浅。想要正士风以复古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俞

中国的科举正如胡兄所述，随着处境的不同，不断修正，而且时兴时衰。别说是每个朝代不同，即便同一朝代，也不断更改。 

以下提供清朝最后一场科举试题，供大家参考。

看看第二场有关国际政治部分就知道“学而优则仕”的不易。第5道试题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即便今天法学专业人士都不见得能够应付。   俞 

第一场 史论五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一题藩镇，第二题平戎，第三题举贤，第四题变法，第五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 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 《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俞

在那1300多年间，参加科举是当时中国士、农、工、商阶层人士唯一能晋入官场的途径，也就是人们想要“得道”必须走过的独木桥。这里无需去探讨科举考试所考的能力是否符合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就每年能在科举考试中“中彩”而入朝为官的人数来说凤毛麟角，不知有多少勤学苦读的人才由于未能“中彩”而被淘汰掉或浪费掉。中国有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然而这个文化古国却迟至19世纪末才开始设立大学这种高等教育制度（国子监的性质不同），而且全民的中小学教育也是20世纪才有的。这是否与科举制度的存在有关？胡祖庶

胡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体制的了解相当符合毛泽东时代的诠释，很难辨别是曲解还是误解。

首先，中国的“科举考试”不是胡先生所了解的“考八股”，而是分科举试，乡举里选（地方举荐贤达），会考（笔试考才学，口试、问策考才干），与在职试用，这四个性质相当不同的程序与概念。

按胡先生对“凤毛麟角”的想象，完全无法解释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庞大文人行政机构是如何组成的。早在汉武帝设太学时，科举制度已开始打破门第观念，广泛向地方招募学生（武帝后，太学学生多时超过万人），而后经过考试选拔其佼佼者，分发各阶层行政机构充当“政务官员”。如此还嫌不足，更由地方当局举荐贤达、能人志士送往中央参加考试，并于试用后或留用中央或下放为地方官（多为事务官）。武帝之后，除了短暂的武人专权时期或战乱时期，历代政府均为文人政府。“凤毛麟角”从何说起？中国的科举弊端不是造成凤毛麟角，而是极可能使官僚体制庞大臃肿。套句钱穆的话，就是容易使文人变成“政治脂肪”。

史学界一般着重介绍唐朝科举，不过是因为此时开始执行考生不用地方官举荐的“自己报名”（怀牒自列）制度，由是对士、农子弟全面开放。

选贤与能，早在战国末期就有广泛建议，原因是当时土地逐步私有化，以家庭单元（独立农民）形成的社会基础，取代了佃农阶级。分封制一旦瓦解，选贤与能便成为打破官僚阶级垄断教育的最佳选择。从社会发展角度观察，土地私有化，家庭单元的形成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而不是胡先生以为的“专制所促成”或靠专制获得延续。反观欧洲，官僚世袭制延续到十八、十九世纪，孰优孰劣自是一目了然。

至于“全民教育”，1920年左右，日本的义务教育普及面达95%以上，而中国不过占学龄人口的3%。原因是日本用甲午赔款建立了义务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的确需要改革，如果能够及早在固有学堂基础上增加现代课程，并取消对工商阶层的歧视，当能赶上现代化列车（如明治维新）。义务教育是个花大钱的政策，大多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才开始实施。

尽管明末开始，西方逐步超赶中国，而其武装力量却无法征服任何大国，17世纪中叶甚至让郑成功打得狼狈而逃。但是，到了19世纪西方拥有机械动力技术之后，无论是生产或军事，中国便一败涂地。西方，尤其是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发明了蒸汽机首先走上工业革命？始终是史学界争议不休的问题，胡先生一口咬定其进步是因为“民主”，我也姑且听之。不过，民主制度必须要建立在发达的基本设施基础上（包括物质建设与教育.。如此才能够沟通和达成共识与妥协），而取得基本设施资金的最快方式就是掠夺。日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设起来，二战结束后经济起飞的国家少有几个是先民主后经济。中国未必不想现代化，而捣蛋的恰好就是日本、俄罗斯与西方“民主”国家。

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最原始的冲动就是打破教会专断，而教会专断的最大祸害就是贬低人权、垄断教育与文化。基督教会摆脱罗马压迫后，为建立其宗教文化，第一个任务就是消灭古典文化、关闭柏拉图学院（史上称呼这个时期为“黑暗时期”）。若非如此，文艺复兴究竟要恢复什么古典文化？启蒙主义又是启什么蒙？中国的文化一脉相承，西方则曲曲折折，经胡先生梳理之下，竟给颠倒了过来。  俞

欧洲所谓的大学，始于11世纪，主要功能为替国家官僚机器提供人才，替贵族阶层培养继承人。因此一直用拉丁文教学。

此期间，甚至圣经都是拉丁文印制，意味着圣经的解释权甚至阅读权都掌握在教会、贵族手中。

文艺复兴起，各个欧洲地区开始发展地方语文，第一个目标就是以地方语文翻译圣经，以使宗教大众化，打破教会垄断，最终发展出人权观念与人权政治。用这种迂回方式（发展乡土文化）对抗教会与神权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欧洲各地大学改革时刻不一，一般说来，19世纪工业革命起才真正对各个阶层开放。原因不外是，此时传统贵族大学培养的人才、人数不敷社会发展需要。

欧洲改革前的大学，与汉武帝时代的太学毫无二致。这种文化垄断教育早在六、七世纪之交隋炀帝时代，中国就放弃了。俞

科举制与大学制，孰优孰劣，应该不难判断。胡祖庶

胡兄拿欧洲11世纪以来的“大学”与中国的“科举”做对比也是非常滑稽。

所谓“大学”，即类似欧洲中古时期为贵族子弟提供教育的教育机制，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当时的“大学”就是为教育贵族子弟而设，“小学”则主要是提供给自由公民的子弟（奴隶、佃农子弟则无缘）。该情况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一模一样。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广泛开办私学，形成官学与私学并立状态，反映出社会进步，而非落后。

至于科举，欧洲社会直到启蒙世代才开始逐步引进，并因此废除官僚世袭制而以文官制取代，而这种制度中国早于隋唐就已开始实施。

民主的条件

据欧洲社会调查，每个社会都至少有15%的潜在排外、惧外人口。冷战期间，两阵营对峙，不约而同地争取少数、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福利，因此没有任何社会力量敢拿“排外”当做竞选议题或政纲。

冷战“结束”后，西方阵营保守派却以“加强竞争力”为借口，大幅裁员、裁薪、消减社会福利，而为了回避责任，便把所有责任推给外籍劳工、移民、难民与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此际，民粹主义政党、极右派趁机崛起，除了调动这15%仇外人口之外，再加上边缘化且不明就里的失业人口、抗议群体，往往便能争取到30%以上的选票，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说明，即便在21世纪的发达国家，民众受愚弄、摆布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大。

有人强调，民主是学习过程，其出发点在于：民众是个理性动物，愿意学习，有能力吸取教训。我则认为，这是种未经证实的理想主义，靠一再的失败而吸取经验教训，其社会成本非每一个社会所能承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是频繁地把演员推上领导岗位的国家，可说是越不具备民主政治的条件。比较之下，美国与中西欧就有很大的差距。台湾政客之喜欢作秀，媒体之兴风作浪、穷极无聊，也曝露该社会把政治当儿戏、极其幼稚的一面。

中国的传统智慧在于选贤与能，出发点在于“贤能者对社会大众有利”。我的一贯主张是，与其盲目推动政党政治，不如朝选贤与能推进，以迎合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至于民主政治，可以通过教育与提供质询机会，逐步提高其问政、参政能力。俞

中国自秦汉废除分封，设郡县以来，便一直设法以选贤与能取代官僚的世袭制。因此汉武帝时设了太学，唐朝时正式制定科举办法。从此之后，选贤与能就一直成为官僚制度形成的理想办法。当然，在漫长两千年中，此制度也经常受到扭曲、滥用，我们也不能将其过于美化。不过，得强调的是，古时长期设立一道“问策”(时事评论)考试，考生除经典著作外也必须熟悉国家、国际大事，甚至提出具体政见。

至于皇帝世袭与产生昏君、暴君的例子，历史上的确时时发生。皇帝世袭是大帝国时代无法避免的措施。古希腊的领袖固然由贵族推选（号称民主制）而产生，实际上，这也只能够在人口不多的小国家才可能实施。如果中国古时候不采取皇帝世袭办法，我想是无法凝聚全国人民的向心力的。我在欧洲每年至少要参加一次投票。老实说，候选人名单上的数十位地区候选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因此也只能放弃选人，而只投票给党。虑及古时候的封闭与割据，老百姓恐怕连见到“候选人名单”的机会与条件都不可能有。因此，科举制虽然不是个完美制度，但在过去却是举世最优越的制度。

文嘉兄把中共的入党、升迁程序比拟为选贤与能。这与我所期盼的选贤与能稍有差别。我们只要看看中央委员（尤其是常务委员）的资历，就可知道其成员至多为一般“学士”，没有一个在学术、专业上有何特殊表现。其最高层接班人的产生似乎多为权、利平衡的结果，与选贤与能似无任何关系。

选贤与能

为避免民主暴力、铺张浪费、裙带贿选、愚民政治，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传统是最优秀的社会建制理念。

如果各阶层、各领域领导岗位均由学术界推选产生及罢免，可避免一切上述弊病，同时又培养社会伦理及向学精神。一个具有学术地位、凭本事而领导的学问家，具有扎实的专业训练与敬业精神，在相应的岗位上（譬如，由享誉国际的水利学权威主持水利部）错不到那儿去，也坏不到那儿去。     俞

这样的制度是“学术民主”还是“学术专政”？不如严格规定，只有学术界才能入共产党，这样的一党专政不就“水到渠成”了吗？石

确切地说，这是知识领导。如果共产党员都是这样的学术精英，让它专政有何不妥？总比摸石头过河要强千万倍。

说两句题外话，中国一向不存在什么婚姻制度。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是两厢情愿的私人事体，旁人无权干涉。可能不到三十年就将成为国际上最自然、最合理的男女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智慧值得玩味。    俞

龙应台过去倾向于拿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教训台湾，拿台湾的“自由民主”进步教训大陆。如今，起码在北大的演讲里，抬出了中国固有传统价值（如礼义廉耻，如士人的社会责任与奉献精神）。这或许是种权宜，也可能是种进步。不论如何，中国的文化价值特点不在于采用何种手段，而在于世界大同与民本目的。

龙的演讲，点出了七十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沦为国际弃儿的失落，以及放弃“中国梦”而转型为“本岛梦”的变化。这的确是台湾的心里路程，也一向反映在龙的字里行间。这方面，并非人人如此，大多数老保钓的爱国热忱、民族感情就没有丝毫的动摇过。

龙的结束语强调文明社会的真谛在于善待弱势群体，因此担心崛起的中国非朝王道发展，而是趋于霸道。这点本人大体同意，唯觉得龙所忽略的是：中国的国际处境依旧是个弱势群体，而龙似乎从来没有一点反霸的豪气。这也是她与老保钓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  俞
 

60年来，大陆发动三反五反、反右、生产资料以至于生活资料公有化、劳教、大跃进、狂征粮导致大饥荒、文革、野蛮拆迁等等，必需要有个规模庞大的官僚集团积极配合。这批人，麻木颟顸积习难改，已成为社会的最大肿瘤与发展障碍。今后能否自我清理门户不得而知，起码目前不见眉目。

另一方面，中国数千年自由经济所孕育的商业头脑与勤简创业精神都是其它文化圈所难以竞争的优越“文化基因”。因此只要社会安定，老百姓能够自由发展，华夏社会圈任何地方（包括韩国、越南、港、台、新）均能取得长足发展。近30年大陆改革之后卓有成效，不容否定，但这不过是恢复中华社会常态之后的必然结果，与党的“英明领导”关系不大。

本人绝不否认改革后的物质建设（包括军事建设）、物质生活的飞跃发展，但也不对中共的痼疾顾左右而言他。此集团如果侥幸能够自省、自救，当然是竭诚欢迎。唯担心的是，今后社会发展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最终为了继续巩固政权，将以提供兵源来弥补沙特、以色列、北约的不足。那时，中国不只是个世界最大加工厂，也将是个雇佣军的最大供应基地。

民进党整钱穆

刚读完“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的文人：钱穆”一文。总觉得迫害文人是中国政客的拿手好戏。俞

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以前文人在政治上站错边，会被迫害。但如果不碰政治，自己著书讲学，还很安全。乾隆编四库全书，命令全国搜书，只要写文章，都可能出事。到上世纪，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又比乾隆高了一层次。胡承渝

这说明国家机器越是强大、有效，读书人越是朝夕难保。

问题就在于政客们事后只要对受害人来个“平反”，所有罪责就一笔勾销。

诸如钱穆95高龄所经受“素书楼风波”（指民进党政府收回钱穆的居所），就应当对肇事人、负责人进行法律追究。至于反右、大跃进、饥荒、文革、贪腐……，肇事人每年集体向人民跪拜十次绝不算多。  俞

读书做官天经地义。难道无知无识才能做官？

中国数千年的优越性就表现在科举进士，而西方的官僚直到18世纪还在世袭，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还是抄袭中国。

两千年前中国已是个商业自由社会，由妇女出面主持、参与经销的店面比比皆是。商业垄断、地方割据的欧洲有吗？

老共的毛病就在于把最值得骄傲的文化给糟蹋掉，最龌龊的斯拉夫式权力斗争给弄进来。当年多听钱穆几句话，不至于今天还搞什么文化重建、和谐社会。   俞

比「强大、有效」的政府更可怕的，是来自有威望或搞民粹的政府的迫害，因为广大的舆论也认同政府的行为。精神上的打击，恐怕比肉体的痛苦更难忍受。
由于击败蒋介石、消灭割据、抗美援朝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当时中共在全国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威信，知识分子也无异议。在这种环境下，被批判的人，得不到任何同情，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错的。现在被批判的人，反而会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素书楼风波」的启动者应该没有法律责任，因为在议会的言论，对外不负法律责任。何况议员过问政府的财产，也是分内之事。而且以春秋责备贤者之论，钱穆本人也有责任。他既不当官，为什么要接受蒋介石给他的特殊待遇，无偿使用政府的土地？如果学习一介不取的先贤，就不会召来这羞辱。从他及其夫人事后的叙述看来，他认为那是「圣君」对「大贤」的礼遇。但他忘了已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19世纪，他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胡承渝

今天大陆由外地聘请个飞行员，还得配套房子（按中共的法律，所有土地都是公家的，多数航空公司也有国家股份）。争取钱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赴台，搭配套房子算多吗？更何况向95高龄的钱老索取房子的当头，正是国民党党产由1500亿化整为零、急速萎缩至150亿的时刻。此事法律追究（指当时政府故意不公布“向市政府租赁土地”以安顿钱老一事）还在其次，性质根本就是个缺乏起码道德良心的事。  俞

民航飞行员配房子，是职位的报酬。如果当时的钱穆（移居台湾时72岁，那时学术界还没有强迫退休年龄）受聘于台大或中央研究院，配给宿舍，那当然毫无争议，也和俞兄提的飞行员例子符合。但是他到台湾不担任何职位，也不是从台湾的职位退休。免费使用政府的土地，即使在「情」上说得过去，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即使公布租赁契约，也无法平息争论。从全台湾讲，立法委员还可以问钱穆以什么资格免费使用政府的土地。以台北市议员而言，总统府租用台北市的土地，有没有付合理的价格。我不知道租金是多少，但以我对台湾政府的了解，那时政府之间的土地借用，不会付租金（蒋介石要借，台北市敢收租金？），即使付，也只是象征性的。这恐怕才是当时不敢公布契约的真正原因。
至于国民党党产，如果当时蒋介石是让钱穆使用国民党的土地，虽然国民党取得财产的手法也会有问题，但议员就无法找到钱穆头上。胡承渝

--------

以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为例，每年花钱让世界各地的许多位作家客居该市半年一载，一切生活开支由公家承担，而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动机在于尊重文化人，同时促进不同文化区人士对维也纳之了解。绝不会有任何反对派、议员质问“他们担任什么职位？做了什么贡献？”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文化人应当奖励，而且不会没有贡献！

维也纳为了增进市容，辟出一块公园宝地给四川省某单位（法律上每月支付维也纳市政府10 cents作为“租金”），搭盖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庭院式餐厅（如今店东恰好是我们老保钓的一员）。不会有人责问，10分钱是否太少，是否偏离市价太多。原因是他们知道，这种中式庭院文化的存在就是增加维也纳的大都会声誉与文化财富。

民进党就没有特别开支了吗？每年资助大陆民运分子的费用不就来自总统机要费吗？这时为何就没人追问王丹之流的职称为何？贡献何在？

问题关键在于文化价值判断与取向。钱穆的存在是否让台湾沾光？他的文化传播，是否让台湾受益？以我看，单就捍卫固有文化方面，钱穆就至少超过整个民进党。当一些流氓议员提出质询时，李登辉政府不出面维护钱的声誉就是种罪恶行为。如果当时牵扯出任何法律责任问题，也应当由政府主动承担。如来佛、耶稣占用了多少庙堂？就文化意义，钱穆之类就是百年一见的文化菩萨，不论他宣扬的是什么学说，糟蹋他就是对文化的践踏，道德的沉沦。俞

承渝兄数天前问及“为何许多旅美台胞也支持陈水扁？”（大意）我觉得或可引用5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以供参考：

中国的问题在于，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市场经济社会，其土地一向可以自由买卖，士农工商多为职业分工的自由人，而非阶级划分的压迫者及被压迫者，因此并不具有贯穿欧洲历史的阶级斗争政治文化，也缺乏近代劳、资阶级发展政党的经验，因此难以培养超越家庭、家族观念之外的“团队、集体精神”。鉴于此，企盼通过阶级政党的建立，借助议会内的协商与议会外的街头抗争，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件理所当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缺少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社会内容，空洞地组党、结盟，则政党的唯一诉求便可能流于“为反对而反对”，或“轮流坐庄”。同时由于缺少与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集体监督，政党也难以避免受到黑、金势力的操纵。《认识台湾,也要认识大陆与世界》(2005/5/30)俞

美国的有心之罪

因为纽伦堡和东京大审中没有把轰炸平民定罪，以致在世人心中，没有轰炸平民是违反日内瓦条约的明确概念。美国在韩战、越战，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北约在对付南斯拉夫的行动中，都肆无顾忌的用空军滥炸。胡承渝

´´´´´´´´´´´´´´´´´´´´´´´´´´´´´´´

美国中央储备银行

美国的中央银行（FED ）非政府机关，而是若干私立银行的总称，龙头为NY FED。究竟哪些银行属于FED好像不是很公开的事。如不正确望方家点拨。

据说历史上前后有林肯与甘乃迪总统(林肯在位时还不存在FED，他干预的是FED的前身组织)计划将FED转变为国营机构,而两人都死于同一刺杀方式。俞

几天前丢下那几句话，让大家笑话了。俞力工肯定疯了，满脑袋的阴谋理论…于是大家翻出wikipedia告示我一个中央银行或联邦储备系统必然有其法律依据和中立性。

其实，FED问题一直是个火辣的争议问题。一些有良知、不靠财团资助、据让收买的议员们也始终不渝地要求改革。问题是，FED从成立之时就让财团、富贾、大银行掺了沙子，以至于直到今日，还实质地控制在私人手里。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用以说明法律往往是冠冕堂皇的条文，作用不外是披上合法的外衣。Wikipedia更是一个媒体阵地，谁有办法，谁就控制舆论。认清美国，必须了解FED。

撞船事件

谢谢张兄提供的连接。

看了整个6集日方拍摄的录像，显示中国渔船冲撞日本舰艇目的相当明确。

其实我也一直怀疑这次事件为中国政府主导，目的不外是对美日军演和日本单方否定中日就钓鱼岛问题曾达成“搁置”协议之事提出抗议。

就钓鱼岛一事，本人一向主张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发动渔民力量”却似乎有点街道游击战作风。

美国推动颜色革命

苏联与华沙该不该解体是回事，是否允许外国势力干预又是另一回事。

今天已相当清楚，中国海外异议分子的财政来源与资助颜色革命的机构基本上为同一单位。

我们固然求变、求改，但却知道中国经不起大动荡，也知道西方所期待的变革也未必是良性变革，更不希望乱了之后，Charabi（伊拉克），Karzai（阿富汗）之类的人物搭乘美国的直升机接管北京政府。

事二主

大致浏览了一下承渝兄提供的若干资料。如果理解无误，乾隆之前，叛臣、逆臣、奸臣均为同义词。唯到了乾隆才强调“贰臣”，而“贰臣”一语双关，既反映“降臣事二主”的事实，又在甲、乙篇里区分“忠于清室的好官”与“虽事二主，却毫无建树的庸官”，从而对汉族官员提示警告。此外，又另撰“逆臣传”，把品质更下一等的吴三桂之流编入其中。

值得玩味的是，大清打天下之初，把大明忠臣赶尽杀绝。到了乾隆，却追认史可法等是“义烈可嘉”的“疾风劲草”。感觉上，乾隆的骨子里其实还是瞧治下的汉人不起，再好的汉官也顶多是个贰臣，留上辫子的汉人，也不会高于二等公民。不过，这时乾隆采用的尺度，不再是怀柔的权宜之计，而是一般正常民族的气节（纲常），这种精神价值对任何有尊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说来，应当都是永恒的。就此意义，我觉得像施琅这样的人物，为了报父仇（郑成功杀了他老子），而替康熙攻打台湾，至多算是个甲等贰臣，并不值得恭维、歌颂，也不值得为他拍部电影。如果不顾汉民族（就今天意义应当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价值，而功利地着眼于短线目标（如两岸统一），吹捧施琅就必然否定了驱荷抗清的郑成功，同时也贬低了“驱逐鞑掳”的革命先烈与孙文。这么做，不但会造成绉晓梅同志谈及的“双重标准”问题，更糟糕的是，会让一些对北京政府不满的人士（如刘晓波之类），误导出“中国应当再接受三百年殖民统治”的主张。

清朝历史的事实是，汉人先是尽皆做了亡国奴，许久之后，才逐步同化了满人（应当不包括全部）。同样的事实是，汉族曾靠“驱逐鞑掳”口号，成功地推翻了满清，而且当民国建立后，又执行了明智的五族共和政策，由是彻底地融合了所有满人。我们不应当为了今天的民族融合政策，而否定汉人曾做过亡国奴的历史，也不得认早期的满洲侵略者为父，更不应该擅意更改具有永恒价值的民族纲常。

乾隆时代江山稳坐，扬扬志满，因此会有编辑“贰臣传”的举措。至于宋、金、辽、元，以至于更早期，以汉族长期受诸多游牧民族威胁、勒索、杀戮、侵略、侵占、统治的患得患失的政治处境，恐怕谁都不愿拿“贰臣”议题乱做文章。否则，一个不慎，便可能在亡国时引起连诛九族之祸。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历史上“贰臣”、“儿皇帝”太多，汉族史官无法落笔，也不忍落笔。因此，避开“贰臣”议题，只谈叛臣、逆臣、奸臣，是很可以理解的事。不过，即便正史里长期不专辟“贰臣”章节，我们的精神价值还是客观存在的，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民族英雄的颂歌。

还有一个可提出讨论的问题是，“贰臣”与“亡国奴”是否均是汉奸？

个人觉得需要斟酌的有几点：

一是，“事二主”的目的何在？是为人，还是为己？如果作为国家领导人，眼看大势已去，而人民又在水深火热中，“事二主”不过是出于忍辱负重。所谓“重”，说白了，就是为了老百姓。以清初以及历史上的许许多多“贰臣”为例，恐怕绝大多数是出于此考虑，相信不会有人甘心于伺候敌人，也不可能预见“将同化敌人”。文革期间也给刘少奇、彭德怀加了个“里通外国”罪名。这都是脱离常识、别有用心的指控。相信这种指控的人，大概也不会排除奥巴马、默克尔、胡锦涛投敌的可能性。

二是，作为领导人应当对敌我实力对比有个正确估计，而不至于拿老百姓的性命、国家的前途孤注一掷。尤其不该的是，打了就跑，置跑不动的百姓于不顾，还得意洋洋地歌颂什么“战无不胜的游击战”。或者，自己带着武器跑了之后呼吁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与强敌绝殊死战。

三是，“亡国奴”并非汉奸，我们也不应当在任何时候视铁蹄统治下的贰臣与人民为“奸”。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在胜利后把所有沦陷区人民的职称、学历加个“伪”字（譬如，伪南京大学学士，伪绍兴市教育督办专员）。这种损人不利己、自我孤立的做法，使得沦陷区广大人民对蒋政府彻底失望，所以没几年就兵败如山倒。

两岸的历史观都有不少问题，以抗战65周年人民日报社论为例，就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功劳只字不提。我们自己不多琢磨一下，中华民族的纲常便沦为拿来主义了。俞

台湾与主权独立国家

如果大陆突然分裂为7块，分由7个交战团体统治，且各自采用不同国号，各自在宪法中作出主权及于全中国的主张，并不因此使大陆变成7个国家。

当其中某一个交战团体，实力大到能够说服国际社会承认他为一个“有能力在国际上承担国际义务”的政府（譬如，能替全中国清还国际债务），该交战团体便成为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场合代表全中国。

至于这个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代表个别交战团体签订商贸条约？当然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前台北政府实际有效统治台湾。这时，台北政府的地位，并非隶属北京的地方政府（如回归后的香港政府，即local Government）），而是国际法上贯称的“地方的事实政府”（local de facto Government，一般适用于交战团体）。

就国际地位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疆域、人力、物力、武力、国际义务承担能力，理所当然的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他也同时是个仍然处于交战状态，主权并不完整的国家。

至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一开头就是个依仗外力生存的政治实体。他是一个交战团体，也是一个有效统治台澎金马的“地方的事实政府”，但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方面，即便其后台老板也不承认他的独立性。

承渝兄对淞沪战役的解读引起本人若干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切磋。

  一，七七事变后，当局决定把反击战场摆设在淞沪，是否忽略了这是全国工商精华所在和人口最密集地区？是否反映当局缺少点人文精神与智慧？如果其目的在于争取国际同情，是否又太过显露乱施苦肉计的矫情？综观寰宇，历史上好像还没有哪个国家把战场设在自己的首府附近。

  二，承渝兄提出，应当把战场设于“吴福线”。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议论。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是接受“当时国家综合实力，包括军事领导阶层的所有智慧就这么多！”的事实。假如接受此实际状况，便自然引申出两个结论：一，抗战反击进行过早；二，抗战激昂情绪导致当局的孤注一掷。尽管如此，淞沪战役曾获得举国上下支持，因此即便布局严重失误，战败后灾情尤其惨重（如南京屠杀），却应当视为合理的自卫，必要的牺牲。这方面，大家都不苛求，态度基本一致。

  三，有关抗日战争的争议，严格说来始于国军溃败、南京大屠杀开始之后。此际，淞沪战役的真正问题才显露出来，即整个沦陷区日本铁蹄蹂躏下的广大人民如何照应？据中央的思路，推行的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焦土政策”。换言之，让广大沦陷区人民任由日军摆布，弃之于不顾。汪精卫等，主张与日本谈判、议和，争取保留国家元气。从此之后，两者分道扬镳，一国两治。需要提及的是，汪精卫政府建立时，国际法西斯团结一致所向无敌，而西方“民主国家”姑息养奸、对中国的鬼哭神嚎无动于衷。当时谁也无法料到日本会与美国交战，希特勒胆敢进兵苏联，更是不可能预测美国发明原子弹。

  四，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中国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军人数高达130万，军事装备仍然占有绝对优势。这说明，即便1941年之后国军取得了许多外来援助，抗日方面也尽了一切努力，但摆明的事实是，成绩极为有限。因此，就全局看   来，淞沪战争的惨败不过是八年抗战的缩影。八年的抗战，即便每个个人的牺牲均可歌可泣，总体看来却是长期消耗，赢得侥幸。

  五，就欧洲范围，两百年来征战频仍，欧洲人早已视战争为政治的衍生手段。一旦战场失利，军方将领几无例外地即刻结束战争任务，把问题交付政治解决。换言之，战败后或是争取议和，或是接受有条件、无条件投降，均是天经地义的做法。议和之后，也从来都是由原政府继续在被占领地区执政与管理。为何唯独中国会与希特勒一样，愿意选择弃沦陷区人民于不顾、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方案？为何中国会对出面拯救南京难民的拉贝先生感激淋涕、泉涌相报，而却把老蒋丢失的土地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管理的汪精卫视为汉奸？

  六，20多年来，就汪精卫议题见过不少议论，从来得不到正面回答的是：当我们指责汪精卫为汉奸时，有没有考虑过沦陷区人民的利益？有没有征求过沦陷区人民的意见？是否曾见过沦陷区人民的附议？这批人，占当时大半的人口。焦土就是摧毁他们的家园，“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不是对大后方的红军和落草为寇的老蒋提出要求，而是对这批手无寸铁、水深火热的老百姓的落井下石。

科索沃独立与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包括首席法官（日本人）在内，15名法官约有10名是美国的“铁票”。别说是钓鱼岛问题，即便把台湾、新疆、西藏问题交付仲裁，其结果多半是支持分裂。

最近科索沃投票也是如此，10名法官裁定科索沃宣布独立行为“不违反国际法”，4名反对科索沃独立，1名缺席。缺席的刚好就是中国法官。国际法院法官的职责就是参加判决，即便投弃权票也属表明中立立场，而缺席即是类同逃兵的失职。中国的外交经常就是如此窝囊！

更加莫名其妙的是那“提交安理会”的建议。就像是女儿受了委屈，父母亲欣然邀请强奸犯一道商议如何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