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之所以极具创意,
可能是它有着异质的“双螺旋结构”

                          祖 慰

         巴黎三空间

在巴黎，可看到三个很有意味的发人深省的空间。
巴黎旺多姆广场，那里有英国王妃戴安娜在车祸前吃最后晚餐的丽池饭店。她的情人小法伊德送了她在饭店旁边的珠宝店买的20多万美元的珠宝。这些大珠宝店是犹太移民开的。

在巴黎19区，那里有很多一个挨一个的中餐馆和充满中国货的小超级市场，店主是中国移民。

在大巴黎郊区，某个树林边的空旷地上，有十多辆汽车拉着的“大篷车”进驻，来者不是自助旅游的游客，而是居无定处的吉普赛移民。

三个空间，感性显现出了三大移民群在侨居国三个高低错落的座标点。
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何地位如此悬殊？

        漫说移民

 移民，在生命能自己运动（即进化成动物）的那一天就发生了。动物“移民”的生物学目的有两个：在环境中敌害太甚时，不得不到新环境中去“逃命”；在环境生存资源发生严重短缺时，不得不到新环境中去“逃荒”。

人类的移民目的，其主流还是不外乎逃荒或逃命。

一千多万犹太移民，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三千多年没有祖国，只能在异邦他国流亡。流亡，乃逃避政治、宗教、种族等敌害也，是逃命。
两百万吉卜赛移民，他们在十世纪就从印度出发，坐着马拉的大蓬车在世界各地不停游走了一千年，属于逃荒。
中国五千多万在世界各国的移民，或因天灾，或因人祸，饥寒交迫，兵荒马乱，只好背井离乡而去，通过“卖猪崽”到南洋，通过“做劳工”到美洲，通过“当炮灰”到欧洲等。这般流浪，有逃命式的流浪，也有逃荒式的流浪。

当然，除了上面三种外，还有一个特例的移民方式－－流放。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把大批罪犯流放到美洲，美国独立后又流放到澳大利亚。被流放者就成了那里主流的定居移民。流亡、流浪，虽是客观被迫，但还是主观的选择。流放，则完全不是主体的选择了，仅仅是换了个囚禁的地方而已。在服刑期间没有能逃避掉敌害。只有在获释后接受新环境的生存挑战时，才和其它移民群的境况相似。

从近代开始，增加了小群的留学移民（留学学成后留在当地工作）、聘用移民（被外国机构聘用的移民）、投资移民等。这些移民既不是逃荒也不是逃命，而是为了积极奔赴新环境，以求“更上一层楼”。然而截至今日，这些幸运移民，尚属稀有族类。

生命的移民都具有被迫性和带赌博性。生命移民很可能一到新环境中就灰飞烟灭。然而，“祸兮福所依”。如果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应变挺住，那就是赌赢了，即它的基因突变让新环境肯定下来了，这就开创了生命的一个新物种，拓展了生命的新边疆。

然而，虽然人类的主流移民群的移民动因，类似于动物开拓新边疆的驱动机制，但是，如何开拓新边疆，却有着人的特有方式。

无论是流亡、流浪移民，还是流放移民，在刚抵达异邦时，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两手空空如也；他们所拥有的只有拷贝于记忆中的「软件」－－各自祖国文化传统。换一种表述是，移民在刚到侨居国时所拥有的物质文化近于零状态，仅有从故国带来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其在侨居国安身立命的优胜劣汰，都与后两个“文化软件”息息相关。
这就有了值得思索的所谓“移民文化问题”。

          犹太移民的智能密码

面对巴黎犹太移民的显赫空间，萌生出一个新怪的问题。

我不是像通常那样设问：犹太移民为什么在世界移民中独秀于林、独占鳌头？其事业之辉煌为什么竟然能超出侨居国地主？
我，另处切入。而是在别出心裁地设问：侨居他国的犹太移民的世界级大才比例，远远超出它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可谓天才辈出、群星灿烂；奇怪的是，为什么当犹太人于1948年复国后，聚居在以色列国的犹太国民却不是天才辈出的，甚至远逊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换句话说，为什么犹太人散居列国当移民时了不得，而聚居在一起当以色列国民时并没有什么不得了？何故？

看吧，被称为改变二十世纪世界秩序的三个伟人－－爱因斯坦、佛罗依德、马克思－－都是犹太移民。

一份有点过时的1980年的统计资料称：“从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并由诺贝尔基金会主持颁奖以来，授奖十二次，其中三分之一（33％）以上授给了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犹太人在所有诺贝尔的获奖者中都占了很大的比例，自1901年以来，共颁发诺贝尔奖513人次，犹太人获奖88人，占17％。可是，犹太人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千分之二左右﹗”（ Gerald  KREFETZ：《犹太人和钱－－神话和现实》，第3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

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1997年度时代风云人物”安德鲁•格罗夫，是全球独家生产CPU（计算器中央处理器）的世界计算机巨人、英特尔公司的董事长，他也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先是匈牙利的移民，尔后是美国的移民。

犹太血统的世界级人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也是一长串。有：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提出“后工业社会论”的美国未来学家D•贝尔；世界级的犹太移民音乐家有现代音乐之父的勋伯格；大作曲家马勒；俄国大钢琴家鲁宾斯坦；世界小提琴之王大卫•奥宜斯特拉哈、梅纽因；被誉为二十世纪艺术领路人、大画家毕加索等。

犹太移民的大政治家有英国的“铸造就了使整个基督教世界为犹太人目的服务政策”的前首相迪斯累里，美国前“智多星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神童总理”法比犹斯等等。不胜枚举。

为什么犹太人聚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就不再是“世界级大才的孵化器”了呢？

经过朋友介绍，和犹太移民有了直接的感性接触。同时，也读了一些描写犹太移民的著作。我发现，犹太移民和别的移民相比，他们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手提式希伯莱文明”。这就是旧约《圣经》，特别是六十三卷《犹太法典》（Talmud）。《犹太法典》是由两千多位历代的犹太拉比（Rabbi,犹太教神父，犹太人中最有学问的人），在1200年的时间里，对犹太教义、犹太法律、哲学、道德等人文学科进行讨论的会议记录。犹太法典是数千年犹太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内容包罗万象，是犹太人文智能的大集成。

犹太移民的孩童教育从三岁就开始了，类似于中国过去的私塾读书方式。首先教犹太国语－－希伯莱文。父母做一些希伯莱文的字母形饼干给孩子们吃。五岁接受正规教育，在七岁以前必须读完旧约《圣经》中的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父母会在《圣经》封面上滴上几滴蜂蜜，让孩子吻《圣经》，象征地告诉孩子“书本是甜的”。七岁后到十三岁，就开始熟读犹太法典。（ 孟佑政︰《犹太人纵横世界的奇迹》，第17页，台北大展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这就是说，犹太移民的孩子，在十三岁时就通过手提式的《旧约圣经》和《犹太法典》，继承了犹太传统人文的全部精华。
《犹太法典》教导犹太人说，“学者比国王更伟大”，“要造就高耸得不亚于故乡每一座山的人才”，因此，犹太移民无论穷和富，都会竭尽所能地争取让孩子上侨居国最好的学校、取得最高的学位。这样刻意追求的结果是，在统计学意义上，犹太移民的孩子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在接受所在国教育的程度方面要高得多。

这样，犹太移民的孩子，接受了两个民族的智能资源，拥有两个异质的智能库，而且都是拔尖的。这不仅比其它移民的孩子多，而且也比侨居国的孩子丰厚。

这样，犹太移民的智能结构模型就出来了，很就像生命的基因结构－－双螺旋链。

地球上的生命，大约有38亿年的历史。通过化石翻阅这部生命史，会有一个迷人的发现。前30亿年，生命的品种、样式极其贫乏。到了6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地层中突然涌现出千姿万态的生命样式，几乎包括了动物的所有“门”，例如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件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动物等等。奥妙在哪里？因为，前30亿年的生命是无性繁殖，其“子代”DNA的两条基因链是来自同一个“母代”复制而成的。生命样式的变化，完全靠在复制过程中出现概率极小极小的变异，所以30亿年大同小异。到了寒武纪之前，生命的繁殖方式变了，变成了有性繁殖。子代的DNA，是由父母两条不同质的基因链组合而成的，可以随机组合出天文数字的变异，因此出现了“生命大爆发”。不同质的基因组合就是生命无穷创造活力的机制。

同理，移民的双螺旋文化“基因”结构，其基因链是不同质的，提供了巨大的富有原创性组合机率。人的创造活力取决于所储备的信息量和组合信息的方法。优越的思维方法（即组合信息的方法），将丰厚的信息（即组合机率大的信息），超常地组合出对自然或对人文有新发现的成果，这就是创造。各民族的智能资源里，不仅拥有各民族历史积淀的巨量信息，而且也传承着独特的思维方法。拥有双份者，当然就比只有一份的人更有创造活性。这就是犹太移民出大才的智能密码。

 
这是一幅38亿年的生命发展历程图。前面三十多亿年的生命世代系列样式，是那样的简陋和大同小异。突然，在六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图下面横条中的紫、黄色那一块），出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Life’s  Explosion）（右上角的生命群体图），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包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件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以及原始的脊索动物等。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的历史事实再得到一些佐证。例如，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领域独领风骚者，差不多是在中国接受了较高教育后然后留学他国学有所成者，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智能库。再如，有份统计资料说，在美国著名的核物理学科学家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国血统，可是有趣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是在中国三地（大陆、港、台）先接受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然后到美国留学而造就成大才的，恰恰不是在美国唐人街里出来的，因为唐人街里的中国移民的孩子只接受了美国的教育，是只有一份智能资源的“香蕉人”（黄皮白心的美国人）。如果走进历史，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群星灿烂？因为诸子百家都周游列国拥有多国的智能资源。盛唐为什么天才辈出？因为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开放的时代，拥进了丰厚的异国智能资源而被有志者吸纳和重组。

困惑我多年的“犹太人之谜”，似乎有了谜底了。犹太人当移民时他们拥有双份的智能资源（即较完善拔尖的双螺旋文化结构），比别人多了一份、多了一条可无穷组合出突变思维成果的文化链；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那就和别的国家国民一样只具有本国一份智能资源（即文化单链结构）了。

华侨的“狗窝情结”

中国移民的动因是流浪，不像犹太移民那样无故国可归的流亡，也不像吉卜赛移民那种不愿意再定居故土的流荡。

流浪者总是有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的情结，即中国俗话说的叶落归根。有一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在松花江上>，歌词中最高亢激昂的悲鸣是：“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第一代中国移民，不管是什么原因流浪，不管流浪到哪里，他们时刻神往着“回到可爱的故乡”，即使是在异国他乡有了“金窝”、“银窝”，还说不如老家的“狗窝”，一个不可理喻的“回狗窝情结”终身挥之不去。
“树高千丈，终将落叶归根”的心理，其正面作用是，能赋予第一代中国移民有着超常的紧迫感。他们十分紧迫地全身心地在异邦投入拼搏。夜以继日，节衣缩食，争取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树高千丈”－－积累一笔财富－－然后衣锦还乡，叶落归根。

紧迫感使他们急中生智，能针对新环境的情况，把大脑里装存储着的中国文化“软件”快速地筛选出来，与当地的制度文化结合，建立起急功近利的简易可行的“双螺旋文化结构”。

我多年在巴黎一家报纸当记者与专栏作家，采访过许多从越棉寮、港澳台以及大陆来的华侨。其中的浙江温州移民，最具有草根性的活力，落地就能生根，生根就能共生出一大片芳草绿茵。他们在中国都是处在最底层的农民或小城市的市民，所受教育在中学以下。偷渡到法国要负债两万美元左右。对法语是语盲，对法文是文盲。他们就在这个负起点上起步。可是，在经济正常情况下，不出三、五年就有几十万美元的资产，成为小业主。其中奥妙主要是靠迅速建立起“异质基因组合的双螺旋文化结构”。他们知道，在法国开店最难的是要积累起相当于十多万美元的第一笔启动资本。要靠打工储蓄起来，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如果向法国银行贷款，因为无抵押，甚至拘留都是非法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急中生智，应用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拉上五、六十位亲戚朋友搭起了个“月兰会”，立即就能筹集到开个小店的本钱。这个“月兰会”的附加标款设计非常巧妙，对于受亲情文化之惠的会头来说，他得的借款是免利息的，可是，对于搭会者之间来说却又是有利息的。这个集资方式，便是法国制度文化和中国亲情文化的简易双螺旋文化结构的产物。温州移民亲真感受到法国既是发达国家、又是高福利国家，人工成本最高，他们发现最少使用人工的经营方式莫过于中国古老的“夫妻店”。于是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双螺旋结构：共命运、共钱财的中国夫妻，共同管理法国制度下的小饭店或其它小商店，其管理效率最佳，聘用的人工就最少。当他们经营的企业扩大时，他们应用中国血缘文化，实行家族联营，以作为西方契约联营的同位替代方式。进入法国前二百家排行榜的巴黎巴黎陈氏兄弟商场，就是家族联营取得成功的例子。
我还多次采访过世界级的抽象画大师赵无极，以及二百年来第一位华裔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士－－抽象画家朱德群，他们成功的奥秘，就是建构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双螺旋结构”，无论是形而下的表达还是形而上的内涵，都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基因链”和西方文化艺术的“基因链”的最复杂、最精湛而又是最个性化的组合。

然而，中国流浪移民文化中的叶落归根情结，也产生着负面的作用。

第一代华侨，他们总想尽快地“混出个人样来回去”，因此对于侨居国的文化的吸纳，完全是吃自助快餐的方式，在非精致层面上浅尝辄止，以求快速发财。他们不会像流亡的犹太移民那样，尽一切可能争取扎到侨居国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的深海，由此脱颖而出，并拼命挤进主流社会的上层。中国第一代移民群相对封闭，语言能力差，不肯入乡随俗，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华侨保存的国粹为什么比故国本土人民还多的原因），甘心成为侨居国的边缘人。他们的“双螺旋文化结构”是立竿见影的简易结构，目标很小，“母鸡的理想一把米”而已。
如果第一代华侨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衣锦还乡”，他们培养下一代完全是“随缘”的。他们没有犹太移民那样首先为下一代传授祖国文化“基因链”的想法，也没有犹太宗教那样的强制机制，最多让孩子到中文学校认几个中文字（一般都不会书写）和学几句常用汉语。他们让孩子学中文、汉语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创造活力，而是为了“不要数典忘祖”的伦理目的。至于孩子上侨居国什么学校、获得多高的学位，完全看孩子本人的造化，还是佛家的“随缘”二字。他们不会像犹太移民的父母那样强烈向孩子灌输，一定要争取上侨居国最名牌的学校、一定要争取得到最高的学位。如此这般，华侨的孩子，大部分成了只有侨居国文化“基因链”的“香蕉人”，而且这个单“基因链”还不一定是拔尖的。所以，总体而言，华侨移民文化结构远逊于犹太移民文化结构。虽然华侨中也出凤毛麟角的世界级人才（这些大才很可能在侨居国成绩斐然后又去留学第三国，获得了侨居国和第三国的“双螺旋文化结构”），但是，和其人口比例相对照，就不能与犹太移民同日而语了。

吉普赛移民的大篷车自闭症

 从印度出来吉普赛移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可以发展和保存文明的健全宗教。因此，它自身拥有的“文化基因链”很短，和中华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在他们西行到侨居他国后，又千年自闭于颠簸流荡的大篷车里，极少吸纳侨居国的“文化基因”。自闭使他们他们没有建立起“异质双螺旋智慧基因结构”，那怕是像中国温州农民移民的虽粗陋但仍富有原创性的异质文化双螺旋结构。

因此，吉普赛移民是三大移民群最弱势的，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出类拔萃的人才，连黑人那样的杰出运动员人才也没有，更不用说是世界级的大人才了。他们的基本技能是跳舞、算命和做“梁上君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不仅杀了数百万犹太移民，也同时杀了数百万吉普赛移民。战后，犹太移民发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控诉，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赔偿，并把迫害他们的逃匿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纳粹罪犯不断挖出来送上法庭，至今还在延续着；而吉普赛移民活着的后代则完全无声无息，数百万冤魂依然在冥冥中默默游荡。
 
      “巴黎三空间”的几条启示录

一，四个核核苷酸组件，能造就出当下如此丰富的生命世界，靠的是生命的异质双螺旋基因链的无限可能性的组合。移民，虽然是被迫的、带赌博性的，但是移民又是获得异质双螺旋文化结构的命运宠儿。

二，犹太移民建构了希伯莱文化和侨居国文化的最拔尖的双螺旋文化结构，因此，犹太移民的世界级大才比例，远远超出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三，中国移民的落叶归根情结，使得中国第一代移民的双螺旋文化结构过分简单；而对下一代的文化结构又采取随缘放任的态度，产生了黄皮肤包着的单一异国文化链的“香蕉人”。这种非异质文化结构在统计意义上是相对缺乏创造活性的。只有那些在中国受到过完备的高等教育，具备了拔尖的中华智慧基因链，然后留学发达国家，受到了侨居国拔尖的智慧基因，才可能早就世界级的大才。但他们在至今已有五千万中国移民中比例很小。因此，中国移民的世界级大才比例，远低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四，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大兴起留学热，这是建构异质双螺旋智慧基因结构的上善之举。然而最优的选择应该是，在中国接受了优质的高等教育、获得了拔尖的中国文化基因链才起程；到了国外，也要像犹太移民那样争取获得留学所在国的最拔尖的异国文化基因链，以匹配出能孵化世界级大才的孵化器。然而，不少家长却把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就送到国外“留学”，那是花了大钱戕害孩子智能的愚蠢选择。不妨请咀嚼一下吉普赛移民和中国移民中的“香蕉人”的负面教训。

五，大信息量流通的互联网的出现，提供了在本土就能建构异质多元智慧基因结构的可能性。倘若由于宗教或政治的原因大批封杀外国网站，那是民族智能自残的最大不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