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广场
                    祖慰
     
Place诱发的滑稽感
旅居巴黎多年，对法语中的一个空间名词——“广场”（Place），觉得有点蹊跷。法国人不仅把阔大的8公顷面积的协和广场叫Place，还把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弹丸之地也叫Place（广场），滑稽！
有一次我与法国汉学家朋友索菲相聚，向她请教，她说：“ Place，没有广袤的意思，也没有窄小的含义，是你们翻译有问题。欧洲人把周围由建筑围出来的城市中的空旷场地都称之为Place。你们中国在皇帝统治的几千年中，城市里从来没有建造过纪念性的大广场，尤其没有供市民一起谈天说地的小广场，因此汉语就没有造出 ‘广场’这个名词来。不信你去查，你们过去的《康熙词典》和当代出版的《辞海》根本就没有‘广场’这个条目。”

     欧洲文明的“祖父”是逻辑学

 真正觉得“广场”这个词有着耐人寻味的丰盈感，那是我几年之后到了希腊。
我去希腊雅典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在雅典古迹卫城偶遇了一位希腊朋友。他叫保罗，是在雅典一所大学里教希腊史的教授。我喊他时，他正热情似火地在给身边一位女朋友讲解神庙。保罗见到我把我的手都握疼了。可奇怪，当我伸手向保罗身边的女朋友致意问好时，她居然严重失礼拒绝和我握手！她冷冷地摘下墨镜——哈，原来是巴黎的老朋友——汉学家索菲！啊，他俩原来是……
朋友邂逅，似水分子在微波炉中，立即会被热振荡出异常的热情来。我毅然决然离开会议的观光队伍，跟着保罗、索菲他们去了。
这时正好快到用午餐的时间，保罗邀请我们去吃地道的希腊佳肴，以尽地主之谊。
保罗边喝着希腊特产Retsina酒边对我说，他昨天在课堂上被中国来的一位女留学生的提问问住了，很有点难堪，下不了台，到现在也还没有答案呢。
我很好奇：“还有什么问题能把保罗教授难住？快说来听听。”
保罗对我说：“贵国女学生根据我讲课提到的一个数字——在建造帕台农神庙时期的天才辈出的古希腊克里伯利斯盛世，雅典城邦人口是30万人，除去没有公民权的20万奴隶、5万不准参加创造活动的妇女以及没有创造能力的男孩与老头，真正有资格参与智能型创造的人至多只有3万男士。中国女留学生讲到这里大为惊叹，她大声发问：太不可思议了，在3万多的小小人群中，怎么能在短时间内一下涌现出那么多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雕塑家、戏剧家、地理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正是因为这些，史称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父。”
索菲也兴趣盎然：“有意思！这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我发呆了一会儿，脑子里忽然闪了一道亮光，说：“哦，有了！我好像找到欧洲文明的‘祖父’了！我有个大胆的猜想：可能是因为你们古代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思维工具——逻辑学，所以才快速孵化出一批开创各个学科的学科之父、即‘欧洲文明之父’来。”
索菲好像听出了些门道：“你详细说说你的猜想。”
“众所周知，思维方法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人类的智能。古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维方法——逻辑学，那是人类由混沌思维进入具有严格学理性的‘学’的必要条件。有了它这个成‘学’之父，才可能迅速繁衍出一大群古希腊的各个学科和‘学科之父’。这么一推算，逻辑学岂不就成了欧洲文明的‘祖父’了？”
保罗对希腊史如数家珍，他心有灵犀一点通，说：“啊，有道理！不错，逻辑是做学术的基础工具，因此集逻辑学大成的亚里士多德才会把他的逻辑学著作叫《工具论》！”
 “不，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 索菲反驳，开始显现她在汉学方面的功底：“逻辑学并不是古希腊人的发明专利，你们中国古代学者墨子，比亚里士多德年长约100岁左右，他就有了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可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发端出古希腊那样的各个学科呢？”
我毕竟是中国人，对自己家的事总还是要知道得精细些。我说：“索菲，你是过分抬举墨子了。中国的墨子，以及后来的名辩学派中的惠施与公孙龙，还有再后来的荀子，他们确实接触到了逻辑方面的问题。但很惋惜，只是东鳞西爪，没有进入逻辑的系统研究，根本不成其为逻辑学。他们主要是在名（概念）与实（对应的事物）的关系上发表了各种看法。老实说，他们连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概念的分类等都没有闹清楚，更谈不上对判断、推理、证明、反驳等逻辑问题的研究了。”
“是吗？”索菲半信半疑，但也没有新的理由反驳我。
我继续说：“假如有人对你说，索菲你那双美丽动人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你作何反应？”
索菲抿嘴一笑，问我：“你是想说中国古代‘白马非马’的著名逻辑命题吧？”
我说正是。然后转向保罗：“刚才索菲说了，‘白马非马’是中国古代很有名的逻辑命题。有位叫公孙龙的说：‘白’是事物的颜色，‘马’是一物的形体，两者不同，因此白马不是马。这就等于说，索菲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这个命题，说明公孙龙已经发现‘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要加以区分了，开始进入逻辑范畴的思考了；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分清‘白马’是外延较小的种概念，而‘马’是外延涵盖‘白马’的类概念，因而‘白马’是属于‘马’的一种。公孙龙却把概念不同，一律说成两者不是一回事，于是得出了‘白马非马’，得出了索菲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
大情圣保罗开怀大笑。
我转向索菲：“索菲，你一定知道《庄子•天下》中记述的名辩学家惠施等天下辩士的21个逻辑命题。”
索菲点头。
“这些命题，说明名辨家们在探讨演绎推理的问题了。其中第一个命题就是‘卵有毛’。我们来听听中国古代辩士们如何进行逻辑推理的：既然鸡蛋能孵出小鸡来，而小鸡是有毛的，所以，也可以说鸡蛋就有毛。哈，中国辩士们居然推理出鸡蛋有毛的结论来了！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没能发明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
索菲感叹：“哦，太有意思了，我从你这里找到我的一个多年困惑的解释了。我在读中国古代典籍时一直有个难以解释的困惑，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通篇都是结论，为什么没有任何逻辑证明？现在明白了，原来是你说的，因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发明三段论。”
我进一步发挥侃侃而谈。古希腊发明了逻辑学，才可能有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国虽然也懂得了直角三角形三边的所谓“勾股弦”的经验性比例关系，但上升不到“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有经验性的伟大的“四大发明”，但是很可惜，没有能建立起西方那样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来。究其源头性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没有诞生欧洲文明的“祖父”——逻辑学。
保罗突然雀跃起来，说：“告诉二位，如果逻辑学是欧罗巴文明的祖父的话，那么，我现在宣布，我已经发现它的曾祖父了！”
啊？！
       曾祖父与精神助产士

保罗高高隆起眉头，问：“倘若那位中国女留学生接着追问：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为什么唯有古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学？你们二位又将怎样回答呢？”
我和索菲无以为答，冷了场。
保罗起身，脸上绽开了狡黠的微笑，说：“想知道古希腊逻辑学的发生机制——欧洲文明的曾祖父是谁吗？好，请跟我来！”
保罗把我们领到离雅典卫城不远的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街区，说，：“据考证，这里就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的广场所在地。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这是伟大的精神助产士；用我的话说，它是欧洲文明、当然包括你们法国文明的‘曾祖父’！”
 保罗带着我们在这个街区遛达。他指点着远处一栋五层楼的住宅楼说，那里是广场的外围，原是一座酒神神庙。他又指着近处的几排房子说，那是广场最为核心的建筑——围着广场的三面独立柱廊所在地。那时的柱廊是由多里克柱式或爱尔尼亚柱式的双排柱子构成的，上面盖有顶棚，以遮荫避雨。广场有三边或四边式的平面布局，没有柱廊围着的那一边是店铺，卖些吃吃喝喝的东西。广场中央有雕塑、祭坛、树木、水池等景观。面积有几十到几百平方米不等。这是欧洲广场的母型，后来的欧洲各城市的广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布局，只不过是将柱廊演变成了咖啡馆罢了。保罗停了下来，指着他脚下的地方说，这里是当年苏格拉底经常沉思发呆或拉着过往广场的人提各种问题的地方。苏格拉底非常喜欢把困惑自己的问题去困惑别人，这是他一生做学问最特别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
 
图：穿长袍的苏格拉底，正在广场用困惑自己的问题去困惑他人

 保罗说：“我来郑重解释广场为什么会发明逻辑学。古希腊人凭借着广场进行面对面的争论，当争论双方出现莫衷一是或诡辩时，人们必然会从具体的争论中跳出来，让思维向形式化（逻辑化）方向提升，以求解决。这个提升过程就是逻辑学诞生的过程。刚才你们俩议论的中国古代‘鸡蛋有毛’的命题，如果是在古希腊广场面对面的争论中，又正好遇到苏格拉底，就会出现这样的向逻辑化逼近的场景。苏格拉底首先拿来鸡蛋实证无毛，然后指出‘卵有毛’那般推理是违背逻辑的诡辩。那么怎样推理才是正确的呢？苏格拉底举了一个例子：
 凡是人都是要死的（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的（结论）。
 苏格拉底接着说，毫无疑问，上面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正确的。那么，要套上面正确的三段论推理，以得到‘卵有毛’的结论，其推理必须是这样的：
 凡是能孵出小鸡的鸡蛋都有毛（大前提），
 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小前提）， 
 所以这个鸡蛋有毛（结论）。
 苏格拉底马上指出：‘凡是孵化出小鸡的鸡蛋都有毛’这个大前提不能成立，那么，推理出来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这就在逻辑层面上把‘卵有毛’的诡辩完全给驳倒了。由此可见，广场式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导向思维的形式化。这就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发生机制。如果说逻辑学是欧洲文明的‘祖父’的话，那么广场的的确确就是‘曾祖父’。”
 “不，不对，” 索菲否定。她转向我问：“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也是一样在争鸣论战不休吗？为什么没有争出个逻辑学来？”
 我若有所悟，说： “不，不同。中国诸子百家都是各自在书斋里著书立说、或者是在各自游说各国君主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者不在同一现场。即使是专门好辩论的‘名辩派’也是如此。在书面论战中，可能会激发出一些逻辑问题，但是，由于没有面对面的不断逼问，因此没有建立起古希腊的逻辑学。对吧？”
 “对！说得好！”保罗高声为我叫好。
索菲也有所悟：“是的，面对面很重要，只有面对面的争论才可能催生形式逻辑。欧洲一直在传承着古希腊小广场的‘精神助产士’的神韵。在巴黎一个小广场的‘双叟咖啡馆’里，争论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发端出现代主义艺术的许多流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个小广场的‘奥林匹亚咖啡馆’，争论出了爱因斯坦改写物理史的相对论。因此，欧洲一直是全球的文化重镇。”

 
 图：拉斐尔的 《雅典学院》，画出了古希腊人的面对面的争论，因而诞生了各个学科与学科之父。

 保罗看表，笑眯眯的对索菲说：“亲爱的索菲，我们该出发去拜访你激赏的拉斐尔了。”
 哦，他们今晚要一道飞去罗马度假。
 我在送他们上车时心里却老在重复着索菲的一句话：“你们中国自古没有古希腊那样的小广场，很可惜，到现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