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薄薄的书 厚厚地想

——被陈家琪《三十年间有与无》所激活的

                 祖慰

         
“你一定不知道你不知道”
 
我读书常会出现一种诡异的“通感”：当读到一本很对味儿的书时，潜意识会玩一种把戏，在内视觉中超链接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图像来。譬如，近来我在读完一本薄薄的、封面设计毫无“视觉冲击力”的《三十年间有与无》时，脑荧屏上居然会超链接出两个莫名其妙的人物来。
第一个内视觉图像是，“让石头思想”的雕塑家罗丹制造出来的坐在地狱之门上的无名氏。你看他那副模样，已经是赤条条一无所有了，已经到了地狱的大门口了，可还死不改悔地思索着，而且思索的问题还挺雷人：“地狱，什么都可以带进去，除了希望。”如果换一种等式的表述是：“你只要还揣着哪怕是一丁点儿希望，就进不了地狱。”哦，原来进不进地狱的审批者不是主持末日审判的主耶稣，而是你自己。
       
罗丹：《地狱之门》                           地狱之门上的思想者

——可是要问我自己：这位地狱门上的思想者与陈家琪的《三十年间的有与无》有甚关联？

 另一个人物形象有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太子。像他这样的人太稀有了，放下锦衣玉食的大好日子不去过，偏偏要去思索人生的苦。为此他竟然离家弃国，抛妻舍子，忍饥忍辱、抵抗诱惑……足足折腾了六年，终于思想出了只要是人都跑不脱的四个问题：人有哪些苦（苦谛）？苦的根源是什么（集谛）？如何拔除苦（灭谛）？连根拔苦的程序是什么（道谛）？于是，他说自己已经成了“觉者”，就是“佛”。他还立志，要把这一套思想出来的“四谛”教会全人类甚至全球生物界（众生）。
 
禅连河畔、菩提树下的思想者——忍饥、忍辱、抵抗诱惑的王太子

——可是又得自问：这位王子觉者又与陈家琪的《三十年间有与无》有何干系？

于是，我又去翻《三十年间有与无》进行反刍，想追问个究竟出来。
呵，好像反刍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来了。
同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翘楚陈家琪，在《三十年间有与无》这本书里，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了1978-2008三十年间的纯属个人的“思想编年史”，言简意赅、大开大合地叙述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他这位思想者到底想了些什么。
在开卷第一篇（即1978年，当时他不过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已是三十而立之年可啥都还没立），他就在对自己提出一个绕口令似的问题。他写道，哲学界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你知道，你必定知道你知道。”另一句是：“你不知道，你必定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两句听起来很费解的话，可以兑换成如下的大白话：你说知道某件事，那你肯定知道那件事的原委；反过来，你说你不知道某件事，当然你对某件事一无所知。
难怪法国有句调侃哲学家的俏皮话：把一句大实话说到你听不懂了，那人就是哲学家。
陈家琪接下去对自己的发问却是很好懂也很有意味。他自问：回过头来想，在而立之年的我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那是因为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不知道的。
是啊，地狱之门上的那位，有属于自己的问题；菩提树下的王子，也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一个定位为思想者的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那不成了是男非男的“思想太监”了？
怪哉，天底下难道还有没有自己问题的思想者吗？
有，在华夏传统中有的是！
翻开中国的思想史，毋庸置疑先秦诸子百家的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不然就成不了一家之言。可是自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几千年来的中国（也包括现在的港台）的思想者中的绝大部分就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了。
没有属于自己问题的中国思想者们在想什么呢？他们一生只想两个不属于自己的问题的问题：
一、 证明圣人的话绝对正确；
二、 证明皇帝的话无比英明；如果皇帝离得很远，那就证明直接上司的话极其高明。
因为这类中国特色的思想者太多，汉语不得不为他们造出两个名词：证明圣人的话绝对正确的叫“注经派”，证明皇帝或上司的话无比英明的叫“揣摩上意派”。
注经派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但还是把圣人提出的问题的外延扩大或者内涵深化，在解释学意义上说，对圣人的思想文本做了新的诠释，还算是有点贡献的。
揣摩上意派就不同了，他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汉语词库中顶级豪华形容词（例如“最最最最伟大”、“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等），并由此得到圣上或上司的升官发财嘉奖。这派思想者在思想的原野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在中国的两千多年里，似乎只有1919年那一年，中国的思想者有规模地闹腾过证明圣人的话不圣明，皇帝的话更不灵。这就是颇有争议的“五四运动”。然而后来、再后来、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思想者主旋律，却又九九归一地回到了注经派与揣摩上意派上来了。
注经派在当下还在进化，与时俱进地进化出了新的亚种。
这个亚种名为“教授级说书派”。这派几乎都是高等学府里的文科教授，他们正火爆地活跃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的各种名目的“讲坛”上。他们特擅长将文言文转换成最前卫的世俗话语，再加上野史里的一些有趣故事，把圣人的话证明得很动听、很幽默。于是，他们一下成了家喻户晓、名利双收的大腕儿。教授级说书派大走红是有其天时地利的。这要感谢文革的“批林批孔”把孔圣人太妖魔化了。说书派应运出来正本清源，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大任。因此，这一派人像环保者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地球生命基因库一样，保护了中国思想基因库，当然是有功劳的。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有学问的说书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
“教授级说书派”近来又基因突变出了新的变种，不大好归类，这些人也在各类讲坛上用现代话语参杂野史说书，但说的已经不是诸子百家，而是历代帝王将相名士名媛的连本。有的干脆把《水浒》等文学说唱话本拿到百家讲坛上来重新编码戏说一番。这些“学者”痛痛快快地扬弃了保护国粹的功能目标，说书就是说书，还真是中国正宗茶馆说书人的嫡传。凭这，就该为他们向联合国遗产委员会申请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对中国当代的注经派再作细分，还可以弄出一些细目来。
1949年之后，在注经派中增添了“注革命圣经派”的新鲜血液。他们用神圣庄严得可畏的欧式话语注释马恩列斯毛。他们的圭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到处出击，捍卫原教旨。要是哪位人士成了他们定义的对手，那必败无疑，而且败得极惨。但，到1978年后注革命圣经派突然式微了。
1978年后时兴起了“学院注洋显学派”，例如注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阿伦特、罗蒂等等。这派人学贯中西，很辛苦地读书与翻译，对开拓中国思想者的视野功不可没。他们的优先而有限的目标是借注释洋显学办个博士点什么的。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学富五车的人士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其“博士点”充其量是“德国尼采总公司中国某学府总代理或分公司”。
因此，陈家琪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仰天长叹：“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我们的哲学在理论思维，在‘更深层次发掘人的智力潜能，也就是从人的内在性的丧失或空缺入手来解决与环境的不适应问题’上太无建树了！”
在这个上下数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中华大背景上，陈家琪向自己提出“属于我的问题是什么”，就真有点像地狱之门上以及菩提树下那种人的问题了。陈家琪在这本书里不是问一次，而是从头到底都在问自己，问了三十年。他一无所有时在问，他功成名就时还在问。与他一起不断对自己发问并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问题的还有与他构成哲学界“三剑侠”的张志扬与鲁萌。这个问题对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西方传统的思想者来说也许是多余的问题，但对于中国传统的思想者来说的确是个命根子问题，是思想者之所以成为思想者的正名问题。
哦，难怪在读《三十年间有与无》时，我的潜意识把法国罗丹造的、印度造的两位思想时的尊容超链接到我的脑荧屏上来了。

“无”：无阿伦特的“公共空间”？

 咱中国人看重的是没法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说得出来的就不是“道”了。读了罗素说到西方文明三个源头文章后，知道他们很稀罕说得很清楚的“数”。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论证“万物皆有数构成”，到今天勃发的数字化时代，是西方的一条“纯数学”理脉。
陈家琪的《三十年间有与无》这本书，把“数”和“道”编程到一起去了。
从中国国家层面上来回忆，1978-2008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数”。
这三十年的基本算法应是邓氏的“改革开放”。根据这个算法能算出很多过硬的数来，诸如GDP，外汇储备，钢铁产量，建造高速公路与铁路的数字，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银行存款数字，富人榜数字……这些数字证明了三十年里的中国经济的确在世界领着风骚，成为“四金砖”国家中含金量最多的一块，成为绝对贫困大大减少而相对贫困惊人扩大的一方。这些“数”大概就是30年的耀眼夺目的“有”。
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数字节点——2008年——上，由中国出版的汗牛充栋著作中，几乎都只在称道着这个被官方称之为盛世的“有”。陈家琪作为思想者，他的这本经北京《新京报》2008年一年连载、尔后由上海复旦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同类书里，他在说“有”的时候同时皱着眉头不停地困惑自己也在困惑他人地问：三十年除了“有”，还有“无”吗？如果有“无”那是“无什么”？
不要小瞧这一问，它把这本书与汗牛充栋的那些本本区分开来了。
作者在书中记叙，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他那时还是个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生时，就这样给自己降（不是天降）下了“大任”：“心中所想的始终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想为中国的‘新时代’‘移植’一套适用的‘新原则’、‘新方法’。野心勃勃，让人乐观也让人感到可笑。”
可笑什么？他没说。我从他后面的几十年的困惑的问题里感知到，可能可笑的是“移植”二字。
中国的思想者在百年来“移植”过好多回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思想者移植“德赛先生”，即西方现成的科学与民主。1911年辛亥革命的思想者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移植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1921年的共产主义思想者移植的是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者，移植运行了几百年的西方市场经济……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者，都把功夫下在“移植”之上。
且看百年来“移植”的成果到底如何？
陈家琪描绘是一个中国版的西西弗斯神话。
从1985年开始，陈家琪、张志扬、鲁萌这三位哲学界的“三剑侠”就高频地讨论起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来了。
 
莫非中国百年来的移植工程志士都是西西弗斯？

荷马是最初讲西西弗斯神话的人。荷马的理念是恶有恶报。西西弗斯是科林斯国王，因生前贪婪，死后被判刑为“永罚”：西西弗斯要将一块巨石无比艰辛地推上山顶，接着巨石滚到对面的山脚下去了，西西弗斯只好再从对面的山脚下将巨石往上推，等到达顶点时，又滚向对面的山脚去下……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永远。
到了1942年，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写了一篇《西西弗斯的神话》的随笔，对荷马的文本重新诠释，以阐述他的存在是荒谬的哲学观。他把西西弗斯描绘成一位抵抗荒谬的英雄。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上山是快乐的；有了蔑视荒谬的快乐就有了幸福感；有了幸福感就有了人的尊严。西西弗斯被加缪拔高到了这个境界：快乐地被永罚变成了对荒谬的喜剧性抵抗。
1985年陈家琪重等新提起这个神话当然不是炒剩饭，而是另有隐喻要移情于其中。中国的西西弗斯推巨石的记录是：“五四运动”所推的德赛先生滚下去了；辛亥革命所推林肯的“三民”巨石滚下去了；付出了百万生命所推的列宁主义巨石，起码在它的发祥地滚下去了。例外的是，1978年以来所推的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巨石还没到山顶，正方兴未艾，但陈家琪在“1983：立誓忘却，却忘而不却”篇中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机制原封未动，插头只是暂时拔离了插座；这与‘帽子拿在手中’的道理一样，只要最高领导人想把插头插进插座，一切都会如前一样地运转起来。”
好一个“插头效应”！这是一个具有点睛之笔的传神比喻。陈文中所说的制度，大概是政治制度等。所谓“帽子拿在手中”是文革政治术语，是当年掌权者对革命对象最可怕的最后通牒：“把你定性为‘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拿在我们手上，你要是不规规矩矩，随时都可以把帽子给你戴上，把你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随时可以插上插头”的比喻与西西弗斯所推巨石随时滚下来是异曲同工的隐喻式表达。
荷马讲西西弗斯神话是讲伦理，加缪重讲西西弗斯神话是讲哲学，陈家琪再讲西西弗斯神话是讲政治轮回。
 读到这里我明白了：“随时可以插上插头”，便是陈家琪要说的三十年间的“无”。
 神话虽然形象鲜明、故事动听，但毕竟是逻辑的情绪而非逻辑本身。陈家琪没有在这里止步，他在本书的自序中对汶川大地震的一个感天动地的场景进行追问。2008年5月12日14时48分发生8级大地震，山摇地动，瓢泼大雨，道路崩塌，没有人号召，没有人指挥，成都市成百上千辆出租汽车不约而同地放弃做生意，都奔向震中地区去救人，这意味着什么？陈家琪认为这是“每个人都把自己与完全陌生的别人相联系在一起，主动投身到这一人为、人造的‘公共空间或集市’之中”。
所谓“公共空间”或称“公共领域”，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阿伦特首创的一个概念。阿伦特的灵感来自古希腊民主集会的广场，她将公共空间阐释为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力活动的领域。社会公众在有他人在场的场所，在平等、理性、开放等公认规则下发表己见，与国家展开互动，进行权力制衡与利益博弈，并在社会内部实现自我协商、自我调节。阿伦特进一步说，虽然公共领域是大众的汇集之处,但是存在于其中的人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通过从不同位置和方向的个人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和阐述,致使聚集在一起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这时，公共领域开始具有现实性。
把阿伦特的理论翻译成俗语，“公共领域”是：一、有不受权力管制的公共场合（例如广场）或公共媒体（例如报纸）；二、有他人在场（这个场在今天来看可以是物理空间，也可以是数字空间）；三、公民在理性、平等、开放的规则下说自己想说的的话；四、公众从不同中找到了共同而进入实践——对权力制衡或者促进制定出公共事务的新规则等。

 
阿伦特礼赞的古希腊公共集会广场（Agora），公民可以戴着桂冠发表属于自己问题的意见

 
几十年来中国特好让伟人占广场。近来报道，成都新造了“四伟人雕塑”（右起：江泽民、邓小平、毛泽东、胡锦涛）广场。中国自古以来都不时兴古希腊的公共集会广场。

 家琪颇有德国浪漫派哲学家的气质，日神加酒神。他在用阿伦特“公共领域”的观察软件观察时，十分动容地激赏成都出租车司机不约而同地奔向地震灾区的展现自我与助力群体的语言与行动，是一个弥足珍贵、难能可贵的“公共空间”,因为，在这里曾经奉行过“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哲学，在这里正在流行着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一个从政治家到普罗大众普世激赏的“公共空间”。然而要问，假如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为了他们中有人被非法的“钓鱼事件”所害，共同奔向一个集会场所，讨论如何与市长理性对话，这样的“公共空间”还能被市长激赏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阿伦特是政治哲学家，其实她所指的公共空间不是道德空间，而是“在平等、理性、开放等公认规则下发表己见，与国家展开互动，进行以权利制衡权力以及其他利益博弈的‘公共领域’”。因此，关于这，陈家琪在《三十年间有与无》中绵里藏针地指出，这是个缺憾的“无”，对于古希腊的Agora，不仅是“无”而且还是个大禁忌。
 因为这个“无”，才有百年来中国政治版的西西弗斯神话。
因为这个“无”，才有可能出现三十年间的“插头效应”。

奋斗来的“有”，很容易被玩残为“无”

 我猜想，家琪在说此地“无”阿伦特公共空间时，意指着彼地“有”了。
 的确，在我们西边很早就“有”了。
 古希腊雅典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有”了，阿伦特把古希腊的民主广场当做人类的政治范本。可是，没玩多久，僣主篡过权，后来马其顿人入侵就彻底告吹了，以后一千多年希腊人再没有“公共空间”与民主制。
好像这宝贝东西一开始就经不起折腾，像林黛玉那么脆弱。哦，还不仅如此，这宝贝还很容易给玩邪了。例如雅典人玩民主玩得正红火的公元前5世纪就玩出了一个大邪门。当时的民主派主张自己玩公共空间，但又很讨厌甚至发展到仇视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玩的“公共空间”。苏格拉底喜欢在广场上用困惑自己的问题去困惑别人（特别是民主制的领导人），他与柏拉图等学生也是用在公共空间对话的方式讨论与传授思想。按理说这些都是标准的阿伦特公共领域。可是怎样呢？民主的陪审团把七十老翁苏格拉底宣判死刑，理由是：“苏格拉底有邪恶行为，好管闲事，寻求天上地下的事情，颠倒是非，蛊惑人心。”去掉罪名中的形容虚词，剩下来的就是“好管闲事，寻求天上地下的事情”这两句。这不正是公共空间每个公民起码可以说的话吗？

 
苏格拉底被民主派宣判死刑，在喝毒酒前还在公共空间慷慨陈词：“最有智慧的人就是知道自己尚一无所知的人。”

 苏格拉底死了，雅典民主制没多久就被玩死了。
 古罗马人玩的是贵族共和制，由公民选举贵族中的两个执政官分权而治，有贵族组成的元老院议事制约，还有贫民出任的保民官为贫民说话。虽算不上真格儿的民主制，但还是有点民选与分治的共和味。可是，这也没能玩多久。到了恺撒大帝，因其军功显赫，就终身当上了独裁官（即再也没有两个执政官的分治了），这一来定期改选也灭了。恺撒被刺后，其养子屋大维即位，干脆把共和制改为元首制，即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到了戴克里先皇帝连外衣也不要了，公开实行君主独裁制。
 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死了一千多年的“公共空间”与民主制才开始复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现代民主。然而，革命胜利后马上玩出了“多数专制”的革命大恐怖，接着又玩出了拿破仑以及拿破仑三世当上了皇帝。你看民主制有多肾亏体虚？拿破仑有句名言：“政治家坚持错误比改正错误更容易渡过难关。谁要我收回成命，我就给他做放血疗法！”在这句名言的语境中还会有“公共空间”吗？虽然后来法国人把民主制给弄回来了，但阿伦特对法国大革命颇有微词。
 玩民主玩得最邪门的是1933年的德国。他们通过正规的民主程序把政治狂人希特勒选举成了德国一号人物。看来民主和法西斯离得并不远。希特勒死后给后来的独裁者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诸多形形色色凶狠的独裁者都效法与发展他，通过枪杆子控制下的选举来玩民主，把自己打扮成为民选的元首。譬如伊拉克的萨达姆，譬如咱们文革中的四人帮，不都是得票极高地当选的吗？
 那么世界上还有既经得起折腾、也没有玩邪的民主典范吗？政治哲学家阿伦特高调地宣称：有，那是美国。
家琪在《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一文中，引用了阿伦特的论述。她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穷人闹翻身，因此法国革命者“他们永远被‘社会问题’的巨大的紧迫性，即被贫苦大众的幽灵所纠缠，而每一次革命都一定会将这个幽灵解放出来，于是他们一成不变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抓住了一根稻草，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最暴力的事件，希望能借暴力征服贫困。诚然，这是一种绝望的祈求。……在大众满载苦难的地方，不可能革命，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而美国革命则完全不同，那里是不愁生计的人在闹革命，阿伦特写道：“然而在美国，辛勤劳动者贫穷但不悲惨。……因此，他们不为匮乏所动，革命也不会被他们淹没。他们提出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社会问题，关乎政府形式而非社会秩序。”陈家琪概括了阿伦特关于美国革命成功的结论：革命的目的就是立宪，立宪的目的就是维护人的自由，因此革命革出了一部确保民主自由长治久用的美国宪法。
美国的民主制真的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吗？
我怀疑。
美国华裔学者汤本在文汇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你不知道的美国》，我曾为这本书在《南方周末》报发过一篇书评。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惊世的数据，说美国被暗杀掉的总统占总统总人数的比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登陆诺曼底战役中盟军伤亡的比例还高。更让人不可思议的，美国有着世界一流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还有独立司法，这类国家顶级大案居然大部分成了没有侦破的无头案！这些案子的元凶真的深不可测吗？不，是人人心里明白的的利益集团，在眼下就是军工集团和犹太人集团。这些集团成了美国政坛的玩偶艺术家：在大选时，他们调动舆论、资助选举经费来使某位代表他们利益的候选人当选；倘若某位总统在任上施行了损害这些集团利益的政策，集团就把他给干掉，而且干了总统还能永远逍遥法外。譬如某集团于1963年干掉民意支持指数很高的肯尼迪总统之后3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在40多年的岁月里，肯尼迪遇刺案的各种证据和证人灰飞烟灭。倘若当选的美国总统们不想遇到不测，那么你自己就要识相加自律。这个美国特色意味着什么呢？一、阿伦特所赞美的美国宪法连美国总统的自由都难以保证，还遑论保护敢于挑战利益集团利益的庶民？二、美国的民主是一个可以控制与被操作的“玩偶民主”；三、超越法律的利益集团成了美国的隐形僣主或者是玩民主木偶戏的幕后独裁者。

   
肯尼迪总统被刺现场。已经过去40多年还是无头案，意味着美国民主与法制被玩残了？

其实，不少思想者早就对现代民主制提出质疑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人》中写道，（包括美国在内的）政治自由在选举中被简化为一种在根本不认识的政治代表之间作出选择：这些代表热衷于从事没有结果的纯属于技术的争论，而且往往加以夸大，以便造成民主制在运行幻象。竞选成了政治营销。搞政治营销等就要弄金钱、玩公关、拼谋略、塑形象、戴面具等表演。政客在竞选时的承诺无需兑现，选民都知道这不过是比口才的“竞选话语”,是一种极为昂贵的语言游戏。
有人会说，选举不认识的人不成问题，因为传媒会给选民提供客观而多元的信息。不，思想者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说不。他指出，18、19世纪的小型报刊确实是一个能够发表各种制约权力言论的公共领域，可是现在，由于媒体的私人化、商业化，公关和广告技巧被大量运用，新闻和资讯被有意识的操作，诚如纽约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所说：“新闻自由说到底不过是老板的自由。”此外，国家也在办代表政府立场的媒体。政治人物还刻意在各类最有影响的媒体中“经营民意、制造共识”。如此这般，媒体不再是公民的公共空间。据汤本的《你不知道的美国》所述，美国的传媒与好莱坞影视，基本上由犹太人利益集团所控制。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媒介已被私人利益和国家权力所操纵和统治，而被操纵和被统治的大众媒介又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操纵和统治。由此，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被消解了，变成了“再封建化”的“伪公共领域”。
网络的出现让热心公共空间的人兴奋过一阵，认准了这里是一块广袤无垠的不可能再受商业和政治控制的公共空间。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机器马上就掌握着最先进的筛选过滤技术，把一切不利于当政者的信息悄然封杀，在这虚拟的数字空间里你还找不到封杀者是谁。商业也长驱直入地占领了这块虚拟市场。此外，网络本身也有个先天性的顽疾——由于可以隐身发表意见，造出了大量没有公信力的信息垃圾，真伪难辨。噫吁兮，网络仍然是让人感到憋屈与茫然的“伪公共领域”。
 呜呼哀哉，阿伦特树立为人类样板的美国公共空间、美国自由民主，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打造的，仍然被一批掌握着巨大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合法地或者说让法律没治地给玩残了！
 然而，到这里还没有见底呢。对于思想者来说，还有更悲的悲剧呢：所有文明人都赞赏的普世价值也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给玩废了！
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人本、尊重、法制、多元，还有“人”的位阶在“国家”之上，国家有义务捍卫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思想自由的权利、表达自由的权利、集会游行自由的权利等等，在人类语言中还有比这些更让人充满崇高感与美感的词语吗？所有正常的的人都把这些价值视为高于一切的天价。可是，天价之宝一旦遭遇上国家利益，立即就变得分文不值了。
随手拈来几个实例来说说天价的掉价吧。
一、糟蹋普世价值最凶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而自诩高举普世价值大旗的美国，居然在明里暗里大捧两伊战争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毒气弹的他。还是对待这同一个萨达姆，后来美国又用两条子虚乌有的罪名（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组织勾结）打败他并把他绞死。这一捧一杀说明什么？普世价值等于零，美国国家利益才是天价。
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 萨默斯（Lawrance Summers）于1992年2月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备忘录，大声疾呼要世界银行支持发达国家把污染废物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去。根据他的污染经济学理论，“让穷人把污染吃下去”，可以大大减低污染成本。萨默斯论述，由于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民众在维护生命成本上相差几百倍，因而从疾病和死亡的付出来衡量，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几百分之一。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同样的逻辑，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这样，即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疾病和死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很合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成本低。因此，发达国家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指责的。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就是按这个经济学理论做了，包括把严重污染的工业转移到中国与印度等国家。那么在这个经济理论中还能计算出“人生而平等”、“每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样的普世价值的一点点价值吗？
三、全球权威的科学家诊脉说地球已经发烧得大病了，倘若不立即治疗全人类都要遭大难：世上还有比这更高的普世价值吗？于是前不久召开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各国首脑到场吵了许多天，最后是“国家利益”打败普世价值，弄了个糊弄人的空头协议散了场。如果地球有大难是个真命题，那么从哥本哈根会议中完全感受到了人类为了国家利益宁可同归于尽的悲壮！
四、普世价值还有个致命的克星——“5.3”。 英国 “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 Foundation)发表一份报告称，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耗资源的话，需要5.3个地球；如果像法国和英国的消耗水平，则需要3.1个地球；这一数字相对于西班牙是3、德国是2.5、日本是2.4。可是，铁定的事实是地球只有一个。在这个绝对的前提下，我们不妨来做个思想实验。如果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要允许穷国的人具有普世价值赋予的“免于匮乏的权利”，那美国以及英、法、德、日等国的人从今天此刻起就要甘愿大大降低生活品质，例如每个美国人要自动减薪到5.3分之一、让英国人减薪到3.1分之一，这才符合普世价值的“平等”“人道”。天底下会有这等奇事发生吗？绝对不会。倘若穷国不依，偏要自己发财致富，那富国只有一条路，找个借口制裁你或者“把你炸回到石器时代”（这是美国军界常用的豪言壮语）！好了，实验结果出来了：普世价值对阵5.3，绝对被消灭。
从这里人们看到一幕荒诞剧：普世价值要把人的位阶放在国家之上，结果国家把普世价值给废了！
家琪在本书“2007：行走的梦想”中写道，他曾写了许多与普世价值有关的文章，希望把这些种子播种到孩子们心里去。可是他同时感叹，普世价值能否让普世实施，“我承认，它只是梦想”，“但又正是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人所必须或应该具有的‘行走的梦想’”。
 民主制，普世价值，都是人类用多少代的无数人命换来的，连极权主义者也不敢说他们坏，有时还拿这些宝贝当作巴黎名牌香水给自己喷一喷呢。可是，这些宝贝毕竟是脆弱的水晶石或者是没有防病毒软件的赤裸计算机，经不起“利益集团”、“国家利益”把玩，一玩就邪，两玩就废！
当今世上很难找到民主、人权的正宗货了，基本上是假冒伪劣。这就麻烦了，把中国一些好移植的思想者的买卖给弄砸了。
 家琪在《三十年间有与无》结束处写道：“这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的尴尬命运，也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我们的时代的尴尬。”
 那么剩下来思想者还能做什么呢？
 
 家琪在本书的结尾用了一张耐人寻味的照片：他戴着黑眼镜坐在陈寅恪的墓前，像罗丹地狱之门上的思想者一样蜷曲着身子，看着前方，身后的大石上铭刻着陈寅恪的座右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仿佛听到他的内心独白：
这就是思想者的宿命，或者说是思想者唯有的招数。凭着这，看能否给民主、普世价值等宝贝编写一个防病毒程序，或者像发现纳米材料那样发现新的政治材料，让它们结实一点？或者干脆再去找一找让人类活得更好些的未知的东西。这，就是我不知道我的不知道，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让人热血奔腾而又让心灵滴血的问题……

   写于2009岁末-2010年初参与上海世博工程设计事务的时间隙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