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兄提到的問題頗有現實意義，的確值得深思。  

問題核心在於：一個廣泛、普世的理想（如大同世界）是否必須，是否可能提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路線圖”？

以 《哥達綱領批判》為例，馬克思處身於專制時代，流亡海外、衣食無著，不提出鬥爭、革命的主張也是奇蹟。但他逝世後不久，英國軍事官僚退出政治舞台，給民主議會道路提供了政治條件，這時，恩格斯便認為革命手段有修正的可能。此後，歐洲先進國家也的確走上和平演變道路。該發展說明，具體的“路線圖”往往受時空 條件制約，無論是盲目仿效（革命輸出，或進口革命），或強加推銷（鼓吹顏色革命，或建立阿富汗、伊拉克式的虛假民主廟堂），都不可取。 

錢 穆先生曾經點出，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在於缺少歐洲式的政治“大理論”，但是，歷代的政治制度卻往往體現了很先進的做法（大意。記得他舉過許多例子，譬如漢朝的分權與互相制衡）。除此之外，從商鞅變法的劃時代意義，也可看出中國的政治主張多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絕非泛泛之談。 

當 前中國處於十字路口，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者，解釋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也無法說明中國還剩下什麼社會主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者，面對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缺少社團鬥爭的政治文化背景，因此很難建立歐式的階級政黨，也因此談不上階級利益代表間的議事、談判、妥協、共識、合作。主張迎合“顏色革 命”者，包括“普世價值膜拜”者，則必須考慮到狼外婆更關心的可能是削弱、肢解、遏制中國。 我們當前既缺少雄偉的大理論，也缺少一個明確的路線圖，因而只能隨波逐流。

更加嚴重的是，處於後現代的新新代與新貴，物慾橫流，生活、思想支離破碎，早已成為消費商品的機器，更遑論探討國家、民族前途或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