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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30年前的大学学习

谢盛友


 

谢盛友:30年前的大学学习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一秋天,穗琼1号客轮在海口秀英港起航,轮船里大约一半是从海南岛到广州读书的学生,有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也有到暨南大学的。那张船票是我的朋友谢容照的父亲买的,他当时在海口港务局工作,容照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我们两人在一个二等舱房间。
   
    虚度年华
   
    经过26个小时的航行后,第二天中午,天气炎热,太阳似火,轮船在广州港洲头咀客运码头靠岸。我们有点激动,还没有下船,大家焦虑地站在甲板上,都在翘首寻找自己学校的新生接待站,盼望有老生来引路。我终于找到了:
   
    欢迎到康乐园的学子
   
    中山大学新生接待站
   
    容照也找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接待站,广外的人似乎不多,司机自己断定人到齐了,便启动马达,开车到白云山。与容照告别后,我还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候。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中大接待站那边没有汽车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敞篷卡车,原来是中大的人太多,必须分批运输。我们大包小包上车后,每个人都是站着,扶着自己的行李,汽车徐徐离开码头,往河南(广州人习惯称海珠区为“河南”)的方向开,我们享受罗马教皇般的待遇,站在敞篷车上,领略羊城风光,好不派头。
   
    汽车到达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我以为司机开错路,不过马上往左拐,进入中大的东门,直开,到达新生宿舍,下车。真的是新造的四栋五层楼,我们是入住的第一批人。外语系在五楼,另一边哲学系的新生,楼下是中文系,对楼是经济系和计算机系,邻楼是历史系,斜对面是(多系合住)女生宿舍。
   
    把行李放下后,我们到东区学生食堂接待站报到,那里什么样的标语和口号都有:欢迎未来的文学家(中文系);欢迎未来的经济学家(经济系);欢迎未来的哲学家(哲学系);欢迎未来的地质学家(地质系);……外语系的老师似乎很低调,没有任何标语和口号。
   
    安顿好后,我急得要弄清楚,为什么中山大学叫康乐园。原来,中山大学南校区的校园称康乐园。中大的康乐园和北大的未名湖,并称中国大学自然景观之最美丽者:北有未名湖,南有康乐园。
   
    据中山大学教授张海鸥言:南朝宋元嘉十载(公元433年),文帝逐康乐公谢灵运于广州,旋“诏于广州行弃市刑”(《宋书》《南史》)。公晋室贵胄,大名士,创山水诗。以晋亡入宋,而不合于刘氏,乃流连于浙东旷野明沙、池塘春草之间,终飘零于岭南。今珠江南岸康乐园者,或即康乐公之禁所。
   
    康乐公旧居早已无存,后人甚至无从考证马岗顶的茂林修竹间,是否曾经响起过他优雅的木履声。但他临刑前所作的诗篇却载于史乘:“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这千古遗恨回荡在康园夜色中,与惺亭的无言、黑石屋的神秘、寒柳堂的特立,以及这学府的百年变迁,都积淀为康园文化。
   
    在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同意下,1888年于中国广州创立了一所不隶属于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学,为民国时期13所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一,即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903年5月更名岭南学堂(英文名称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同年,钟荣光在广州河南康乐村购置200亩地,搭起板房作为临时校舍,开始招生上课。后经其不懈努力,在此后数年为岭南学堂筹得120万元,兴建校舍,增添设备,于河南岛(海珠区)康乐村一带建设永久校园。1906年成为中国第一所准许男女同校上课的学校。1907年由晏文士(Dr. Charles K.Edmunds)继任监督,仍由钟荣光协理校务。1912年9月,辛亥革命后,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英文名称则仍用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16年开设文理科大学,1918年首届学士生毕业。
   
    1949年以后,在1952年的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与原国立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主校区迁至原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
   
    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山大学占据了岭南大学的康乐园校区。
   
    康乐园这么一片土地,坐落于珠江之畔、闹市之中,却隔离了城市的喧嚣与聒噪,隔离了社会的复杂和功利,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这里放飞了梦想,让他们的生活在此起航。红砖绿瓦的老房子见证了岁月的流转,在这个充满了文化气息与历史回忆的地方,我却在那里虚度了4年时光。
   
    邓拓认为“古今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不虚度年华。”我则在康乐园虚度光阴、浪费时间、游手好闲整整4年。
   
    不务正业
   
    那年头,教书的是“臭老九”,有些还没有从“牛棚”里出来,但是,德语文学的黄永繁老师刚摘下“右派”帽子,穿着长袍马褂,夏天也戴着帽子,终年不脱。黄老师身体还不错,出国前看望过他老人家,出国后仍有书信来往,他女婿曾在德国读医学,女儿毕业于广外,在德国读日耳曼语言文学。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实话实说,读书的时候不太热衷于参加社团、学生会等,唯一的一次是,学生会举办综合知识竞赛,我被邀请参加外语类的评卷工作。记得最后一天“收工”后,王平(海口人、经济系、学生会学习部长)在东区学生食堂请客吃宵夜。
   
    但是,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郑红(现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是78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海南文昌人,我们星期六晚上在中区露天电影广场卖《红豆》。郑红有一点点腼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门,不用喊人家也听得到:“卖《红豆》,3角5分钱一斤!”卖了的钱交了上去。
   
    我们卖的那期《红豆》是第四期,里面有海南老乡冯淑萍(77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的小说,同期还发表了毛铁、刘浩、骆矩、谷风、田新生、何东平、蔡东士的小说,吴少秋、康庄、晓麟、曼华、流波的诗歌,“钟楼论坛”栏目中则有陈平原、刘之光、林英男、小舟、晓金的论文和杂文,卷首是苏炜、王培楠的《春来红豆发新枝——写在红豆创刊一周年之际》,文末写道:“搁笔之际,只听得珠江涨潮的涛声,隐隐传来。临窗眺望,我们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里,应该采撷更多晶亮结实的红豆,献给扶持帮助我们的老一辈,献给广大热情真诚的读者,让她,在1980年的春风里留下点点殷红……”这篇文字写于1979年12月18日。
   
    但是,天不如人愿,1980年的“春风”吹过不久,《红豆》就和全国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有一天晚修9点钟休息,我在中区图书馆旁边遇到郑红,我们聊天,正好看到中文系的吴宏聪老师。那年代,课间休息时,学校有线广播不停地播放“十首精选歌曲”, 吴宏聪老师听着听着:“有点不象话,全国十亿人,只听十首歌!”吴宏聪教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30多年来,这句话、这15个字,我至今还没有忘记。
   
    根据苏炜的回忆文章,当年有一期《红豆》出了个什么“问题”,上面的“山大王”要求停刊,要求处分作者,结果是吴老师出面,硬是顶住了。后来高校刊物“一刀切”,吴老师也无能为力了。
   
    经历那场运动后,苏炜到了美国,他和苏晓康、孔捷生等办了一份刊物,我则以“华骅”的笔名为他们撰稿。
   
    在中大读书时,几次与郑红一起看望郑心伶老师。我在罗峰中学读书时,郑心伶等许多毕业于华师、广外者在那里任教,是罗峰中学教育回潮最鼎盛的时期。郑红则是文昌中学时心伶老师的学生。郑心伶老师当年是广东鲁迅研究室主任,每次到他家,师母都会做很多菜来招待我们。每次看到郑心伶老师,我都是联想到他在罗峰中学,傍晚时打排球潇洒的姿势,或者修水利劳动时他挑担子的样子,根本没有把他跟鲁迅联系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问:“老师,你研究鲁迅,研究出什么名堂?”老师:“先生说,为什么中国人采取打屁股来惩罚小孩,因为屁股的肉多,容易打。”
   
    倒是1995年在台湾时,有一次跟钱理群交谈,他告诉我,郑心伶的鲁迅研究,建树独特。自古文昌人就是这个毛病,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行笔到此,我们大学外事办主任Andreas Weihe博士(2012年3月7日)带来广州客人,原来是来自母校康乐园中山大学外语学院的老师。王宾教授,这位1967年毕业后在新疆生活了11年的学长,1979年再次考回母校,读戴镏龄、王宗炎培养的硕士班。今天他带领翻译学院现任院长黄国文和党委副书记陈有志,到我们大学来商谈校际合作。
   
    2005年,我们大学校长Godehard Ruppert教授要到西安交大谈合作,他拿着荀子《劝学篇》的一句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让我教他用中文怎么读。我说,荀子那么多话,你非要读这句话,这么难念,我这个海南人都念不出来,你不论怎么念,都带有巴伐利亚口音。
   
    如今,两个母校合作,不务正业的我,积跬步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