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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处境与极右派问题

俞力工


 

 

 

 

             欧洲的处境与极右派问题

                                                                    俞力工

一.       极右派的产生

 

  多年前,曾经有位犹太学者讥讽道“犹太人数千年来早已通过异族通婚丧失了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然而反犹的极右派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大意)。他指的是,当前西方街头频频出现的极右派,看来都有点目露凶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眉骨外凸、而且多喜欢留光头、身着皮夹克、纹身遍布、脚踏大头皮靴...,恍如出自同一父母。

 

  这个文化特征的描述,不能算是过度的夸张,却也的确很难做一合理的社会学解释。有时,我还真是怀疑,是否还有一批人数不多的欧洲人带点尼安德塔人的血统。

 

  80年代中期以前,极右派的确极少在街头出现,原因不外是一般政府多致力于反法西斯教育,社会压力非常强大;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是严格的专政管制。那时,处于边缘地带的低收入、低文化的群体,一旦遇到挫折,时有投靠极左派的倾向。我们这批68年代人士在西方刚好经历了一段“左倾辉煌时代”,也刚好在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社会正义、节制资本、民族共融、多元文化、主权独立、和平共处、支持穷国的观念;而这一切,目前即便不是荡然无存,多提两句便有不合时宜的感觉。

 

  如今,自冷战结束,来自共产、左派阵营的制约力消失后,西方原有的左派阵脚大乱,边缘群体跑到极右阵营的人数日益增加。这也是这次法国选举国族阵线获得18%选票的来由。

 

  其实,一般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15%左右的潜在性极右派人口。这些人惧外、仇外、保守、地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一旦受到“我们第一”、“我们优先”、“外X人滚出去”的号召,便不假思索地披挂上阵,走上街头。至于这批本身即处境岌岌可危的边缘地带人口,认为应当踩在哪一个弱势群体的身上,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这完全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说,那要看这个社会刚好出于什么历史、社会原因,什么时代吸收了什么样的外来族群。该外来的弱势群体可以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可以是外籍劳工和难民,也可以是伊斯兰教徒或佛教徒;或者,也可以像台湾,把箭头指向菲劳、外省人、大陆妹或外籍新娘…;还有,随着反恐战争、反伊斯兰运动的深化,中国大陆反伊斯兰民族的气焰也日益膨胀。这些,都可视为国际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附带创伤”。

 

  就一般情况,欧洲联盟范围内的极右派政党至多能够取得5%的选票,而要想取得15%以上的选票则非常之难。这也就是说,当前法国极右派国族阵线所得到的18%已远远超过潜在极右人口的上限。类似例子也曾在奥地利出现过,即90年代时其自由党曾获得29%的选票,并因此加入了联合政府,也因此受到欧盟的冷落与制裁。

 

  据分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极右派所得的选票会多到让人“跌破眼镜”。一是,执政党的表现实在太差,导致大量抗议群体的出现。这个群体平日对政治并不热衷,而参加投票只是为了抗议,为了“教训”执政党而做出支持极端派的选择(当前极左势力已不存在);二是,执政党本身在迎合极右派或执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策,由是让许多选民认为极右派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者。萨科奇政府,刚好就同时犯了这两个错误,因此输得理所当然。

 

  为避免“放马后炮”之嫌,笔者顺手摘录一段去年发表的评论作为补充: 

“法国涉入阿富汗、伊拉克、巴尔干的程度远不及德国,其原因在于过去是老谋深算、与美国不睦的密特朗与希拉克掌权。如今萨科齐民调很差,此人有犹太血统,又一向拿弱势群体大做文章,煽动民粹主义。如今一头栽在美国怀里,恰好反映他不是个地道的法兰西人。萨科齐投机倒把、私德不佳,结局不会太好。”

二.奥兰德胜选与欧洲的处境

  欧洲国家通过战后的谅解与合作,经济、社会方面成功的整合,顺利调整并克服70年代
的石油危机,欢欣地迎接冷战的结束与和平的到来,于是在90年代之初,信心满满地提
出了“引进统一货币”(欧元)和实施“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主张(即1992.2.7
效的“马城条约”的主要内容)。

  1992.3.8日美国发表“国防文件”,除了要求巩固美国的国际统治地位,防止强大
对手产生,促使北约成为西方阵营安全保障工具(过去只是区域性联防组织)之外,还
明确指出要阻止任何一个区域排斥美国、建立自己的安全政策。

  如今,20年过去了,北约从不曾跨越成员国家的领土一步,发展到四下出击,势力直达
北非、中亚、中东、阿拉伯海。欧盟也早已对建立“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毫无信心,
甚至闭口不谈。欧元更是频频受到美英一方的奚落与打击,该新生事物是否能够维持下
去,目前不得而知。

这次法国社会党胜选,许多人视其为重新迈向社会正义的一线“转机”。该情况让人忆及90年代初克林顿担任总统(93至01年)、尤其是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并提出社会民主的“第三条道路”之后,评论界一时纷纷期盼冷战结束后广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扩大金融市场)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却不料,克林顿自担任总统的第一天开始,国会众、参两院均由保守党把持,因此整个两任期间就让共和党牵着鼻子走。至于布莱尔,当然也就从97年上任首相开始,必须积极配合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反恐”外交路线,致使国库空虚,“第三条道路”也无疾而终。其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欧洲联盟成员一个个地绑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车上,四下进行军事干预行动。另一方面,又得坐视金融投机资本巧立名目,大肆对股市、金融市场进行“剪羊毛式”的定期盘剥,由是使建树了百年之久的社会民主主义严重倒退。

鉴于欧洲大陆文化底蕴的深厚与经济、政治基础的牢固,尚且让盎格鲁萨克森帝国在短短二十年之内搅和得毫无招架之力。如今,奥兰德虽然脱颖而出,其社会党在整个欧盟范围却十分孤立。因此他的胜选是否可视为“转机”的征兆,笔者还相当审慎保留。

201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