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为带团前往新疆，终于有幸重游阔别十年的北京。短暂逗留期间，曾奉12芳龄小女之命，挥汗奔走于中关村电子城诸大楼之间，采购她所指定的游戏光盘。

台、港等地电子城虽早已存在，规模也极为可观，而显然的区别是，北京电子城的售货员年龄非但平均较小，且家家店员都有跨出“势力范围”、在走廊上招揽顾客的倾向。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年轻的售货员不但多主动推荐其优势产品，甚至为迎合顾客的特别需求，灵活到可随时从其他商店调集本身所不销售的商品的程度。不言而喻，为了不错过赚取佣金的机会，他们基本上可以充分利用整个大楼的一切资源。有几次，即便某店员四处张罗他所认为值得推荐的新产品、却不为我所中意，竟毫不改色地表示愿“随时提供服务”。这种“打拚精神”，别说是与十多年前的“官商嘴脸”有天壤之别，其竞争力的无限发挥，就全世界范围也极其少见。 笔者在中西欧生活了近40年，明显发现中、欧两地劳动力素质的不同。大体说来，欧洲的低层服务员的高效率、高产出依凭的是正规教育与专业训练。如果缺少训练机会，则多无同时照顾超过10种以上商品的能力。餐馆亦然，欧洲本地餐馆的菜肴多系定量准备，一旦售完便得打烊；而中国饭店则可灵活调动，上百个菜色难得出现“缺货”的瓶颈。

90年代初，大量东欧小贩突然出现于中西欧街头。有趣的是，远远望去就能发现其“东欧属性”，即小贩兜售的几件商品老实地挂在两条直伸的手臂上，照顾不过来的商品则永远躺在提袋里。这说明，东欧地区的商品经济还是19世纪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因此，做生意还与生活训练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到了非洲，更加容易察觉的是，只要顾客来回作几次加加减减，低报的还价一般多能为小贩所接受。原因无它，大多数摊贩既是文盲，又不懂基本加减法，更羞于表明不具备计算能力...。

对比之下，具有两千多年市场经济传统的中国，自然孕育了遍及全国的商业文化，即便农村人口年幼失学，也多有耳濡目染，学会经商、生产商品、组织繁琐工序的机会。鉴于此，只要政策许可，社会安定，具有优秀素质的巨大劳动力市场没有不获国际资本青睐的道理。如今看到电子城，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却揭示了“神秘中国”的固在神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