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西欧，年过六十的人每当接触到新闻界对西藏的报导，常会不解地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西藏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不能理解，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教科书里都有“西藏为中国的领土”的“教导”。大战结束后，此地教科书对西藏主权的介绍则越来越模糊不清。然不论是强调西藏人要求独立，或是公然指责中国侵略，趋势是，主张西藏在历史上一向独立自主的说法渐成主流。教科书的内容虽非尽是真理，经常进行修改、补充也不足大惊小怪，但像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加任何交代地予以全盘改动，起码在欧洲说来，是不多见的。

针对这问题，此地一朋友曾表示，当日本衰弱的时候，欧洲人认为它是受儒家思想之害；而当其强盛时，又说它是受儒家之惠，总之，欧洲人对东方问题的“看法”经常是如此自相矛盾的。固然，“看法”与“瞎扯”之间并没有一道万丈鸿沟，其内容尽可荒谬，听者也无妨一笑置之。然而，主权毕竟是严肃的国家权益问题，对此，教科书的先后不一致态度，肯定具有某种特殊背景。

二十世纪之初，在列强的侵犯之下，中国已呈奄奄一息、任凭宰割之状。当时任何强权只要是有此野心，便能易如反掌地把西藏吞并。然而，１９０６年的中英条约和１９０７年的英俄条约竟奇迹似地承认西藏属中国所有。个中原因无非是，当时俄国南侵与英国北侵的力量在阿富汗与西藏一线交触，英、俄为防止双方的直接冲突，并保护既得之利益，两方通过谈判设定阿富汗为中立区，西藏则仍属中国所有。其他的帝国对此“缓冲地带”的构想均表满意，因此也相继地以积极态度对中国的宗主权加以承认。这也就是战前各国教科书的有关内容的来由。

至于战后，西方各国为何又逐步地对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置疑，并暗中支持其新闻界和学术界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宣传呢？说穿了，其原因不外乎反共，并且为了达到此目的，不惜歪曲历史和干涉中国的内政。就这点而言，显然是违反了“国家主权不因其政府的意识形态而受限制”原则。

平心而论，即便西藏自元朝以来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如果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里，汉、藏民族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一致达到分离对双方均较有利的结论，汉族是无有任何理由坚持统一的。而如果上述条件并不存在或并不成熟时，冒然地听信外国的煽动，则任何独立活动不但于事无补，反会无谓地增加双方的苦难。达赖喇嘛最近出版的一本以《流亡中的自由》(Freedom on Exile)为题的自传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书中，他以“简朴的和尚”自称，细数他的经历和主张。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印藏问题上避而不谈，而在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却又节外生枝。众所周知，印度自独立以来所继承的除其固有的领土主权之外，还包括英国殖民时代的扩张野心。也就因为如此，它不仅动辄干涉邻国内政，甚至还以实际行动并吞了包括部分西藏地区的他国领土。而毕生为领土主权“抗争”的达赖，竟然对印度的不法行径视若无睹，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实难让其兄弟民族对“独立后的国际环境”感到放心。除此之外，“自传”中有地图一张，其中除了把西藏划出中国版图之外，甚至把新疆、内蒙古以至于东北都一并割离出去。

达赖身为一教宗师，并以宣扬和平手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荣誉，其举手投足本应在有理、有利、有节之间讲究分寸，然在“自传”之中，他不但不设法寻求消弥与中国政府间的矛盾的办法，反倒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不友好意图，无端端地制造新的纠纷。这样做，固然充分地发挥了流亡中的“自由”，而同时，却又显露了和平攻势之后的非和平意图。

１９９２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