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主义观

十九世纪，马克思针对欧洲世界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官僚阶层的集权统治,提出了一个建立崭新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主义蓝图，和进行暴力革命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时的构想并非脱离客观条件，而系以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与暴力政权为背景。

由于受到欧洲思潮的影响，同时代生活在落后、封建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社会改造问题争执不休。较保守者认为俄罗斯仍未步入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首要任务在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待物资条件具备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进者则强调，当务之急在于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首先创造政治条件），而后再着手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资生产。当社会主义人士就此争论求教于马克思时，马克思显然是较同情激进派的观点，认为物资条件落后的俄罗斯似乎可以“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痛苦”，而逐步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

马克思死后，喜欢作弄人的历史一方面让欧美洲走上了民主议会道路，另一方面却让暴力革命不断在物资条件落后的地区发生。结果是，在西方，恩格斯肯定了西方国家进行民主过渡，和平演进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而东方的俄罗斯却一声炮响地建立了共产政权。

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观

从1917年年底的革命成功到1923年疾病缠身，列宁的实际主政时日不足五年。然而他在短短五年之内对经济建设理论所发挥的广度与深度却远非具有建国近五十年经验的中国所能比拟。

建国之初，列宁原认为只要掌握关键企业，再加上西方工人阶级的协助，便可高枕无忧。不及两年，他迅即发现西方革命了无希望，而俄罗斯的关键企业又过于薄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于是便寄希望于发展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办法与资本，对内允许小生产自由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曾给列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扰，西方劳动阶级不但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甚至还听命上级指挥，对俄罗斯的内政进行了军事干预。由于前线将士的粮食供应迫在眉睫，列宁便迫于形势，采取了极其激烈的集体生产、强征粮食、统购统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随着内战的平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却遭到人民的全面抵制并导致1920年至1921年的大饥荒。这时，列宁毅然进行了全面检讨，当机立断地制定了恢复国家生机的“新经济政策”。严格说来，“新经济政策”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翻版於扩大，其主要内容包括：裁军及缩小官僚机构；国家控制关键企业；面向农业需要而发展工业，从而建立工农之间的有机关系；组织国家力量积极发展交通、运输、能源与电气化；吸收外来投资并组织合营企业；租借部分工、矿企业与森林予外资经营；以粮食税取代征粮政策；允许国内贸易自由及工农小企业的私有权；发动国家力量通过经济手段与国内外的资本竞争；通过市场竞争来治疗或排除无能的官僚；协助小生产建立商业合作社（而非生产合作社或劳动合作社）以抵制大资本的盘剥。简而言之，列宁此时已深刻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国家法令、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生产和堵塞商业渠道，是一种“助长官僚主义发展”的“愚蠢”、“有害”、“自杀”行为，尤其是农民政策方面，他主张“任何政策的制定必须与农民的利益”相结合。

如前所述，“新经济政策”虽然仅仅存在了七年之久，却恢复了全国的生机。尽管斯大林于二十年代末期如何歪曲与否定“新经济政策”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但必须提及的是，斯大林突出列宁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过左言论，刻意回避“新经济政策”时代的主张这一手法，长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极左派的思路与作风。当前尤其是在整治农村方面，只消考虑到农村改革前需要有多大的官僚体系来推动集体生产制度，同时这个庞大的无视民间疾苦的寄生团体又是如何地随着乡镇改革继续把持农村的命脉，而至今却没有引起中央的警觉，足质证明中共中央的思路尚未突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范围。

社会主义诉求

1985年笔者在北京参加某一研讨会时，有一次反被记者问及“中国是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笔者即表示“社会主义有点象是人的某一发育阶段，可以给予不同的人为规定标准，比方说，公有制所占比例，相对收入差距，生产资料所有的普及程度，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大小，人民参政的普及性等等，而最重要的，应当是执政当局是否有促成“民治、民有、民享”的远大抱负与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的决心。此次中共十五大会议显然是以公营企业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比（将近80％）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果真如此，笔者必须指出，当前公营企业产值超过国民总产值80％的国家甚多（如北欧国家），而这些国家却至多承认自己是个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国家。鉴于此，当前的混合式经济结构似乎还不足以构成“中国特色”的依据。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垂死挣扎百年之久，此际传统价值崩溃，固有追求目标沦丧，人民颜面扫地。辗转之中，中国人民被迫地选择了一条“甘为国势壮大，不惜一切牺牲”的道路。经过数十年的整军经武，中国终于取得世界三强之一的地位。然而在此基础上，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因应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发挥市场功能而又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如何重建自己的价值观与发展目标，便又迫切地提入核心议程。

中国拥有广大的疆域、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秀的人民，这样一个处境独特的国家要割断固有的文化脐带，在西方文化之后亦步亦趋自是既不可想象又绝非明智之举。不言而喻，中国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是某个经济指数所能概括，而是必须从传统与现代之中，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换句话说，中国当前所需要的不单是一个强势政府，更需要的是一个善于利用权势，努力重建中国文化的政府。

（完）

原载《联合早报》1997.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