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的16大，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权力交接问题。透过这些议论可以看出，面对中共这次可能的"代际交替"，人们的心理非常复杂，既有忧虑，也有期待，但是似乎谁也说不清楚，16大以后的中国在政治上究竟会走向哪里。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在人治传统特别厚重的中国，每当最高统治者进退存亡之际，往往也是整个国家陷入不确定状态的时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案例数不胜数，这样的循环一直延续到毛泽东统治时期。

不过，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并没有发生毛泽东死后那种戏剧性的变化。这表现在：从正面看，他生前推行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停顿下来，而且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反面看，他在世时已经形成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局面，也基本是一仍其旧。

江泽民与邓小平这种代际之间的连续性的形成，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邓所倡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第二，文革后，党外党内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形势使然，邓小平已经不可能象毛泽东那样乾坤独断。因此，在有关战略性决策的争论中，他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党内外、尤其是党内最高层的共识。在中国当时那种环境中，正是以上两个方面，为邓小平路线的延续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依据和组织上的保证。

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人们现在展望16大的有关前景时，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怀疑："邓小平理论"在中共党章里的法定地位，必将再一次获得确认，甚至进一步拔高。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照我看，这就是再一次以全党共识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划定一个界限。因此，短期而言，即便胡锦涛能够在16大顺利地接班，他也不得不戴着邓小平理论的"镣铐""跳舞"！

这当然不是说，16大连一点新"戏"也没有。只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可能是"新戏"不"新"！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16大有什么"新戏"的话，那就只能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三个代表"。

平心而论，"三个代表"并非江泽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种变化为依据的。这两种变化，第一是经济精英的崛起，第二是知识界的分化，即在六四后西化热退潮和西化派瓦解的大背景下，不仅反对派知识分子日趋孤立，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知识界的主流虽然未必都彻底放弃了自由民主的追求，但事实上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在以铁腕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推行市场化改革。这样，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层面上，便形成了一种与80年代迥然不同的画面：如果说，在80年代，知识精英大多是中共的批判者或反抗者，经济精英也往往是批判的知识精英的同路人，那么，到90年代，在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三者之间，则达成了某种合作的默契，甚至结成了某种"统一战线"。

所谓三个代表，实际就是要因势利导，即以中共纲领的形式，将上述这种非正式的"统一战线"，转变、聚合为一个统治集团，一方面借助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力量，从金钱和知识、智慧两方面来强化国家的功能，另一方面，则阻隔、甚至切断知识精英与草民百姓的联系，以更有效地防止有组织、有战略、有策略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发生。因此，借用毛泽东的术语，我们尽可以把"三个代表"的主张，称作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合专政"。

显而易见，"三个代表"在治国理念上延续了邓小平的基本思路，但两者也不尽相同。因为邓小平虽然有勇气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却始终不敢在党性认同上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人"。"三个代表"把这个界限突破了！就此而言，"三个代表"已经不属于马列主义政治思想的范畴，而是属于广义的精英主义。

在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领域里，精英主义或精英治国一类的学说或主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人有，外国也有。"三个代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中共的一党专政、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这三者结合了起来，说得文气一点，就是融"党建"、"专政"、"统战"于一炉，从而为中共锻造出一种用以"正式"开启精英治国道路的新"武器"。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开始摸索"精英治国"的道路。如果16大把"三个代表"正式写入中共的党章，那就标志着，"走精英治国之路"将成为16大以后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当然，即便如此，那也只是中共、特别是中共高层作出的政治选择。可以预料的是，这种选择恐怕很难获得工农群众的支持。此外，它也必将遭遇来自中共内部的原教旨主义和来自知识界的自由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三种力量和思潮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