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事件虽然在五四前夕引起了一番震动，但其余威毕竟有限，并没有象某些人所担心或所企盼的那样，搅了五四八十周年的大局。今年北京为纪念五四，不仅照例铺排了各种盛大的场面，而且还刻意标定了一个与马列意识形态不甚相干的主题——“爱国主义”！因为按照胡锦涛在其五四讲话中的说法，五四精神的“核心”，正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五四的“爱国主义”，简单地说，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显然是一种充满对抗性、即对外对内均以对抗方式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多年来，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伴随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核大国之一的中国，已经从鸦片战争以来曾长期笼罩着中国的外患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与此相应，中国人原先那种五四式的对抗性爱国激情正在一天天消退，日渐沉淀为一种遥远的历史性记忆，因而类似的爱国风潮也不可能在中国再度发生了。
或许正是基于对中国内外形势和民心民情的这麽一种过分乐观的估计，当五月八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的飞弹击中，大批中国青年学生迅即涌向街头，掀起铺天盖地的反美浪潮时，许多人都惊诧不已！作家郑义甚至惊呼，北约的这颗“时光炸弹”，一下子就把中国“炸回到几十年前反帝反美的时代”！这话显然未免失之夸张，不过也无须否认，这一波风潮虽然既没有明确地提出“内惩国贼”之类的口号，更没有放一把火烧了当代的“赵家楼”，但从其矛头所向和声势气焰来看，却也仿佛是八十年前那场反帝爱国运动穿透了历史的时空，重新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激起了一次强有力的回声！也因之，它不仅震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而且对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些一向受西方支持、因而不免有“国贼”嫌疑的派别和个人，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据说，连朱熔基亦因在不久前曾经给美国人“消气”和“送大礼”，即在世贸谈判中对美承诺作重大让步而备受指责，日子很不好过。海外一些比较敏感的民运人士，似乎已由此觉察出民心向背之间所发生的若干深刻变化，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沮丧和气愤之余，竟然不惜一改以往一贯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姿态，公开地嘲笑、谩骂、甚至诅咒起“人民”和国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了。而国内和海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难免感到有点困惑和尴尬。他们发现，原来自己苦心孤诣倡导多年的那些来自西方的价值和观念，在汹涌的爱国主义浪潮面前，竟然显得是那麽苍白无力，连他们自己也面临着陷于孤立的危险！上海自由派学者许纪霖最近便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六四以後，有个朋友当时气愤地说，假如八国联军再来，我就为他们带路！如今假如还有人这样说，大概要被人打死。”然而，最感失望的大概还是美国人，因为最近二十年来，他们一直扮演着中国民主派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最真诚的朋友和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角色，他们借此在中国知识界精心地培育了一种相当广泛和相当浓厚的亲美风气；而现在，这一切似乎已毁于一旦（弹）！正如前美国驻尼伯尔大使、现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每天都和中国学生在一起的张之香女士最近以其切身经历令人信服地指出的：“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已经失去信心，现在的美国可以是老师，也是敌人，但绝对不是他们的朋友”！——这对于过分自信的美国人来说，是多麽令人难以置信、多麽不可思议呀？！因此，尽管有何汉礼这样知名的美国汉学家一再提醒，应当从此事件吸取教训，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从美国的官方发言人到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竭力把这场反美、反北约的抗议浪潮归咎于中国政府的煽动和导演，似乎中国那麽多青年学子自己根本就不会发怒，更不可能对美国人发怒！
如所周知，爱国主义根本不同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它不是凭借国家权力的强制营造，而是基于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天然的爱恋之情。诚然，这种朴素的爱国感情，通常只是以离散的状态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人民之中，那当然还不成其为“主义”。从历史上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社会风潮，往往都是当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或盛衰荣辱的转折关头，由于人们对国家利益及其价值的优先地位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因而才从千万民众爱国热情的激荡和聚合中迸发出来。如果没有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广泛而深刻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社会风潮的爱国主义，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如果回顾一下九十年代以来中美之间的风风雨雨，当不难发现，此次反美浪潮的爆发，其实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而言之，从银河号事件开始，中经台海危机，直到今年五月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恰好对应着中国知识界以至普通民众中的反美情绪不断增长、逐步激化的三个阶段。耐人寻味的是，这近十年来，恰好也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和世界各大国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以为本国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准备的时期。在此一时期，尽管中国大陆对外奉行邓小平所谓韬光养诲、不出头和不搞对抗的方针，但是鉴于自身人均占有资源的极端贫乏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它在发展战略上也不得不从原先的面向内陆，逐步走上“挺进海洋、走向世界”的道路。为此，尽快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促进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以便使中国在国际舞和世界市场上能够扮演与自己的幅员、人口、历史和不断增长的国力相称的角色，也就成为中国走向下一个世纪之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时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格局又是什麽样的呢？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中曾这样写道：“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可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控制和排斥，已经对中国的发展构成现实的阻力或障碍。然而，这还是几年前的情况！经过最近几年的试验和调整，美国的新世纪全球战略的轮廓，经科索沃一战已相当清晰地显露出来，其要点包括：立足于北约和美日两大军事集团，通过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以确保美国对整个世界的主宰地位。很明显，在美国的这一战略蓝图中，中国大陆处于被排斥、被遏制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看得更为清楚，因为通过强化美日安保条约和与澳大利亚签订国防合作协定，以及维持与台湾的准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实际上已经对中国大陆摆出了一种军事围堵的态势！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中美之间这种潜在的战略对峙和中国自身的相对劣势地位，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军、政、学各界精英和海外中国学者中的部分有识之士，便已逐步形成了十分清醒的共识。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和炒作，不过是这种共识和与之相应的忧患意识的市场化、泛化和痞子化而已！
因此，在分析中国大陆最近这场反美浪潮爆发的起因时，尽管我们不必排除中国官方在其间的因势利导和推波助澜，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就否认，这场群众性的大规模反美、反北约的浪潮，实质上是大陆社会、特别是其精英阶层在九十年代围绕中美关系而积郁起来的忧患意识的一次总爆发！在这种意义上，这波风潮确实继承了五四的爱国主义传统。然而不幸的是，如上所说，大陆精英阶层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忧患意识，在当局鼓励和商业大潮的刺激下，已被过分放大，甚至被庸俗化、痞子化了。其结果是，一方面使这种忧患意识得以向大众层面渗透和扩展，但另一方面，也为後来这场反美风潮中的各种过激行为和非理性的火爆场面，铺垫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可以预料，中美之间的各种摩擦和纠纷，今後不但仍将继续下去；而且将因中国使馆被炸和反美浪潮的发生而更趋频繁和激烈。由于两国间的利益之争常常与以人权为核心内容的道义之争交织在一起，未来中美之间将不断发生的摩擦或纠纷，看来也很可能象九十年代已有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中国知识界内部的裂痕，以至最终在中国知识界造成一次新的分化！
事实上，自从六四悲剧发生、中美关系从八十年代的“密月期”逐渐转入战略摩擦阶段以後，中国知识界已经围绕中美关系问题而发生了不小的分歧。只不过，最初的反美派人士，在意识形态上超不出“老左派”的范畴，他们“反美”反的是“和平演变”；他们热衷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主要是基于主政者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所谓的爱国和反美，在整个“后六四时期”，都是与仍然沉浸在六四悲情中的多数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但是，九二年以後的情况显然与此不同了。第一，由于东欧巨变和前苏联解体，这时中国已经从美国原先的反苏战略伙伴，变成了美国的主要对手、甚至潜在的头号敌人。九十年代中期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的呼喊在西方世界雀声四起，正反映了中美之间战略关系的这种根本性变化。第二，面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飞速成长，国内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并参诸东欧和俄国变革的经验教训，扬弃了八十年代在知识界占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改革观。站在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基于对国内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认同或基本认同，他们开始从原先专注于以人权、自由和民主等为诉求的急速政治变革，一变而为更多地著眼于渐进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转型过程中尽可能小的代价和风险，以及与中国的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国际环境。这两个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观察、感受和评价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视角。于是，旨在维护本国正当权益和持续发展的爱国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及其客观依据，似乎也一下子暴露在他们面前！国内多数知识分子从此不仅在政治上与反对派人士（即所谓民运人士）及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渐行渐远，而且越来越失却了原先对後者的同情和道义支持。这当然不只是因为政治高压的存在，更不是因为後者对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坚持，而是因为除了彼此有渐进与激进的分歧而外，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往往还以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经验淡化、甚至排斥国际关系中更为基本的因素——超党派、超阶级、甚至超族群的国家利益，并把前者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过分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眼里，似乎中美之间的一切摩擦、纠纷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以人权为核心的道义之争，而美国则不仅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典范，而且简直就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化身。因此，不论中美之间发生了什麽样的冲突，他们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即以人权、自由或民主的名义为美国作辩护。他们当中的某些代表性人物，不唯对在国际关系领域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不感兴趣，甚至不惜追随英美右派，公然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无论如何，这都难免给人以“亲美”的印象，且在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爱国主义的对立面了！的确，在九十年代，“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与激进民主派之间的一道分水岭。然而，由于後者毕竟数量微小，这还不足以造成知识界大规模的分化。问题是，包括西化派在内，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本来不一定是偏袒美国的亲美派，然而每当中美关系出现紧张，他们往往也会受到来自爱国主义的冲击。就以眼前的事实为例。九八年，自由主义好不容易在大陆思想界刚刚浮出了水面，但是好景不常，今年五月的反美声浪一起，他们立刻陷入了爱国者们的重重包围之中。有人说，他们栽就栽在“天有不测风云”：北约不早不晚，偏偏在五月八日、也就是正当五四的“爱国主义”在知识分子们的心头被“重温”得差不多最热的时候，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于是“恨屋及乌”，许多中国人由于愤恨美国和北约，索性连带着对那帮据说跟美国人“穿一条裤子”、甚至有“卖国”嫌疑的“反对派”，以及可能也同样具有亲美、亲西方色彩的自由派人士，也越发不待见了。
看来，使馆被炸事件有如一副催化剂，已然在这个世纪末加速蔚成了中国知识界的爱国主义的风气。风气者，如梁启超所说，“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本来，爱国不一定非要反美，而且就是“反美”，也还有反什麽、怎麽反的区别，但是这种“几比宗教”的风气一旦形成并弥漫开来，这些必要的界限是很容易被混淆起来的。这就不免教人有点担心，因为既然我们可以肯定，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纠纷今後仍将不断地发生，那末，爱国主义的风气是否也将随之而愈演愈烈，以至最终偏滑到邪路上去呢？就是说，浓烈的爱国主义风气会不会把人们的爱国感情对外引向盲目的对抗，使之演变为仇外、排外、以至拒绝一切外来经验和价值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风气又会不会流为狭隘的、愚忠式的爱国主义，使之沦为主政者借以在人权问题上为自己护短遮羞和对自由民主的呼声实行“群众专政”式压制的工具？
观诸此次反美浪潮中一些过激的场景和知识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论，以及最近知识内部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据说，北京知识界已经出现以“是否反美”相互划界的苗头！），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诚然，直到目前为止，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政府由以制定其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主张对外维护本国正当权益的爱国主义，在今天也仍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但是，如果爱国的风气终于酿成了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流为狭隘、愚忠式的爱国主义，那也是极为可悲和可怕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示我们，为了避免以上两种偏向，在认知上有必要把西方国家的外交与内政，即将其推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与其制度、体制和文化中所蕴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经验区分开。在第一个领域，对中美之间潜在的战略对峙和可能发生的对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忧患意识，是必要的、可贵的。然而也不可忘记，真正能够在国际争端中维护本国正当权益的，既不是国人一时的义愤和感情的喧泄——尽管这难以完全避免——，也不是冒险盲动和蛮干，而是本国的实力和本国在国际社会所赢得的信赖和支持。这就不能不涉及第二个领域。须知，五四所揭橥的启蒙主题——“民主”和“科学”，本该是中国人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绝不应以中美之间或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而改变。如果说，当初因为有列强欺凌，日寇侵华，在整个民族都不得不结成“血肉长城”以抵御外侮的情势下，所谓启蒙让位于救亡或“救亡压倒启蒙”是出于不得已，那末对内而言，今天若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主义传统，就须把爱国主义引向对五四启蒙主题的开掘和落实，其中当然应该包括以科学精神使中国社会“脱魅”即理性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国在走向繁荣和富强的同时，在人权、自由、民主和科学诸方面亦逐步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之林。我想，这也正是今年五四前后发生的法轮功事件和反美浪潮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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