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海外许多中国人一样，最初听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以下简称为《活着》），是在它获得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之际。从有关报道中得知，影片记录了河南上蔡文楼村一个“艾滋病”农户－－马胜义一家的真实生活状况，制片兼导演是武汉的独立制片人陈维军先生。从那时起，我就很想找来看看。一来由于自己出国时“爱滋”对于中国来说还不成“问题”，至少不算什么“大问题”；二来虽然过去也读过一些有关中国艾滋病的报道，但这些报道只限于文字，难得感性印象，加之有不少报道的政治批判色彩太浓，可信度难免要“打折扣”，所以，我对艾滋病在中国造成的人间悲剧，几近一无所知。遗憾的是，我所在这个居民区，中国人屈指可数，一般情况下，电视网也不会播放这类影片。直到不久前赴纽约开会，临走时，多维何老板送我一片《活着》的光碟（DVD）－－这是他们与陈维军先生一起，为以义卖方式来捐助中国爱滋患者而特意制作的－－,我才有机会观看这部影片。

影片所记录的马胜义一家五口从2001年夏至到2002年春节的故事，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了，这里不必赘述。不过老实说，开头，我对影片的题目－－《好死不如赖活着》颇不以为然，觉得不大“对味儿”，似乎有点“痞子”文学的色彩。我没有想到，影片开头那一幕－－马妻雷妹躺在蚊帐里翻滚着一声大叫“娘啊－－！”，竟突然使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寒彻骨髓的悲凉和震颤！那是绝望，也是挣扎，生死边界上的挣扎！但她为什么要那样拼命挣扎呢？她想活，而且活的欲望空前强烈！因为她留恋这个世界，怀念自己当初结婚前后的“红火”。何况，她还有丈夫和孩子这些割不断、舍不下的爱，还有难以了断的愿望：把她的二女儿马荣，尤其是她那个不满周岁的儿子马占槽的艾滋病治好。由此我才似有所悟：原来陈维军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并不只是“苟且”或“偷生”之意，其中还饱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即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刻体验－－这恐怕才是陈维军的匠心所在。

其实要说绝望，有几个患癌症或艾滋病的人不绝望呢？就拿雷妹的丈夫、35岁的马胜义来说吧，他的绝望就一点也不比他妻子的轻。因为他身上携带的艾滋病毒随时都可能发作，就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头顶上，指不定哪天就会落下来。他说他这辈子没希望了。可不是？他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样，原来也想要个儿子，后来儿子是有了，可是儿子跟他的二姐马荣一样，先天就从母体那里“继承”了艾滋病毒。作为一个农民，他还有什么指望的？他不交农业税，甚至连多几亩、少几亩地都不在乎了。然而他不仅顽强地活着，还不断督促和鼓励家里唯一一个没有感染爱滋病毒的大女儿马宁宁好好学习；宁宁的考试成绩好，他感到安慰，甚至不无自豪。过年了，他没有忘记呼唤雷妹的亡灵归来；贴对联，放鞭炮，还给孩子们包饺子，买新衣服；他甚至还筹划着再婚呢！只有孩子们不识愁滋味，自然也不晓得“绝望”。秋天到了，艳阳高照，农家小院里金黄的玉米堆，便成了他们姐弟三人嬉戏的“游乐场”。春节来临，他们同样也要把自己打扮一番，高兴地唱啊跳啊，使得平日里一片绝望苟且气氛的农舍，立刻洋溢出一股勃勃生气！可见，中国农村爱滋患者及其家庭之“身苦”与“心苦”，自是其苦无比，但哪怕是这样一些极其不幸的人，他们不仅都想活下去，而且只要活一天，他们仍然有他们自己的爱，自己的欢乐和自己的祈愿。一句话，在马胜义一家“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活表象下，也潜藏着生命的普遍价值。

我以为，所有这些，都是陈维军格外深刻地感受到，并通过影片鲜明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马胜义一家人之“身苦”和“心苦”满怀悲悯之情，却没有流露出丝毫居高临下的“救世情结”。他不顾旅途劳顿和许多人为干扰，坚持对马家人的关注和采访，显然也不止怀着一种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更怀抱着对生命价值的极度尊重和对生命的爱惜。佛家讲慈悲。在汉语中，“慈”指长者、强者对幼者、弱者的爱护扶助之情；“悲”即发自内心的深切伤痛。佛家所说的“慈”或“慈悲”有三种，即众生慈、法缘慈和无缘慈。“众生”主要指父母、妻子、亲属等；“法缘慈”只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慈悲”之所予已不再论关系的亲疏，也不再计较善恶的差别了－－这与基督教所说“爱你的敌人”相通。但“众生慈”和“法缘慈”毕竟有所缘，“无缘慈”则超越一切“法相”和“众生相”，是“慈悲”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一般人或可偶然一时得之，我们也许还不宜以这种境界来称许《活着》所体现的慈悲。但我以为，视其为几近于“法缘慈”，虽不中亦不远吧？所以，尽管陈维军在采访马胜义一家的过程中，几次遭受河南上蔡县公安人员的无理刁难、训斥甚至扣压，而且他也知道，马胜义一家的悲剧与地方干部和马氏夫妇自己的愚昧等等有关，但是他在影片中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政治的、文化的或“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把马家的悲惨境遇和他们一家对生命的留恋、对生活的热爱展示给你看。这就使得《活着》不仅超越了政治宣传的范畴，其所体现的深刻而强烈的生命价值意识，也远非一般“苦戏”可比。照我理解，这是因为在他心目中，生命本身的价值高于政治，也高于通常所说的文化。这大概恰是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也是它的珍贵的艺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