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读了《傅雷之死》，心情有些沉痛，为傅雷夫妇，也为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一代年轻人。湘君常常会想，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重演吗？对这个问题，湘君没有乐观的答案，因为始终忘不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时，湘君还在湘西北某中学上高二，是班级的班长。有一天晚上晚自习时，班上两个同学回宿舍拿东西，推开宿舍门，就见一个黑影从宿舍中间两排背靠背的床上钻到宿舍的另一边去了。两人急忙跟过去，打开灯，看到有张床上躺着一个人，碰巧两人中间有一人认识那人，知道是高三某班的赵某某，就叫了一声：“赵某某，你在这里干什么？”，话音未落，那人跳起来拔腿就跑掉了。两人觉得奇怪，在宿舍里查看了一下，发现很多同学的箱子被撬开了，这才知道赵某是在偷东西。两人回到教室把情况报告给同学们，大家急忙回宿舍查点，有好几个同学丢了钱。于是我们派两个人去教务处报告，其他人都到高三宿舍去找赵某。

赵某知道事情不好，躲在宿舍不肯出来，他的同学也护着他，就是不给我们开门。情急之下，班上一位在校田径队推铅球的哥们，硬是把门上面的铁条掰弯后，派个人钻进去才把门打开，把赵某带到了我们教室。

我们让赵某站在讲台边，开始审问他。这时，教务处的一位副主任也来了，站在教室门外给我们支招，让我们先吓唬赵某说如果他不承认就送他去公安局，若不奏效，就给他点厉害看看。这赵某还挺倔，不论怎样吓唬，就是一声不吭，我们也渐渐失去了耐性，拳，脚，扫把开始时不时地往他身上招呼。这小子还真硬气，无论我们怎么办，他就是不吭气，于是我们跟他打车轮战，先让几位同学去睡觉，等一会儿再来接替我们。我们跟他耗了几个小时，接替的同学来了后，湘君自己也挺不住，也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已快到早自习时间了，急急忙忙赶到教室，看到换班的几个同学还在那儿，而赵某已被捆了起来，跪在讲台上，脖子上还挂着一双破皮鞋。早自习时间快到了，那几个同学就把赵某带到宿舍去了，因为有点事情，湘君没跟去。等到早自习结束时，到宿舍去看时，发现宿舍门窗紧闭，从里面传来赵某阵阵惨叫声，原来那几位哥们在里面修理赵某。敲了一会门，没人搭理，也没怎么在意，便去吃早饭了。

吃完早饭，赵某已被学校带走了，而学校教务处的孙主任把湘君叫到她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让人终身难忘的谈话。她很严肃地指出，我们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我们私设刑堂，严刑逼供，已经触犯了法律，如果受害人起诉的话，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还有，即使是小偷，那也是人，也有人最基本的尊严，我们让他跪讲台，挂破鞋，是亵渎人的尊严，与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所做所为毫无区别。孙主任批评完之后，让回去好好想想。

其实已经用不着想了，她的话已经让湘君当时就惊出一身冷汗，虽说从头到尾，自己始终都没有动过赵某一个指头，但作为班长，这一切都是在自己的带领下做的，若要负法律责任，湘君首当其冲，罪责难逃。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谁能保证好人就不会犯罪？怀着负疚的心情，到教务处办公室外面，从窗子里看了看赵某，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桌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被折腾了整整一夜，又挨了打，一定累了，只是看不出他有没有受伤，伤得重不重。

当天下午，赵某的父亲就来了，按照我们提供的被盗清单赔了钱，然后带着赵某回了家。不知是因为心地醇厚还是因为不懂法，他没有去告我们，要不，湘君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到美国坐在这里写这篇东西了。

后来回想那个晚上的情形，才意识到那天当我们抓到赵某后，同学们都是那么激动，脸上泛着红光，争先恐后地加入清算赵某的行列，也才意识到当我们读着伤痕文学，谴责红卫兵那一代人缺乏人性时，我们自己身上的人性也实在并不比他们多多少。

也许，直到现在，还会有许多人认为抓住小偷就是要狠狠地揍一顿，理由无非是因为小偷是坏人。而在当代中国，坏人的定义是经常变动的，按照坏人就该打的逻辑，文革时傅雷夫妇是坏人，他们该打该被辱，所以他们自杀了。前不久，按照某些警察的逻辑，没有暂住证的盲流也是坏人，也该打，所以孙志刚还有其他一些人被打死了。今后还有些什么人会被当作坏人被打被辱甚至被至于死地呢？法轮功学员？基督徒？湘君实在不得而知。

但湘君知道的只有一点，如果中国人不学会对每一个个人尊严最基本的尊重以及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最起码的尊重，那么文革的幽灵将会永远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二00三年九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