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数学实际上多是趣味逻辑，说不上是误人子弟，起码也是诱入歧途。最经典的问题起来就问：树上有十只苹果，伸手摘掉一只，还剩几只，答曰，九加一得十，十减一得九，还剩九只，不会错的。在基本上肯定你的智能之后──其实是建立一种预定的模式之后，接著来的问题听起来几乎是原封不动的重复：树上有十只麻雀，开枪打掉一只，还剩几只，答曰，九加一得十，十减一得九，还剩九只，则绝对引人大笑。

　　这里，数学确是未变，逻辑也可以说没变，甚至树枝也没有变化，为什么十减一得九就一定要变？因为题目中的对象变了。我要是平行地重复如下，你还是没准要出错：树上有十只鸟笼，每只笼里有一只麻雀，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答曰，九加一得十，十减一得九，还剩九只，数学还是没错，但我问的不是还剩几只活的，所以答案又错了不是。

　　所以不是对象是死是活的问题，因为树上的苹果也多数还是活的──起码在入尊口之前──而是对象的死活加自由度的问题。关键在于苹果熟了你不去摘它，它也会自己落下来，地球表面的重力场使然，要不然牛先生会发现万有引力？可要是你开了枪，那九只活鸟还稳定团结丝纹不动──不是雷打不动，兴许雷打还真有不动的，而是开枪不动，那么那百分之九十的余鸟就都是我们足以信赖的、党教育出来的基本群众。

　　除非那百分之百的鸟都是笼中物。怎么讲？死了也棒打不散，只因为没有活的出路。

　　林中鸟则不同也。我们这儿附近有一棵大树，倒也不是最大最高的那种，树形也绝非团团帷盖，但不是梧桐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有凤来仪，那树上的确是处处栖鸟良杞，不论什么时候你从树下走过，那树香鸟语，赋你一腔生意。可你若试着大喊一通，扰动他们的平静生活，不见兽走，必有鸟散，不必惊弓，鸟自有灵。

　　你看见什么──一哄而散。你打翻了鸟对停在原枝的期望值，就别想指望他们呆在那里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当然你可以批判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可要是批完了净剩些无产阶级呆滞化，百鸟咋舌，一花半放，打从树下过的人会以为树上还有活的？

　　所以我要说，一哄而散或一惊而散，是一种活力尺度的象征，要连尔散的基本反应都失却，不行之尸，不走之肉，就是我们民族的白骨裸露的脊梁？我以为那比万马齐喑更可怜万分。

　　对，我说的是鸟雀，是平淡无奇的安知鸿鸪的小雀，没有集体意志的散装构架。他们的集体主义大概仅能从偶然地十只同步地栖于一枝而显现，从每天日暮返回同一棵息树而重复，从日复一日的枝重一枝的鸟雀之噪而逸远，我们凭什么对鸟有超越其类的苛求。

　　伟大的集体主义，集体意志，可能从杰克·伦敦的野声中，从暮夜狼群的大规模行动中窥见，更可以从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身上找到。他们的以及我们的鸿鸪之志，曾经造就惊世的伟大创举，却都归于最后虚弱的一哄而散。

　　甚至于不哄而散。为了集体，为了集体主义，或更确实一些是为了集体形象，我们哀叹着民族的凝聚，呼吁着英雄的速出，苦盼着沉龙的复翔，为一只理想的集体，我们生活得好生痛苦。我也很钦佩愚公，移山那么宏大的事业他也不迨艰辛率领子孙，子子孙孙地前仆后继，有人，比如智叟，就要问，你这样重大的付出，值吗？我以为价值不在天平的金银，而在人心的追求。精卫填海，比之愚公，又更是一粟于大海，人，或人类，不应该比那微弱的小鸟有更坚毅的意志？

　　移山是神仙最终的周全，填海却是那些未显得集体意志的荷兰人的现实，为改善己身的生存环境，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么点精神，除非是你的现实生存环境容不得你的最低限度的生存。

　　趣味数学终于到了不甚趣味的地步，什么是你的最低限度的生存？马克思先生克思了一辈子也没作出精确的数字计算。十九世纪的欧洲无产阶级到底是在这么一条限度的上方还是下方，十九世纪亚洲的中国大众到底是在这么一条限度的上方还是下方，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以至中国福建人，到底是在这么一条限度的上方还是下方？

　　什么应该是我们民族的集体形象，此世纪甚或下世纪？我以为问得太玄太渺，我们只需要问问：容与不容，哄或不哄？由此就有我们散装或集装的民族形象。要说或要标榜一个容字，就不要哄，不要开枪，不要刑求；稍有不容，对你对我，实质即哄，不论你或我有没有合法的护照或身份……

　　歌曰：　　哄而不散，鸟兽不如。　　散而无哄，人心已孺。　　山高水长，无衣有梧。　　天远地久，望散□孤。

　　这就是我的《尔散》之赋。

　　    <<万维读者周刊>> 第46期 (00/0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