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砂暴，零零元年荡地翻腾。April，Snow，清明时节行人断魂。

　　狂飙何必从天降，风砂为我扫墓来──弥漫塞内的飞沙朦雾中，风尘仆仆地，走来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迦．斯诺的未亡人。迢迢遥遥，来探望那与身骨俱存的余念，冥冥耿耿，问候他寄予厚望的人民和国度：她，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们又是如何对待亡友的旧亲？

　　不知道时间会不会缩短敌人间的距离，又不知道空间会不会增加朋友间的隔阂，但是有一点似乎是近乎清明的清楚明白：凡是与我们的敌人亲近的就不再是我们的朋友。观其行，我们要派便衣看她去扫谁的坟，听其言，我们要差侦探随她去上谁的门。谁也别想在任何伪装下钻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子。

　　斯诺夫人扫了她所要扫，未见她所要见。四月天中，她来了，她又走了。青青草畔，她给她的先夫诉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想，起码值此一行，她和先生交换了他们前后数次中国之行的看法，她，作为继行者，看到了一个和他看到的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个完全不同的红星。

　　国没有更，星没有坠，不同在哪里？在于一个“延安”，一个“西安”。斯诺先生当年在延安见到的那个清新向上的中国，连同它的方向与道路，被伟大精神的主人于进城的途中，留在了延安。可惜斯诺先生没有足够的生命延展以覆盖他所衷心的伟大事件的全过程，他那生动感人的笔，只能把中国文化指导下的奋斗创业的前一半，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西方世界。那后一半，离了那简朴的窑洞，离了那澄黄的小米，即使是天安门城楼的豪宴，万众欢呼的耀显，到了出世入神的顶头，也不足以描述出其中实情的一星半点。可能，新世纪的四月雪期，会以另一双眼，从原本的角度，把这个完整的故事写全。

　　历史，不是纸上的故事，不是心情的突变，它是实实的过程。不与它同行，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它的内涵；即使与它同行，你也不一定能见到它的全面。

　　哲人于千年的古史中读出二字：吃人，实际是吃人与人吃的缩写。我没有那样的夸张的缩凝，于雄文数卷中，只看到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敌人、朋友。开篇宗义，一句挑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就这么精辟的问题，一直到伟人之薨，还没有最后拿定。不是说他没看准，而是底下的紧跟高举之辈从来未得实魅。我也闹不清谁该是谁，但更不清楚的，乃是谁是“我们”，“我们”是谁？刘关张加诸葛？再加赵云黄盖糜夫人及阿斗？还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我再找找，读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基本上就有点门路了：那两只军队还不是“我们”，只是我们所领导的，算是外围群众组织吧，再往核心走走，共产党也是属于“我们的”，还不是具有所有权的主体，那我们到底有多大，从哪划断，只有天知地知他知她知了。天知是因为首与天斗，地知是因为其乐无穷，可怜只剩下与人奋斗的对象们，竟一个个都自以为荣光为“我们”的一员。直到乐极生悲的文化大革命，动用了十亿人，(又因为是“十亿人口，不斗行吗？”)有谁个知道到底哪一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到底谁个要倒，谁个要保，那还不得临时让主席或主席夫人用私人照妖镜照上一下才见分晓。

　　君不见，十次路线斗争，百番敌我交锋，敌人是越斗越见多，多得堵入了自己的司令部；朋友是越格越见少，少到万里征程之外远来一位，调头无情又东去。只有我们的已故的朋友，叶落错归了根，欲去无由，怕是永远算一个。可惜这一位不去的，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土产的中国人民的洋朋友。

　　西方人对东方的哲学哲理，大概永远只能是皮毛般的理解与领会。我们系上的一位先生曾经跟我谈过打鱼的经验，其间颇有嘉兴地提到“得鱼忘筌”的译文。我说，诚然，但那不是渔人的生活经验，那是公子哥儿青蜓点水的感受，是“一次性处理”的故步自封。筌，除了捕鱼，还有什么用途？得鱼之余，放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览？请入军事博物馆供奉？哪至于呀！既然鱼是你所欲，你得到了，熊掌是你所欲，你也得到了，历史就已经终结了。那么，那些筌们还留著不嫌寒碜？

　　你看这筌，不就是竹子编成的一个容器吗？竹子不就是土生土长的东西，洋货不易到手，这土产能值什么？怎么？叫我分一块鱼翅也与这竹筌，共享胜利果实？这呆头呆脑的家伙它也配？它不就是工具，而人的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使用工具吗？

　　所以大家现在清楚的是，“延安”和“西安”的区别，不是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而是一个羡鱼的，正在“思援鱼筌而兜之”，而另一个是得鱼的，鱼已在案待烹之。两家其实是一家，争来夺去为的就是那条鱼。为了那条鱼，这个竹器得好生看护，不然鱼是个空话。但是且不论是谁得了鱼，这竹器换了神器到手，这竹器的命运也就到了头。

　　这是中国人又用了几乎半个世纪才学懂的一点辨证，对，是这个“辨”，不是用言的辩证，而是用刀的辨证。刀尖指向的，是血的辨证，是 DNA的辨证。辨什么，不再辨敌人、朋友，让我们先辨清人民在哪儿，辨辨人民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凉拌小菜。为什么用得着的时候，人民的儿子可以为我抗起枪上战场，用不着的时候也可以替我作作枪靶子，是不是因为枪杆子总不能吃素；为什么农民只配为我推动小车送军粮，而不能有足够温饱的隔夜粮，是不是因为他们太自私太狭隘，不能让他们须臾脱离党的金光大道；为什么工人一会儿是革命的主体，一会儿又成了下岗的对象，是不是因为要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来锻炼纯粹的阶级；为什么知识分子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上街游行，在解放区就只有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是不是因为他们只能配列入“改造加利用”的另册。当然，他们也是人民，但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或者说人民是他们的一部分，他们中间坚持听“我们的”话的那一部分。谁让他们既不是“我们”，也不是鱼呢？

　　现在大家更清楚的，是那几十年的牺牲：无非是被荣选作为“朋友”，披挂起来，去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我们的朋友，或者打击或者被我们的敌人打击，只要“我们”不同时打击所有的敌人，留他一些暂作朋友，最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想来想去，连(国家)主席都是敌人，连付统帅都是朋友──对，先是朋友后是死敌，你就知道“我们”的历史范畴和它真正的定义了。

　　逝去的──逝去的历史，逝去的人，你们带去太多的不平与不明。吹来的──吹来的砂暴，吹来的人，你们看到太多的背叛与伪善。分隔这逝去的与吹来的，只是薄薄的一坯黄土。而这黄土，原本也是口外吹来的中亚大地的风砂。历史，就是这样在这黄色文化的故乡一层层的沉淀，一岁岁的湮没，一代代的辨证，一朝朝的分合。

　　是鱼是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让坟头的壤，让烹锅的腥，把自身的故事，抛随砂暴，融进四月雪，散入浩如烟海的京城的人群之中……

　　长哭当歌，让我把这短短夹沙的清明祭文，无歌而终：终于死寂，终于狂砂……

    <<万维读者周刊>> 第31期 (00/04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