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巾帼左将

　　我们 H系虽小，是是非非却不少。文化革命中固然是雷电交加，浪涛滚滚，文革前的十多年中也并非风平浪静。当然整个学校和 H系的一动一静常离不开全国的大气候，但某些个人的因素也不能等闲视之，而我系的一员巾帼左将更非等闲之辈。

　　北平解放前夕，我后来的同班同学程训华已经是地下“民青”的成员，一解放便转为青年团员。大学一年级时，她和洪怀安以及另一个叫做王峰的团总支书记，三个人同时在学生党支部大会上，被表决通过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显得十分鹤立鸡群，令所有参加大会旁听的青年团员们称羡不已。

　　在那年代里，多数“要求进步”的青年大学生们，在政治上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标，理所当然的是最终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名。我自己在开始若干年内也不例外。程训华在学生时期就被指定为我们这个班的党小组组长，她毕业后留校，在系党支部当上了系党支部的兼职副书记，后来成立系总支时她任兼职总支副书记。

　　她是个肤色黧黑的“小精豆”，圆脸配上闪烁着冷光的双眼和一对薄唇，无时不显露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神情，难怪同学们送她一个不雅之号—“老阴天”。她在与别人进行单独谈话时，总爱凑近对方，而且把卷曲着的右手掌放在唇边，活像现代流行歌手演唱时端着麦克风那样，而且还常略带点“气声”说话。她那卷成筒状的手掌起着类似“消音器”的作用，以使声波定向发送而不漫射，多少有点神秘感。与其说她这种古怪习惯和她的身份、职务有关，不如说是与她的“阶级斗争”观念极强密切相关，因早已习惯成自然，不一定都是在谈论班级同学间的“新动向”，或者某一同学的什么“问题”时，才这样做。

　　五十年代那时侯，“靠拢组织”和“组织纪律性强”，是被吸收入党的首要条件，若加上“斗争性强”，则更会倍加受到赏识。程训华所具备的后面这一点，正是系党支部正书记袁博增所比较欠缺的。袁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而且和我同一宿舍整整住了四年，功课好，为人平和正派，不是那种张牙舞爪式的人物，所以在班上威信较高。他也较早入了党，毕业留校任系支部专职书记。与那个兼人好胜的“巾帼左将”共事，袁博增这个须眉虽不至于事事言听计从，也难免常要谦让三分。

　　程训华在支部里分工管组织，发展新党员，她的意见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十年代中期，党在系教师中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处于“最底层”的教职员。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这类人必然最具潜在的革命性，干革命跟党走也就必然最为坚决。具体的对象无非就是两个原来的教学辅助人员。

　　这两个教辅之中，有一个叫做金士昂，他出身“卑微”，其家父曾当过旧中国的警察，但不幸壮年早逝，遗下的妻儿后来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金士昂解放后定家庭成分时属于“城市贫民”。倘若其父不死，按照阶级分析，金士昂起码应会落得个旧警察家庭出身；又倘若其父是个警长，很可能会落得个反动家庭出身呢。童年时期的贫困遭遇，赋予了金士昂一种希望摆脱卑微社会地位、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解放前他只进过一个短期技术培训班，之后被当时的系主任申知韵聘到大学里当他个人的科研辅助工，协助申教授搞试验。

　　由于申教授的悉心培养和金个人的勤奋好学，补修了外语和主要大学课程，解放后被破格改聘为助教。他依靠自己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使他后来在八十年代和我同时晋升为教授，成为颇受同行称道的少数自学成才者。不过，他和申知韵这样一位留洋教授，在禀性和气质上都属于非一族类。倘若世风平顺，虽不同心，也并非完全不能协力，更不一定要闹到后来恩断义绝不可。

　　金士昂当年在程训华等的“定向培养”下，积极要求入党。其时正赶上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对旧社会过来的，尤其是受过西方教育、具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洗脑”，清除他们脑袋里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种种疑虑和“二心”。在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普遍把学术问题加以拔高，当做政治问题来批判。申教授在系里理所当然首当其冲。因金士昂多年跟随申知韵，深知其底细，便被程训华等动员出来揭发申的问题，着令他与申“划清界线”，“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有突出表现，以“争取火线入党”。

　　由于地位悬殊和处世方式反差太大，金在为申的多年效劳中，很难说完全没有过某些“委屈”感受。加上解放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被压迫者”翻身做主人，于是金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会成为与资产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一员，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大会上无情地揭发申搞科研的目的，“表面上似乎很客观，实际上是企图否定苏联先进科学的理论”。另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揭发”是，有一次申的上小学的小儿子在家里大声唱《东方红》，遭到了申的制止。申知韵在全系批判会上有口难辩。谁知道申教授是在读书写字时制止孩子嘈闹，还是别有政治坏心？总之，申知韵万万没想到，他多年苦心栽培的唯一助手，居然在他倍受屈辱的场合中，毫不手软地反戈一击，不禁使他感到伤心备至。运动过后，他在与金的一次私下谈话中痛切地说：“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象桌子上这只破杯子一样，不可能再粘合到一起了！”。倘若不是心若芒刺，他是不会说出这种肠断肝裂的话语的。

　　话题转到七十年代末，当我即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前夕，金士昂以教研室主任的口吻向我话别，他有一句话竟使我心中为之一震：“到美国后好好干，我们将来定要超过申知韵！”。我暗忖，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中间大家还共同遭了一场十年浩劫，结怨竟然还如此之深！不管怎么说，申知韵好歹还是我们的老师，师生之谊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极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我从美国回来后便转到现在这所Ｓ大学任教。几年匆匆过去，我的一个研究生答辩时，由于和金的研究领域相似，我决定邀请金士昂来主持答辩会。闲暇之余，我请他到我家里来叙叙旧。我对他说了一番话，可谓是出以拳拳之忱，直言不讳。我说：“老金，我们可算是同事几十年了，我今有一言相劝。我总觉得你和申先生的关系，只能修好，不能再恶化。文革以后不是提倡反思吗？当年你和他的关系破裂，我认为主要责任应当在组织上，那时候执行的是一条‘左’的路线，你当时正在积极要求入党，所以你无法不听从程训华的话”我接着说，“但凭心而论，不能说你一点责任也没有。太远的不说，比如，你在文革中的一次批判会上说，解放前夕申在美国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时，也把你的名字署了上去，你说这是他对你个人的‘拉拢腐蚀’。这种说法落到谁的头上，谁也接受不了”。我尽量避免用“忘恩负义”一类，虽丝毫不冤枉他但太严厉的词语。我又说：“据我所知，当年的唐院长还问过申知韵，为什么要把一个辅助人员的名字署上去时，申还为你辩解说，那研究是你帮他一起完成的，而且你贡献了不少力气。我认为申几十年前能这样做，是现在不少封建意识浓厚的年长科学家教授仍不具备的品德”。他听后沉默不语。我知道，他虽不能完全否认我所说的事实，但他想讲而未讲的可能是，申的为人心胸过于狭窄，这话他以前也说过。诚然，人无完人。但如果要求一个人豁达大度，以至无边，在运动中任人凌辱，尊严丧尽，还要承认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么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过去的一切不尊重人格的政策、风气、行为，岂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么？社会哪里还有什么公平、平等、正义可言了呢？难道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这样的吗？倘若要我当一个这样的所谓“先进分子”，我倒有充分的自知之明，我确实“相形见拙”，自愧弗如。

　　我当年的毕业留校，只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是我的外语基础好，而当时的国策正是“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那时学校急切需要培养一批俄语翻译，尤其是口译人才。当时也大量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但是像我这样的归侨学生，只凭“海外关系”一条，在政治上就很难符合内部规定，我个人当时也根本不存有这种奢望。不过，我被安排去学习俄语之后充当上苏联教授的翻译，已经算是很信任我了。若桦因为和我确立了恋爱的关系，也一起被留校任职。后来我们时常回想起毕业时得以留在北京的母校，真是一件毕生中最为幸运的大事。因为当我们的阅历渐丰之后，我们才知道，倘若当初被分配到乡下基层，像我这样的性格，怎么能忍受得了那些“土皇帝”的摄威擅势，难道不会遭遇种种更大的人间不幸吗？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既是专家翻译，又是系主任申教授的助手，帮他做些科研和准备一门新课。

　　申知韵，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回国的留美博士，以治学严谨著称，在国内学界享有崇高声望。因为他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所以尽管程训华和金士昂等人把他视为迟早要被取代的资产阶级教授，在五十年代中期一度喊得很响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学校领导还是把他安排在系主任的位子上，并且让他招收研究生。不过到了五八年“打破资产阶级权威”的时侯，他的一个研究生毅然造了他的反，提出退学要求，以免“受资产阶级毒害”和背上“做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的恶名。这无异是对申知韵的人格的蛮横挑战。申知韵是一个含而不露的人，谁知道他那时候心里怎么想，总之他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是“合则来，不合则去”。我相信到后来移势异的时候，那位当年造反的研究生一定会很感后悔。

　　苏联教授来校后，我的工作异常繁重。毕业后，我这个经过不到一年俄语培训的翻译，便要担负起一个一年为期的全国讲习班的口译和笔译任务。那时从全国来的学员有上百位教师，其中还有些是知名教授。我还是努力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以至几十年过去，遇到两鬓花白某些“前学员”时，他们还客气地称呼我“老师”。那时，协助我搞笔译的有三个毕业留校生，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速成培训就上马的。说实话，那几十万字的翻译任务本身就是相当艰巨的。何况，我每隔几天就要到友谊宾馆整齐向专家索要一段手写的讲稿，用打字机清楚地打出来才能交给三个人去笔译，然后收回来一句一字地修改译稿。这使我投入的时间也许还不少于如果全部由我一人翻译所需的时间，起码在头半年是如此。但我仍然充分发挥工作效率，从不抱怨、耽搁，及时完成各个环节，保证了讲习班的高质量顺利进展。

　　三个人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叫梁孔藩，是个“老烟枪”，从某研究所的辅助人员中按阶级路线保送来大学就读的。他来之前连外文字母也识不了几个，让他当翻译也确实太难为他了。可他负有特殊使命，是程训华特意指派来当组长，管辖我们这个小组的。他来后不久，便不断地出歪点子。一天，他竟提出要我给他们三个人另外开个“俄语补习班”，使我吃了一惊。我说：“我的俄语也不是科班出身，哪有这个水平呢？我曾向你们提出过，我平时给你们改正笔译稿时，把一些感觉译得不当之处收集起来，定期和大家一起分析讨论，也许对大家更有好处，而且现实可行。工作初期肯定会有困难，随着语文熟练，慢慢会顺手的”。他可是存心要发难，说道：“你的俄语水平比我们高，但对我们不关心！你晚间为什么不到办公室来和加班，辅导我们嘛”。我想，他是故意在挑动另外两个人和我闹对立，如果听凭他摆弄，一切都会事倍功半。我竭力克制自己，继续解释说：“系里给我的另一工作是协助申先生备新课，而我只有晚上的这点时间做啊！再说，白天我忙于应付专家的各种口译工作，甚至包括他个人在友谊宾馆的生活等杂事都得我去关照，你们的译稿的修改我常常是在家开夜车才完成的”。

　　梁孔藩面有愠色。我知道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不其然，过几天，程训华把我找去“谈话”。她劈头盖脑地训了我一顿，批评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严重的个人考虑，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对我的所谓批评，其中还加进了不关心申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把“不关心同志”的帽子居然扩大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方面，简直是令我感到啼笑皆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上纲”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更是欺人太甚。我当时不可能认识到她这是将一把所谓“集体主义”的利剑悬在我的头上，只是觉得无比委屈，但仍极力抑制自己的气愤，申辩说，系里只是安排我当专家翻译和协助申教授开新课和做科研，并没有要我协助申带研究生，何况我根本还没有那种资格和水平。但是为什么不看到以下这样的事实:我按照申先生的意图花了半年时间，精心设计和施工，安装了那时在全国还是第一套的一流专用实验设备，现在那套设备正好给了研究生使用，甚至苏联教授还曾当着研究生的面赞扬说有这么完善的设备是太幸福了；还有，我自己收集、积累了数年的外国文献资料卡片都全部借给研究生使用，这些本来不是我份内非做不可的事情，我都做了，算不算也是出於对同志的关心呢？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程训华虽无言以对，却仍强词夺理地说；“你这人有很大潜力，但不全部发挥出来，你是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我感到她的强词夺理、飞扬拔扈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子，早已不像是和我同窗四年的老同学，她从来就不曾把自己同我们摆在一个层次。

　　我的天性不是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从不喜欢苟合取容，而是要求在承担的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风格。本来对于专家讲习班，大家在共同目标上根本没有分歧，即便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可以商量解决。可是某些自诩为“党的化身”的人，他们要求于人的首先并非真正搞好工作，衡量一个人的功过也不是看他的业绩，而是要人对他们伏首贴耳，惟命是从，随时随地确认其所拥有的“绝对领导权”的合法性。这正是我不为他们所容的关键所在。

　　他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入党要求，总是使用虚词诡说，加以敷衍，非愚则诬，其目的不外乎是整治压服。那年，我和申知韵陪同苏联教授到了Ｚ省Ｃ江，正赶上阴历十八大潮，我们的座船不幸撞上桥墩，船头开裂，差点沉没，在最紧急时刻我扑向坐在船头甲板上的苏联教授，才使其幸免于落入汹涌河水之中而遭灭顶之灾。可是回校后，随行的梁孔藩等人始终闭口不谈此事，相反却对我寻暇伺隙，甚至连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也拿出来小题大作。这使我清楚地领悟到，他们是在把“党门”变成了“佛门”，只要谁想入此门，就得承认和忍受各种“诫律”。他们所要培养的只是对他们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而实际上可能是些口是心非的两面“君子”。我逐渐明白，每一个人都必须放进一个他们特制的“模子”里，等到出模时几乎是千人一面的样子，任何属於个性的东西都得泯灭无存。这种抽掉了个性的“人”只能是一种绝对驯服的机器人，它的功能是按他们设定的“程序”来驱动的。我心里的烦恼郁气，只有当我回到家里时，才能找到发泄的机会。我摔坏了不少东西，使若桦心中充满痛苦。她劝我多作忍耐，和那些人搞好关系，但她那时并不明白，这是一系列内涵深刻的矛盾，不是我个人能够予以调和的。

　　我在协助申教授的两三年里，恪守师生之谊，尽心尽力，除完成工作之外还充当了他和苏联教授之间的友谊桥梁。派来的苏联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与另外某些缺少真才实学而又趾高气扬的苏联专家不同，他很具人情味，和我们相当融合。我永远记得，五八年他和我们在北京站月台上互相拥抱，眼眶里饱含惜别的眼泪登上回国的列车。

　　出乎我们的意外，申教授，这位留美归来的学人，和他的夫人蓝碧玉，大概是为了表示他们对我和他共事之谊，在元旦那天邀请我和若桦到附近唯一的一家西餐馆共进午餐。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想到，这种充满“洋式味道”的社交方式在这个“新社会”里会引起什么反响。果不其然，这个“新动向”变成了不胫而走的新闻。后来，传到我耳朵里的是，程训华等人说申知韵看中了辛北，拉扯得很紧，还请吃饭呢。我们感到有点不妙，初次领略到人言之可畏。幸得这种“洋式”的社交生活不再出现第二次。

　　上面这些事都是发生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一度响澈云霄的五六、五七年前后。那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这洋洋盈耳声中，却仍有一些唯我独革式的人物，他们唯恐在这场团结一致之中会降尊临卑，仍然视己为鲜花，而视他人为莠草。而一旦阶级斗争的狂风又起时，他们就更加放肆无忌了。难怪在一九五七年春季共产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时，多数群众所提的意见集中在“党群关系”上，实质上就是“平等待人”和“尊重人”的问题。

　　在我众多的同学和朋友之中，不乏追求“革命”的人，其中也不乏真诚纯洁的人，他们与人为善，待人平等，志高行洁，体现了人的善良。但也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受到斯大林所说的一句“名言”的迷醉：“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充满诗意的说法是，一个人光荣入党的时刻就是他的“第二生命”的开始。这似是指因“澈悟”而进入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倘说“阶级觉悟”有了“质”的升华，首先意识到比一般人对社会的责任更加重大了，那并无错误。但不善自律者却会沾沾自喜地以为他可以从此凌驾于一般同窗或同事之上了。在组织内时时议论和汇报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和“落后面”，已成惯常之事。

　　繁重工作和巨大精神压力，使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是以那位巾帼左将为代表的一群人对我的折磨还在后头。